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劳动安全保障不完全、企业经济负担重的双重难题，要求政府不能只强调工伤预防管制所带来职业工作环境改善的社会安全效益，而忽视企业经济发展。本研究遵循从社会管制经济学理论中探索“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作用机理—在现实中寻求“共赢”管制理论存在的可能性—以中国工伤预防管制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为了实现“共赢”的工伤预防管制而深化改革的逻辑思路，并紧紧围绕理论与实证两大核心层面展开研究。（1）理论层面。基于风险工资理论、贝克尔理论、“波特假说”理论。首先，从社会管制经济学发展脉络的视角出发，追寻政府进行工伤预防管制改革的缘由。由于信息不对称，劳动者无法依靠市场机制达到最佳安全保障。为了纠正市场失灵，保护受伤工人安全权益，政府通过工伤预防管制强制要求企业承担所有责任，保障企业与劳动者之间对称的安全工作信息，以此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然而，政府实施不适宜的管制强度使得企业对工伤预防管制措施不满，引致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叠错，加重了企业经济负担。为了消除政府与企业目标的异质性，政府调整工伤预防管制力度，激发企业形成安全激励机制，并通过提升自身安全技术达到“共赢”局面。然后，本文将研究视角聚焦于中国当下的工伤预防管制体制，从社会安全效应与经济效应两方面剖析中国管制未实现“共赢”局面的作用机理。（2）实证层面。本文通过理论机制分析发现“共赢”局面的关键是设置适宜的管制强度，引发高效率的工伤预防管制，从而激发企业安全技术创新。若管制强度设定过低，劳动者安全无法得到充分保障；若管制强度设定过高，企业则无法从工伤预防安排中获得经济效益。因此，研究选取工伤保险费率作为政府工伤预防管制强度的代理变量，基于分步评价的思路，先评估实施工伤预防管制已取得的安全效应水平，再对企业经济绩效评估，检验现阶段中国未实现“共赢”局面的原因是否由不适当的管制强度，引起微观经济主体安全投资行为的转变，进而导致宏观安全效应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