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弗兰克·富里迪广泛借鉴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传播学、哲学乃至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全面梳理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数百位西方思想家有关阅读（reading）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经典论述，系统地考察了阅读人群的历史变迁，阅读对不同文化处境中的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观念和技术变革对阅读之地位和读写能力之意义的影响等。
在此基础上，他还将关注的焦点落在当下，针对人类社会从印刷时代进入信息时代的重大历史变迁，对当代阅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真正挑战进行深入剖析，对各种贬低阅读和读写能力的倾向及试图回归口传文化时代的幻想加以有力驳斥，对各种功利主义的阅读观和工具主义的读写能力观予以深刻批判，进而主张重建一种“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拥有改造人类意识和世界的伟大力量”的阅读文化。
本书思深旨远，文笔流畅，既充满历史感，又极具现实关切，有助于我们深思阅读的力量和探索阅读的艺术。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1947—）：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荣休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访问教授。当代西方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家和社会历史学家之一。他的论著对当代文化生活的主要发展、帝国主义等问题做了权威而又生动的论述。著有《阅读的力量》《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对抗21世纪的庸人主义》《恐惧的政治》《帝国主义的新意识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不到尽头》等书。译　序 / 1
前　言 / 1
导　论 / 1
一、读写能力的文化矛盾 / 16
二、寻求意义的阅读 / 42
三、阅读民主化与读者的增长 / 77
四、启蒙运动：一场读者革命 / 109
五、维特的影响：阅读的风险 / 140
六、阅读与健康：永恒的悖论 / 179
七、阅读的复杂化 / 210
八、从痴迷到祛魅 / 247
结语：脱离内容 / 280
参考文献 / 301
译名对照表 / 317

译 序：西方阅读文化的里程碑

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1947—　）不仅是当代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评论家之一，更是当代英美学术界最负盛名的社会历史学家之一。他的研究兴趣广泛，而其中成果最丰硕的则是他对阅读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社会学研究。虽然他本人是英国肯特大学（University of Kent）的社会学荣休教授，但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不限于狭义的社会学领域，而是常常借鉴历史学、教育学、哲学、文学、政治学、伦理学、心理学乃至医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来系统考察和全面评述阅读、写作、读者、书籍和读写能力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起源、发展演变、文化意义、复杂影响及由阅读所引发的一系列重大争论。为了推进这一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富里迪近年来先后出版过多部关于上述问题的专著，而其中最有代表性和前瞻性的就是他于 2015 年出版的这部力作《阅读的力量：从苏格拉底到推特》（Power of Reading: From Socrates to Twitter）。
《阅读的力量》堪称西方阅读理论研究方面的里程碑式著作。它全面梳理苏格拉底时代至当今时代的数百位西方重要思想家有关阅读和读写能力（literacy）的经典论述，从中提炼出一系列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观点，并在具体分析它们各自的文化根源、理论特征及其内在张力和分歧焦点的同时，第一次系统地考察了阅读与读写能力之间的关系，阅读对不同文化处境中的读者和社会的影响，以及不同时代的主流文化观念和技术变革对阅读之地位和读写能力之意义的影响等。在此基础上，富里迪还结合人类社会从印刷时代进入数码时代的转变过程，对当代阅读文化的独特性及其面临的真正挑战加以深入剖析，对旷日持久的“阅读之战”中争论各方的观点加以综合评判，对各种贬低阅读和读写能力的倾向及试图回归口传文化时代的幻想加以有力驳斥，对各种功利主义的阅读观和工具主义的读写能力观予以深刻批评，并由此对如何重建一种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的、具有其自身价值并拥有改造人类意识和世界的伟大力量的阅读文化提出了启发性的建议。
正如富里迪在书中指出的那样，阅读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化成就之一，它“不仅可以充当一种强大的交流媒介或娱乐资源，而且打开了通向几乎所有重要事物的知识之门”。可以说，自从文字和写作诞生之后，阅读便成为人类道德和知识的首要来源，但也正因为如此，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阅读的力量和书籍的影响始终是人们聚讼纷纭的焦点。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Plato）笔下的苏格拉底就曾用希腊文中的“药物”（pharmakon）一词来比喻写作，以影射它既可能成为一剂良方，更可能变成一味毒药的悖论。此后两千多年里，围绕着阅读的争论几乎从未中断。一方面，古罗马和中世纪的众多神学家曾像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一样，把阅读看成一种通向启示真理和个人拯救的体验，并由此导致了阅读和书籍（尤其是《圣经》）的神圣化。另一方面，随着书籍数量的增多，某些批评家，如古罗马的塞涅卡（Seneca）、文艺复兴时期的彼特拉克（Petrarch）、宗教改革时期的伊拉斯谟（Eramus）等，一直在警告书籍的“供过于求”对人类注意力和判断力造成的干扰。约翰内
斯·古滕堡（Johannes Gutenberg）在 15 世纪掀起的“印刷革命”打破了极少数神职人员、学者和艺术家对书籍和读写能力的垄断，并由此促进了宗教改革的爆发、读写能力的普及、对“自我意识的权威”的日益认同和一个崭新的阅读公众的形成。受其影响，关于阅读的积极作用或消极影响的争论也日趋激烈。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分别象征着人们对印刷革命做出的一系列反应中的两极：前者试图通过宣扬一种理想化的“合格读者”观念来提升社会道德状况和个人的独立判断能力，后者则试图通过抨击读者从古典著作中发掘出的激进思想，来指责这种愚蠢的阅读行为导致了突发性的政治危机和英国内战的爆发。
在启蒙运动时期，新兴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把阅读当作一种增进理性、知识和审美趣味的途径，但随着大众化阅读时代的到来，也有不少人开始重提苏格拉底关于写作形同毒药的比喻。他们担心不良书籍对于缺乏教育和辨别力的下层民众的消极影响，甚至将阅读的普及和读者的增长看成一种对社会道德和政治稳定的威胁。受其影响，启蒙思想家们常常对阅读表现出双重态度，如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一方面赞赏以自我完善为目的的阅读，另一方面又指责以娱乐消遣为目的的阅读；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一方面认为阅读的普及有助于读者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的民主进步，另一方面又担心某些不合规范或缺乏选择性的阅读行为会助长读者的傲慢和偏见。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大卫·休谟
（David Hume）等人在承认阅读的积极进步作用的同时，也对良好的和不良的阅读行为做出区分，并试图通过对读者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来建立一种合乎其自身理想的阅读文化。
法国大革命后，意识形态上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了阅读之争的政治化，形成了左翼同右翼在阅读观念上相互对峙的格局。到19世纪，对言情小说和其他通俗出版物的道德焦虑导致了第一场以媒体为担忧对象的大众道德恐慌。这种恐慌在围绕歌德（Goethe）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所导致的“自杀流行病”的争论中达到高潮，并由此导致关于阅读问题的争论从道德领域扩展到生理和心理健康领域。受其影响，争论各方开始更频繁地使用健康和药物之类的医疗化语言来探讨阅读对读者的影响。进入 20 世纪后，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不仅开始关注读写能力同现代工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关联，而且尤为关注阅读行为同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社会化之间的关联，从而导致关于阅读的争论进一步延伸到经济学和教育学领域。
面对前人在讨论阅读的地位和读写能力的影响等问题时发表的这些众说纷纭而又相互冲突的主张，富里迪没有简单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而是结合它们赖以形成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处境，以及阅读和读写能力对不同时代的读者群体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系统地分析了历代思想家在讨论阅读的地位和读写能力的影响等问题时表现出的政治化、道德化、医疗化和技术化等思想倾向，并对古往今来各种贬低或轻视阅读的言论提出质疑。在他看来，阅读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文本的解读和对信息的获取，而在于它是一种寻求真理和意义的活动。相应地，读写能力也不仅仅是一种服务于政治、经济等实践目的的工具性技能，而是一种从阅读的内容中汲取意义并由此去探索真理和实现自我完善的能力。富里迪并不否认，阅读有时候
可能给读者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风险，但是他相信，阅读正是通过对读者的心理产生影响进而导致重大转变，才得以形成自身的权威性和吸引力。一旦阅读不再被人们视为一种追求真理和意义的活动，它便会沦为一种平庸的活动。一旦读写能力被人们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技能，它的作用便会局限于对文本的解读和对信息的获取。
在当今时代，虽然不时有人发出“书籍的终结”“作者之死”或“读者之死”之类的悲观预言，但富里迪始终坚持认为，即便是在人类已经从印刷时代进入数码时代之后，阅读和读写能力仍然不仅仅是一种具有重要实践性或实用性的解读文本和获取信息的技能，而且还是一种具有其自身文化价值的寻求意义、真理和自我完善的活动。他注意到，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关于阅读和读写能力的争论陷入了比以往更严重的两极对立。一方面，以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瓦尔特·翁（Walter Ong）等人为代表的反文化的激进主义者们宣称前人过高估计了阅读的价值和读写能力的作用，并为现代数码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所导致的“印刷文化之死”而欢呼。另一方面，以鲁道夫·福莱希（Rudolf Flesch）和卡尔·布
里登博（Carl Bridenbaugh）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传统知识分子和教育家则因为当代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所谓的“阅读危机”和读写能力的下降而忧心忡忡。可是在富里迪看来，虽然当代学者在这场围绕着阅读和读写能力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争论中，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和尖锐对立的看法，但争论双方都表现出了某种技术决定论的倾向，即以一种绝对主义的态度来看待新的媒体技术对阅读的地位和前途的影响。例如，反文化的激进主义者往往相信，互联网可以矫正过去那种以僵化的印刷文本为对象的阅读行为的非自然性、非参与性和碎片化，并使人类回归到印刷文化出现之前的那个更具自然性、参与性和群体性的时代，即所谓的“第二种口传性时代”，而他们的反对者则常常将所谓的“阅读危机”归咎于数码技术的发展，认为互联网干扰了人们对于阅读内容的专注力并在事实上导致人们无法进行严肃的研究。为了抨击这种片面的技术决定论，富里迪指出，阅读的命运不可能仅仅取决于一项新的媒体技术的影响，因为当代学者在论述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对阅读和读写能力的影响时所提到的各种因素，如信息过量、媒体干扰和注意力缺乏等，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许多世纪以来人们在谈论阅读和读写能力时早已关注过的话题。
按照富里迪的观点，当代社会在阅读和读写能力上面临的困境并不仅仅起因于数码技术或其他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发展，而主要是起因于人们对于阅读内容及其价值判断的困惑。只有当阅读的内容得到真正的重视时，读写能力才能体现其自身的价值，而过分强调新媒体技术对阅读行为的影响，则会导致对阅读内容的文化意义及其内在精神价值的忽视。因此，他撰写《阅读的力量》的目的之一就是呼吁当代社会重建一种以寻求真理和意义为旨归的阅读文化，并呼吁读者通过发展自身的判断力来体验阅读的真正价值和力量。
《阅读的力量》是一部探讨阅读、写作、读者、书籍和读写能力，以及相关的历史、意义和影响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在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的最为系统和最为深入的研究。我们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始终以忠于作者的原文和原意为第一原则。然而，由于书中涉及的时间跨度极大、学科领域极广，其翻译难度在译者近年来翻译的多部译著中堪称第一，加上译者自身水平有限，所以虽已竭尽全力并在一年多时间内数易其稿，但译文中的错谬之处恐怕在所难免。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徐　弢　李思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