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回忆录》汇集了马礼逊的日记、书信和文件等手稿编纂而成的。该书描述了马礼逊从出生到成长为一名传教士这一过程以及他作为西方派到中国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为开拓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所作出的贡献：包括第一次将全部圣经翻译成中文、独自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等。本书的内容大多都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从另一个视角透视了18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的情况。

马礼逊是西方派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位基督新教传教士，他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

他在中国境内首次把《圣经》全译为中文并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经典得以完整地介绍到中国;编纂第一部《华英字典》，成为以后汉英字典编撰之圭臬;他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在中国报刊发展史上位居首尊;他开办"英华书院"，开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之先河;他又和东印度公司医生在澳门开设眼科医馆，继承医药传教的方式。他所开创的译经、编字典、办刊物、设学校、开医馆、印刷出版等事业，使其成为开创近代中西文化交 流的先驱。

由于马礼逊在中西文化方面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而且贡献很大，1817年格拉斯哥大学授予其神学博士学位，1824年他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本回忆录主人公与教会及世界事务有着诸多联系，且长期以来占据着显 赫的地位，但是他的回忆录却延迟了一段时间后才出版，编者感到有必要向公 众致歉。 因此，编者有必要声明，造成延误的主要原因是基本文献直到去年 （１８３８）年中，才从中国运至英国（其中的诸多因素都是编者无法控制的）。 这 些手稿，尤其是信件的数量颇大。 在出版前的准备阶段，要对它们进行审阅、 分类，并从中选取有用的素材，需要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并为此付出极大的努 力。 只有具有相似工作经历的人，才能体察到这种艰辛。 此外，在编写回忆录的过程中，编者不断遭受着个人健康的烦扰，承受着家庭事务的压力，还有其他一些无法避免的干扰因素。 这些因素都影响到本书的如期交付。

编者无意用上述原因来缓和读者对本回忆录可能产生的批评之词，无论批评多么尖锐，没有人比编者更清楚，这部回忆录是以与高贵卓越而又让人哀 悼的主人公相称的方式编写的。 事实上，如果本书的唯一目的是让它成为通俗读物，或是为了取悦某一特定的读者群体，编者就会雇用合适的人或机构来 确保取得*的成功。 然而，本书的目的在于准确地刻画一个人物。 虽然世人对此人已有所了解，可是这个人物辛苦劳作的具体场景却远在公众视线之外，而且情况及性质又都非常特殊。 有鉴于此，尽管一个传记作者颇有行文的能力，却没有机会体察他的日常生活或与他进行密切接触，因此对他缺乏了解，从而不能对人物进行正确的分析评判，因此也就不具备胜任这一工作的能 力。

人们很自然地寄希望于马礼逊博士的儿子和后继者马儒翰，希望他完成一部描述他父亲生平的传记。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马儒翰为他在政府部门承担的职责所迫，不得不回绝了这一计划。 随后人们又寄希望于与马礼逊交往 最深的友人，他最初很愿意接受这一任务，可是却发现他从事的工作与他所居 住的城市及伦敦之间的距离构成了障碍———所有重要的文献都必须从伦敦送 到曼彻斯特，就连他和现任编者之间必要的当面交流也不方便———最后这个计划也失败了。 失望之余，同时为了不再耽误下去，编者不得不考虑友人之前提出的一个提议，由她本人来完成传记的叙述部分，而她也掌握着丰富的资 料。 编写回忆录要求编者必须牺牲个人的情感，于她极不容易。 但是纪念一个如此值得敬重和爱戴的人物，牺牲个人的情感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假若如她期望的那样：这份菲薄的爱的献礼可以激发更多的人追随马礼逊博士的事业———一项他开创的利人并且令人荣耀的事业，所有的付出都将得到补偿。

 
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始终致力于实现首要目标：以简明的事实陈述来勾勒 人物的社会、道德和思想方面的特点。 事实本身足以证明一个人的睿智和虔 诚，而无须文笔的润色或任何想象及杜撰，编者只需要把各类的叙述文字结合 在一起，阐明它们之间的联系和依存关系。 本书以忠实和简洁为原则，编者希 望本书第二卷的附录能够弥补主体部分的不足，这一附录全面详尽地评述了马礼逊博士的文学成就。 附录的作者是一位精通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人，他因此担任了马六甲英华书院的校长，现在是伦敦大学学院的中文教授，所以他具备客观评价马礼逊博士成就的资格，而全欧洲这样的人也寥寥无几。 无须更 多解释，这部著作献给有评阅能力的读者，由他们做出公允的评价；同时也献给全体正直的普通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