改革开放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工作，以及良好的英语基础，为杨继良接触西方管理会计提供了机会。他的管理会计研究也开始“走出国门”。1985—1988年，杨继良到加州（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以管理会计为研究课题。1991年，他60岁那年，开始在阿拉斯加州立大学读书，并于1993年初得到硕士学位。1993—2003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学会计系任教，并于1996年起讲授“中国会计”（China Accounting）课程。

      1980年前后，杨继良第一次读到美国的《管理会计》，感觉其中所讲的方法和自己之前二十多年的实际工作中所接触到的中国企业的成本管理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

     “正确的做法大同小异，他们的有些做法和我们的做法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有些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但那些不同的地方不一定代表着他们的做法优于我们的做法，或者我们的做法优于他们的。各国的情况不一样，所以对同一事物的做法会不完全一样。比如预算制度，或者说计划制度就同时具备相似和相异之处。”

     西方的管理会计有专门讲“营业预算”（operating budget）的。营业预算就是从测定销售多少产量开始，然后确定这些产量需要多少原材料、人工，分别编制出人工预算、材料预算，接着编制出成本预算，最后编制出利润预算。其实中国以前一向也有这么一个编制预算的制度，但是我们的名字叫作“生产技术财务计划”。

      尽管我国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不太一样，是先编产量计划，根据产量计划确定销售计划，然后要确定材料、人工成本，最后是利润计划，但杨继良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并没有原则上的区别。之所以会存在“美国的第一本账是销售的账，我们的第一本账是生产的账”这样的区别，是由特定历史时期两国不同的市场环境决定的。实际上，美国人也不是完全都是按照销售的账来确定生产的账，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也不完全是按照生产的账来确定销售的账的。

     再比如说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在用的“内部核算、内部利润核算”。“美国所讲的责任会计，跟我们搞的‘内部核算’，实际上是一回事，只不过它用不同的名字来叫。美国的这个做法来自实践，我们的做法，也是从实践中间来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相反的情况，就是我国的做法和西方的做法，很多人以为这两者是相同的，或者相类似的，但实际上是并不相同的。“比如标准成本。最初我就认为‘标准成本’和我们所用的‘计划成本’好像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衡量实际成本是否节约的准绳。但实际上美国那时候的标准成本法，至少在管理会计中提到的标准成本法，不完全是这么回事，要比这个做法前进一大步。实际上标准成本法是一种成本计算方法，是分步法、分批法之外的一种成本计算方法。”

     杨继良意识到管理会计引入中国之后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在西方曾经被吹捧为科学方法的东西，当西方已经认识到不适用时，我们可能还在追捧那个已经过时的方法。用回归分析把成本区分为固定成本和变动成本的“成本性态分析”，就是一个实例。

     “美国著名的管理会计专家卡普兰（Kaplan）写的《高级管理会计》教材，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中还提到这种方法，而在90年代后期出的第三版中，则不再提这种方法了。这说明美国最著名的管理会计专家也逐渐认识到，这个方法在成本性态分析上的应用，并不可行。”

     类似的例子还有“零基预算”和“人力资源会计”。零基预算就是不考虑往年的情况，而是假定今年的开支为“零”，从实际出发编制明年的预算。杨继良是中国第一个介绍零基预算的学者。但他了解到这个方法其实在美国并没有实行多久。而“人才资源会计”在美国也曾经流行一时。美国3M公司曾经实验过这个制度，实验了一年，行不通，不做了。美国的教材中也随之删去了这个制度的内容。

     “《管理会计》是一门不断在发展的学问。在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人会认识到过去做得不适用的地方，然后就会改变。我们如果不能及时跟上，就会犯他们曾经犯过的错误。”

     另外，杨继良认为，西方管理会计和我们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成本管理，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管理会计的终极目标是盈利。“打开他们的教材，首先要讲的‘中短期决策’，就是怎么样利用会计资料对它的短期经营做出决策，使利润最大化。接着是‘长期决策’。这种以利润为终极目标的体系，在我们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能获得外国资料时，给我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们长期处在计划经济下面的企业，未必都以营利为目的。”

     对于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由卡普兰提出的两个管理会计领域的新方法——作业成本法和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BSC），以及卡普兰在提出平衡计分卡的同时提出的“标杆管理（benchmarking）”，杨继良认为，这些方法其实有很多在我国的企业已经有实践，而且他们的做法未必就比我们先进。

     “在提出作业成本法之前，美国企业对制造费用的分配，有一个基本的做法，叫正常完全成本计算法（normal absorption costing），就是对每一单位的某个产品，摊多少制造费用，在一年里面是不变的，到年底的时候算一下，摊出的制造费用和年底算出来的实际制造费用的总额有多大差额，把这个差额调整一下就得了。这样算出的成本很粗糙。在用了作业成本法以后，算出来的成本就比较精确了。”

      而中国会计制度规定，制造费用必须是每月按照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计算的。按照这种方法算出来的成本，本身是比较精确的，如果不考虑研发成本，和用作业成本法计算出来的成本差别并不像美国企业那么大。这或许也是作业成本法在中国始终没有得到广泛推广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平衡记分卡，杨继良感觉，其实和中国从鞍山钢铁公司的班级核算，到大冶钢厂实行的百分制竞赛，以及后来首都钢铁公司的“包、保、核”是相类似的，也就是说，这些考核不完全是用利润指标、用货币来考核的。

（本文节选自《桑榆琐记》，岳旭琴根据“会计口述历史”项目组对杨继良先生的采访速记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