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国际主流政策制定专家，世界银行前副行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聚焦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矛盾六大社会痛点。
2.探寻当下社会广泛存在的失望、焦虑情绪的根源，解构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环境问题等如何导致了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
3.基于国际经济机构的多年工作经验，结合前往世界各地探访经历和大量专业研究成果，勾勒出适应21世纪的新社会契约的蓝图。
3.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推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陈凤英倾情作序；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拉加德、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韦阿拉、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麻省理工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等多领域知名人士高度评价。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个人从一出生由谁来抚养，接受怎样的教育，长大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生病时接受怎样的医疗服务，老年之后由谁照顾，这看似主观的人生选择背后，实则是维系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社会契约在起作用，它定义了社会的组织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生活境况和机会结构。
如今，越来越多人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失望。在国内层面，这体现为普遍的生育焦虑、学区房之殇、“躺平”与“内卷”之争、医患关系的紧张，以及老龄少子化困境；在国际层面，这体现为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化遇冷、国际纷争迭起、女性社会角色和种族主义的文化斗争等。
《新社会契约》这本书可谓应时之作，伦敦政治经济学学院校长米努什·沙菲克依据在国际经济机构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专业研究成果，依次从育儿、教育、医疗、就业、养老、代际冲突这六大民生问题切入，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的失望情绪是源于技术变革、人口压力、女性角色的转变、环境问题等所导致的传统社会契约的失灵。在她看来，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是一个契机，让人们更直观地意识到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一个更加慷慨、更具包容性的新社会契约势在必行。

推荐序  V
前言   IX

第1章  什么是社会契约
期望与社会契约  004
社会契约之于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  010
是什么瓦解了社会契约？技术
和女性角色的转变  018
社会契约面临的新压力：老龄化、
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  023
社会契约将何去何从  026

第二章 儿童
人尽其才的经济  031
家庭 VS. 国家与市场  034
发达经济体的育儿方式  037
发展中国家的育儿方式  038
育儿方式与女性就业  039
育儿方式对儿童的影响  042
未来的家庭模式  045

第三章 教育
是什么让教育如此重要？  050
解决问题的能力与灵活性  053
最重要的是早几年  058
终身学习  062
应该由谁支付？  066
一个更加公平的教育制度  071

第四章 健康
界定全民医疗保健服务的最低保障水平  074
应当如何提供医疗保健服务？  075
医疗支出普遍在增长  079
医疗保健服务应如何分配？ 083
更加数字化的医疗未来  089
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平衡点位于何处？  092

第五章 工作
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  101
更加灵活的工作对劳动者意味着什么？  105
未来的工作将有何变化？  107
社会契约应当如何变革？  111
设定收入底线  113
为灵活就业者提供保障  118
帮助劳动者调整适应  122

第六章 养老
老龄化和变化的劳动力市场  128
改革养老金制度的挑战  131
延迟退休  133
将所有人纳入养老金体系  136
分摊风险与灵活退休  139
由谁来照顾老人？  142
在21世纪老去  144
死亡的尊严  147
养老费用支付问题  149

第七章 代际问题
生活水平：代与代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155
国家债务：留给下一代的“遗产”  157
环境“遗产”  159
定义代际可持续性  163
弥补环境损失  167
通往新的代际社会契约  170

第八章 一份新的社会契约
我们对彼此负有更多的义务  175
提高生产力  179
重新思考财政政策：我们如何为  
新社会契约提供资金？  181
面向企业建立新社会契约  189
新社会契约的政治性  195
迈向21世纪的新社会契约  200

致谢  203
注释  205
图表来源 263

米努什·沙菲克（Minouche Shafik），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校长，横跨学界和公共政策领域的经济学家。曾任职于世界银行长达15年，是世界银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行长。2008—2011年担任英国国际发展部常务秘书，2011—2014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2014—2017年担任英国央行副行长，于2017年开始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长。此外，她还曾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她于2015年获得了大英帝国司令勋章。

“万物分崩离析；中心难以维系……一准是某种启示已近在眼前……”
叶芝写下这首诗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阴霾刚刚散去， 又正值 1918—1919 年大流感肆虐，他怀孕的妻子因为感染上流感而卧床不起。2016 年，“万物分崩离析”这句诗被引用得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频繁。1 当变革似乎势不可当之时，人们从这首诗中捕捉到了某种不祥之感。近些年，2008 年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动荡余波未停，世界政治分歧日益加剧，环保抗议此起彼伏，新冠肺炎疫情大肆流行。大动荡时期，社会或将面临彻底重组，而重组结果则取决于现有制度、当权者及主流思想。2
近年来，我看到很多设想、制度和规范逐渐崩塌，而正是这些设想、制度和规范塑造了我们所处的世界。我曾用 25 年时间致力于国际发展工作，亲眼见证“让贫困成为历史”（making poverty history）运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善。人们的生活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然而，世界上仍有不少地区的人们感到失望，这在政治、媒体和大众话语中都有所体现。日渐加剧 的愤怒和焦虑情绪与人们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的无力感不无关联。我很长时间以来从事研究的战后国际合作体系，也随着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逐渐失去支持。
2020 年开始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切格外凸显。那些工作不稳定、没有医疗保障的人所面临的风险显露无遗。从事 “基本工种”的人往往薪资最低，但没有他们，社会就无法运转， 我们对彼此的依赖也随之显现。没有银行家、律师，我们仍然可以生存，但我们不能没有食品杂货商、护士和安保人员。通过这场疫情，我们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密不可分的，不光是为了生存，还为了履行社会责任。
危机亦是新机。有些危机能带来好的决策，让社会变得更好， 比如为了应对大萧条而出台的罗斯福“新政”以及二战后建立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有些危机则会播下新问题的种子，比如一战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应对不力引发了民粹主义反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影响仍有待观察，最终它能否带来社会的进步要 取决于现有理念和最终的政治抉择。3  经过大量阅读、倾听、思考和交流，我发现社会契约（即支配我们如何在社会中共同生活 的一套政策和规范）这一理念有助于理解和定义应对当前挑战的可替代性解决方案。
目前，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以下简称“伦敦政经”）任校长。多年来，那些塑造了世界各地社会契约思想的理念中，很多都是出自这里。关于经济与社会关系的思考由来已久， 费边社及伦敦政经的创始人比阿特丽斯·韦伯和西德尼·韦伯是这方面的先驱。比阿特丽斯花费数年在伦敦最贫穷地区搜集数据，亲眼见证了贫困的影响。作为 1909 年皇家济贫法委员会成员，她撰写了一份持不同意见的少数派报告，驳斥了英国严苛的 济贫院制度和不成体系的穷人保障项目。在该报告中，她认为英国应采取一种新社会契约：“保障所有性别和阶层的人都能过上 合乎国民最低标准的文明生活，具体而言，年轻人能获取足够的 营养、接受培训，体格健全的人能领取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工资， 生病的人能得到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人或老年人能维持一种基 本的、稳定的生活。”4100 多年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愿望。
威廉·贝弗里奇（1919—1937 年担任伦敦政经校长）著有一篇影响力巨大的报告（即 1942 年发布的《贝弗里奇报告》），其中反映了比阿特丽斯的观点。贝弗里奇在报告中提出把英国建设成现代福利国家，并设计了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以及涵盖最低收入、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一套综合体系。《贝弗里奇报告》具有革命性意义，对英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进行了彻底重组。为了了解这一重组状况，人们不惜排长队购买，以至其发行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份政府文件。报告中的大多数建议在克莱门特·艾德礼担任首相期间得到实施。艾德礼曾任教于伦敦政经，他之所以能够当选首相，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支持《贝弗里奇报告》。尽管韦伯夫妇和贝弗里奇研究的对象是英国，但其观点对整个欧洲、大部分后殖民世界，特别是印度、巴基斯坦、东亚、非洲和中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5
在接下来一次的社会大重组中，伦敦政经依旧居于核心地位。当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刚从维也纳移居英国不久，是伦敦政经的教授，他于 1944 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后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哈耶克认为，贝弗里奇所提倡的干预型政府会将社会拉向极权主义道路。他所强调的个人自由和市场效率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打下了基础。1950 年，哈耶克离开伦敦政经到芝加哥大学任教。在那里，他专注研究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其观点影响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并为之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的政治哲学以及他们对个人主义与自由市场的重视，都要归功于哈耶克。6 哈耶克在中东欧也极具影响力，其著作被推动苏联解体的异见人士奉为圭臬。
随后出现的“第三条道路”试图定义一种新的方案，以替代费边派的政府干预主义和哈耶克的放任型市场自由主义。1998 年，随着安东尼·吉登斯（1997—2003 年担任伦敦政经校长）的《第三条道路》出版，伦敦政经兴起许多主张利用市场手段实现平等主义目的的理念。7 这些观点得到世界各地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的支持，包括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德国前总理格哈德·施罗德以及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等等。但在 2008 年经济大衰退后，人们对“第三条道路”的支持冰消瓦解。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世界各地的中间派领导人逐渐被民粹主义者取代，“第三条道路”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因而，我们需要探求一种新模式。技术和人口的深刻变化挑战着旧有的社会结构。气候危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经济重创揭示了，我们现有的社会契约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灵。本书试图厘清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尝试对适应 21 世纪的社会契约提出新的见解。
本书提出的社会契约并非蓝本，但我希望它能够促进讨论，为指引未来政策的发展方向做出一定的贡献。本书覆盖范围广泛，涉及问题繁多，试图从全球性视角探讨各类问题，有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所述的观点存在例外情况。本书大量引用经同行评议的期刊中的学术研究，并应用元分析统计 法对有时多达数百条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大多数专业资料的出 处已注明。我非常重视实证研究、专业知识以及严格缜密的辩论， 还就文献中不同国家针对社会成员对彼此应尽的义务问题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这些判断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我个人的家庭情况、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之上，并受到社会和国家的影响。我对经济学的兴趣源于我对社会中机会结构的求知欲望。小时候，我常去埃及的村庄探望生活在那里的表亲，总能看到一些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但她们无法接受教育，只能在田间辛苦劳作，对于自己将来会嫁给谁、生育几个孩子几乎没有选择。我拥有她们没有的机会，这看起来有非常大的随机性并且很不公平—我原本可能会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她们原本也可能轻易地成为像我这样的人。20 世纪 60 年代，我家的大部分土地和财产被埃及政府收归国有，我们移民到美国，也就是我父亲求学的地方，我所面临的机会由此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我的父亲拥有化学博士学位，对他而言，学习知识是通往成 功的唯一道路。“别人可以拿走你的一切，除了知识。”这是他经常重复的格言。当时的美国南部地区正处于废除学校种族隔离所带来的动荡与紧张局面中，面向我们的教育机会参差不齐。为了与不同种族的学生一起就读，我已记不清曾被校车送到过多少所学校。有的学校拥有优秀的师资，有的学校的头等目标就是生存。每到周末，我母亲就会带我去当地的图书馆，它们是我的救星。我是好几家图书馆的会员，因为每家图书馆都有借书上限，这样 我每周就可以借尽可能多的书，然后窝在家里的沙发上一读就是很长时间，从书本中探索世界。
在攀登上教育质量的阶梯之后，对机会结构的求知欲引领我从业于经济学和发展领域，我曾先后在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 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英国央行任职。我喜欢大学，在大 学里工作了 18 年，但我大部分的职业生涯还是与政策制定有关。特别之处可能是，我的工作足迹遍布众多国家—从世界上最贫 穷的国家，如南苏丹和孟加拉国，到最富有的国家，如英国或欧 元区国家。我还与许多政界人士共事过—在英国，我担任过工 党政府以及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的常务秘书；在世界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与来自不同政治派别的数百名政治家共事。这种作为政策学习者和政策从业者的视角将贯穿本书。
基于 25 年来在各大国际经济机构的工作经历，我认识到在不同国家间分享经验大有裨益。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 特别是在某些问题上具有个性，比如社会契约中个人与集体的平 衡问题。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更注重个人自由；亚洲的一些国家倾 向于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偏好之上；欧洲国家则处于两者中间， 试图在个人自由和集体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每一种共性背后都 存在许多例外，它们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我们 没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有的是一系列选择和权衡，它们具有不同 成本与效益，并折射出多种价值判断。
除了具有全球视角并聚焦解决方案，我还尝试让本书更加贴近个人。对我而言，社会契约的条款内容不是某种专属于技术官僚和政策专家的抽象活动。有关教育体制的组织方式、医疗保健服务的资金来源，或者人们失业后的处境等政策选择，对每一个人都意义重大。正是它们让我与那些埃及农村女孩的生活截然不同。因此，本书围绕我们大多数人都会经历的人生阶段展开—育儿、教育、生病、求职和养老。我希望这种视角能让这些重要问题通俗易懂，并且能鼓励我们所有人对这些重大事项形成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