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精选11处世界文化遗产，跨越5000年、覆盖大半个中国，遗产地类型多元，呈现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遗产地类型包括建筑奇迹、宗教艺术、水利漕渠，江南园林、千年古城、绝壁岩画、多元海岛、高原茶山等丰富的类型，构成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绚丽画卷。遗产地涉及河南省、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江西省、云南省、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福建省等23个省区市。

二、遗产专家深度解读中国遗产的全球价值，讲述精彩的申遗故事。
庐山国家公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雄浑气势，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外化；苏州古典园林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园林的精致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景迈古茶林用千年茶韵勾勒出人与自然的共生图谱；北京中轴线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古今交融的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故事……
特邀一线申遗撰稿人、申遗团队专家和遗产地管理者等文化遗产专家阐述遗产的核心价值，也是一本由专家讲解的旅行指南。
作者们大多亲历了申遗过程，为读者讲述申遗背后不为人知的精彩故事。

三、纪念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1985—2025）
全书根据申遗成功时间编排，从批列入世界遗产的长城，到2024年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中国申遗之路是让世界读懂中国、认同中国文化的过程。

四、16开精装、250余张彩图，附超1米的拉页
图片包括遗产构成要素解析图、全景图、特写图、遗址复原图、申遗现场图等250余张，全彩呈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元和申遗成功的荣耀瞬间。
拉页收录了中国截至2025年入选的有世界遗产（包括西夏陵），供有兴趣的读者继续探索。
本书由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舟撰写绪论，帮助读者快速认识和理解世界遗产的价值；同时精选11处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建筑奇迹、宗教艺术、水利工程，江南园林、千年古城、绝壁岩画、多元海岛、高原茶山等，邀请文化遗产专家解读各遗产地的独特魅力与全球价值，讲述申遗和保护工作背后的鲜活故事。从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到苏州园林的诗意栖居再到近代的鼓浪屿，串起中华文明数千年不曾中断的精神脉络，勾勒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实交相辉映的宏大史诗。11处遗产地按申遗成功时间排序，以此纪念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40周年。
绪论 走进世界遗产 讲好中国故事 吕舟 1
1987 长城 壮丽的建筑奇迹 董耀会 16
1996 乐山大佛 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 吕宁 38
1996 庐山 多元共融的文化景观 陈凯 58
1997 苏州古典园林 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 沈亮 92
2006 殷墟 中国信史起点的世界意义 李熠旸 钟雯 124
2014 大运河 流淌的大地史诗 周新华 146
2016 花山岩画 世界上大的崖壁画卷 朱秋平 168
2017 鼓浪屿 全球公民精神的重要课堂 郭语涵 198
2019 良渚 被誉为文明圣地的世界遗产 赵晔 218
2023 景迈山 全球个茶主题世界遗产 辛欣 242
2024 北京中轴线 纵贯古今的城市脊梁 郑楚晗 266
图源 289
出版后记 295
吕舟 等，著，吕舟：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
董耀会：中国长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燕山大学教授
吕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乐山大佛世界遗产保护管理规划、乐山大佛（灵宝塔）保护规划、离堆保护规划等项目负责人
陈凯：庐山国家公园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管理规划项目负责人
沈亮：苏州世界遗产与古建筑保护研究会副秘书长、苏州古典园林申遗全程参与者
李熠旸、钟雯：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核心成员
周新华：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原常务副馆长、浙江农林大学教授
朱秋平：中国岩画学会理事、左江花山岩画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语涵：鼓浪屿保护管理日常专业咨询项目负责人
赵晔：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申遗专家团队成员
辛欣：景迈山古茶林遗产价值阐释与展示规划负责人
郑楚晗：北京中轴线申遗文本编制团队核心成员
绪论：走进世界遗产 讲好中国故事
吕舟

一、世界遗产是什么？
世界遗产是全人类公认的具有突出的全球性价值的文化及自然遗产，它们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人类文明起源与发展历程的窗口。世界遗产见证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内涵关乎人类的自我认知：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如何在地球这样一个共同的家园中生存，以及我们是如何发展并达到当前的文明水平的。
世界遗产的概念源于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响应联合国的号召，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下简称《世界遗产公约》）。该公约要求建立《世界遗产名录》，收录那些具有显著全球价值（术语称为突出的普遍价值）的遗产。这些遗产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使得它们成为人类共同保护的对象。除《世界遗产名录》之外，《世界遗产公约》还制定了另一个名录，专门记录那些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但面临诸多威胁、处于濒危状态的遗产项目，这一名录被称为《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世界遗产是先人遗留给后世的宝贵馈赠，它不仅是现代人生活的文化载体与自然环境基础，更是我们计划传承给未来世代的珍贵财富。文化和自然遗产，作为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持续激发着无尽的灵感与创造力。”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遗产所做出的深刻定义。
世界遗产概念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全球性的视野。这些遗产超越了国界与领土的限制，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财产。它构建了一个基于人类共同生活、共享共有资源的全球共同体理念。换言之，世界遗产是有人类成员共有的宝贵资源，我们无论身处何方，都应对其怀有敬畏之心，并承担起保护的责任。

《世界遗产公约》和世界遗产的诞生
《世界遗产公约》明确指出，保护那些无论归属于任何国家人民的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对于全人类而言均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世界遗产成了国际社会共同关注与保护的焦点。
事实上，对于世界遗产的重视与保护意识，早在《世界遗产公约》正式出台之前便已萌芽。人们认识到，众多具价值的历史遗存，需要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承担起保护的责任。
1960 年，应埃及政府之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了一场针对尼罗河阿斯旺水坝建设可能淹没努比亚地区重要遗产（如阿布辛贝勒阿蒙神庙）的紧急行动。这一事件促使多国协调合作，共同协助埃及保护这些珍贵遗产，留下了宝贵的合作保护历史记录。而对埃及遗产的保护行动并非孤例，1966 年11 月，意大利威尼斯遭遇严重水灾，大片历史城区被淹，这一事件再次将世界遗产保护问题推向了全球视野，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威尼斯乃至更多具有全球性价值的遗产的保护。20 世纪 70 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成功保护了巴基斯坦境内一处约公元前 3000 年的古老遗迹—摩亨佐·达罗考古遗址，还于 70 年代中期对印度尼西亚的婆罗浮屠这一重要佛教文化遗产进行了修复与保护。这些行动充分展示了国际社会在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与努力。
这一时期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生态、能源、环境等问题也成了人类无法回避的挑战。这些保护实践，以及人类面临的挑战，构成了《世界遗产公约》诞生的基础。
197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第十七届全体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世界遗产公约》。该公约强调了部分文化或自然遗产因其突出的重要性，应被视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加以保护。这一理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相契合，强调面对遗产保护面临的新威胁与挑战，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集体性援助，共同守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鉴于单一国家力量的局限性，国际合作成为保护行为的有效补充，而公约的形式则赋予了这一合作以国际法的基础，确保了其法律效应。

如何成为世界遗产？
从《世界遗产公约》的视角出发，遗产被划分为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两大类。文化遗产包括纪念物、建筑群及场所，它们需从历史、艺术或科学的角度展现出突出的世界性价值。具体而言，纪念物涵盖了具有考古意义的建筑、碑刻、铭文、洞窟等；建筑群则强调其建筑式样、布局或与环境的和谐融合；场所则是指具有历史审美或人类学价值的人类工程、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及考古遗址。自然遗产指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世界性价值的自然面貌、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天然名胜或自然区域。
目前为止，《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数量已增至 196 个，绝大多数国家均参与其中。公约规定，由全体缔约国基于地区平衡的原则推选出 21 个缔约国作为代表成立世界遗产委员会，代表全体缔约国就世界遗产事务进行决策。为保证更广泛的代表性，目前委员会成员任期为四年，以促进更多国家的参与。
由于《世界遗产公约》涉及对遗产的专业性保护和管理，公约定了三个专业机构提供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作为非政府组织，汇聚了全球古迹遗址保护领域的专家，负责世界遗产中与文化遗产相关的评估、保护工作；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是政府间机构，负责培训、能力建设及技术开发；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则在自然遗产保护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庞大的组织结构与复杂的性质确保了其在该领域的专业性与影响力。这三个机构共同构成了世界遗产保护的技术支撑体系。
为服务于世界遗产委员会和各缔约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工作框架中建立了世界遗产中心。它既是教科文组织的下设机构，也是世界遗产委员会的秘书处。世界遗产的运行体系由管理机构（即世界遗产委员会）、秘书处（世界遗产中心，同时保持了公约与教科文组织的密切联系）和专业咨询机构共同构成，三者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系，共同推动世界遗产的保护与发展。
1975 年公约正式生效。次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并于 1978 年开始公布《世界遗产名录》，批名录中共有 12 处遗产入选。截至 2024 年 7 月，全球已有 1 223 处遗产，包括 952 处文化遗产、231 处自然遗产及 40 处混合遗产（该类遗产同时符合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目前，全球共有 196 个缔约国，而现有世界遗产则分布于 168 个缔约国之中，这意味着仍有二十几个缔约国尚未拥有世界遗产。因此，在申报世界遗产时，通常会向这些国家倾斜，以促进世界遗产的均衡分布。在评估过程中，对于尚未拥有世界遗产的缔约国所提交的申请，往往会给予一定的宽容与理解。
每年，世界遗产中心都会发布一张包含有世界遗产的地图，以直观展示遗产的分布情况，该地图基于每年召开的委员会大会所公布的新增世界遗产名录进行更新，有关于世界遗产的工作均遵循《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所规定的程序与内容执行。该指南大约每两年修订一次，以适应人们对世界遗产保护要求不断提升的需求，确保世界遗产保护工作的持续性与适应性。

世界遗产的价值认定和保护要求
关于世界遗产的评定标准，共设有十条：
一条标准强调遗产是否代表了人类天才的创造性杰作，这是对文化遗产艺术性和创性的高度认可。
第二条标准则关注遗产是否能在特定时期或文化区域内反映人类价值观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建筑、规划、景观等方面得以体现，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三条标准考量遗产是否能作为已消逝或仍延续的文明、文化传统的独特或重要见证，强调了遗产在时间轴上的连续性和独特性。
第四条标准指出遗产需为某一类型建筑、城镇规划或景观的杰出范例，能够反映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凸显了遗产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五条标准针对传统人类居住地、聚落或土地使用方式的杰出范例，要求能代表一种或多种文化及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实践。
第六条标准关联遗产与具有突出普遍意义的事件、活传统、信仰、艺术或文学作品之间的直接和有形联系，体现了遗产在文化传承与表达中的核心作用。
接下来的四条标准则侧重于自然遗产的评估。
第七条标准判断遗产是否为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和美学价值的地区，强调自然遗产的独特美学价值。
第八条标准考察遗产是否展现了地球演化史的重要阶段，突出了自然遗产在地球科学研究和教育中的意义。
第九条标准关注遗产在陆地、淡水、海岸等生态系统中的代表性，如我国已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黄渤海滩涂地区，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栖息地，即体现了此标准的重要性。
第十条标准则要求遗产反映生物多样性，且保护状况良好，原址保护是核心要求，强调了自然遗产生态完整性和保护管理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需至少符合上述十条标准中的一条，并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和良好保护状况这三个基本要求。真实性要求遗产为历史遗存的原貌，而非现代复制品；完整性则涵盖遗产价值的全面体现，历史演变过程的完整记录，以及遗产范围的广度足以抵御外界负面影响；良好保护状况则是遗产持续存在并发挥其价值的要条件。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世界遗产评选的基石。同时，针对类似遗产的比较研究，则证明了申报的遗产是否具有独特性，对于理解和认识这一遗产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若某遗产对象虽具备高度价值与真实性、完整性，但保护状况堪忧，如因地震等自然灾害遭受严重破坏，面临毁灭性威胁，可依据紧急程序直接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例如，伊朗的巴姆古城在地震后损毁严重，便作为紧急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获得了世界遗产基金的资助，以支持其逐步恢复与保护。
……
三、中国与世界遗产
中国于 1985 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在此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了《世界遗产公约》的各项活动，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并将遗产保护上升为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2024 年，中国已拥有 59 处世界遗产，包括 40 处文化遗产、15 项自然遗产及 4 项混合遗产，彰显了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多样性。中国四次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委员国，并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遗产大会（2004 年第二十八届及 2021 年第四十四届），这不仅是国际社会对中国遗产保护工作的高度认可，也体现了中国在全球遗产保护事业中的积极贡献与领导地位。
1987 年中国次申报世界遗产，当年共有六项遗产成功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们分别是长城、故宫、秦始皇陵及兵马俑、泰山、莫高窟（敦煌），以及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这些遗产在当时被视为中国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代表。

中国的世界遗产讲中国故事
中国的世界遗产讲述了中华文明历史文化的故事。中国的世界遗产及预备名录上的项目共同展现了一条跨越时空的历史轴线。从旧石器时代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到新石器时代的良渚遗址，以及预备名录中的红山文化（包括牛河梁遗址）等，共同描绘了一幅史前文明“满天星斗”的璀璨画卷。
殷墟展现夏、商、周三代中商代的文化特征，秦始皇陵则反映了中国进入统一王朝时代壮阔的历史过程。丝绸之路与长城等项目勾勒了自汉代一直延续到明代的文化交融，这种文化的交融，孕育、发展了中华文明精神的重要特质。南北朝至隋唐，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及敦煌莫高窟等，不仅展现了佛教艺术的东渐与本土化过程，也见证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宋、元、明、清各代，从宋代的大足石刻到元代的元上都遗址，再到明清时期的北京中轴线及十三陵等，均以其独特的魅力丰富了世界遗产的宝库。近代以来，如澳门历史城区、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等遗产的加入，更是为讲述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素材。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外，中国还有多达61 个项目处于预备名单之上。而实际上，中国还拥有更多有潜力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
世界遗产不仅是中国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国文化多样性的生动体现。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到佛教的广泛传播，再到道教的深远影响，三孔（孔庙、孔林、孔府）、五台山、青城山、武当山等遗产地均展现了儒释道文化的深厚底蕴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和谐共存。这些遗产地还通过具体实物，如明代铜塔上的儒释道三教合一雕像，以及建筑风格的融合，生动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特质。
承德避暑山庄、颐和园展现了中国古代皇家文化的恢宏壮阔；苏州古典园林等遗产展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园林的精致与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而皖南村落、平遥古城、福建土楼、开平碉楼等则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建筑风格，展现了中国地方文化的多样性。这些遗产地不仅承载着各自独特的历史记忆，更共同编织出一幅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图景。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具有特殊概念意义的遗产地，如登封“天地之中”古建筑群，通过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表达了中国古人对宇宙秩序和天人合一理念的深刻理解；而土司遗址的申报成功，则填补了世界遗产体系中关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空白；还有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展示出独特的景观和岩石艺术，生动地表现出当地古骆越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进一步丰富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多样性。这些遗产地的成功申报，不仅是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肯定，更是对中华文化多样性和独特性的高度认可。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于 2013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壮丽景象令人叹为观止，是中国稻作文化的重要象征。无论是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山水意境，还是庐山国家公园“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雄浑气势，都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学的外化，丰富着人类对美的感受与认知，这些遗产项目折射出中华文明独特的审美特质。
杭州西湖不仅映射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意趣，更体现了古代中国卓越的工程智慧。回溯至 2 000 多年前，古人以非凡的智慧，不依赖巨型构筑，而是通过精妙的水利分配系统所创建的都江堰，成功滋养了成都平原，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府之国”，这一成就同样通过《世界遗产名录》展现在世人面前。大运河，作为沟通中国南北的动脉，在农业时代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建造技术不仅赢得了世界的高度赞誉，更深层次地促进了中国南北方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2024 年的新晋世界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过程，正是对构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探索。北京中轴线将 15 个遗产构成要素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形成整体，共同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古今交融的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故事。同时，北京中轴线的申报也是一个国际交流、对话的过程，深入广泛的国际交流，促进了国际社会对北京中轴线见证中华文明延续性的理解，这不仅使北京中轴线得到了各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支持顺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使之成为世界理解、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而且还为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加强国际合作进行了有效的实践。
谈及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茶叶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普洱景迈山古茶林在全球茶文化史上的意义不容小觑。同样，中国陶瓷，尤其是景德镇御窑所代表的瓷器艺术，达到了制瓷业的峰水平，对全球陶瓷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目前也已被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录》。
从已列入世界遗产的项目到预备名录上的候选者，这些项目共同构筑了人类文明的多彩画卷，展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与全球价值。简而言之，世界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璀璨结晶，其不可替代的突出普遍价值，是联结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也是人类探索世界、理解历史的重要途径。
在当今社会，世界遗产还承载着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任。中国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亦积极考量其对地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力求通过遗产保护促进文化传承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共生。
总体而言，中国的世界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旨在构建一幅全面反映中华文明 5 000 年发展历程与文化多样性的宏伟画卷。希望通过本书，读者能对世界遗产，特别是中国的世界遗产产生更加深入、全面的认知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