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作者郭建龙重磅新作，“帝国密码三部曲”之二 

前作《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畅销10万册，入选《新京报·书评周刊》2017年中榜好书、2017中国*美书店周主题书单/12本人文好书推荐、豆瓣2017年度读书榜单，马勇、梁小民等学者的2017年书单。暌违一年，郭建龙新作《中央帝国的哲学密码》重磅上市。

2、读懂了中央帝国的政治哲学，就把握了中央帝国统治的思想根基 

用哲学视角重新审视中国2000年历史！洞悉大一统政府的统治逻辑，探寻历代王朝的治理秘密。剖析中国哲学的现实意义，理解政治与哲学互动的秘密。

3、本书的核心观点：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 

中国哲学并非枯燥无味的思想集合，而是在历史跌宕起伏进程中的曲折发展，其间经历了神学谶纬期（两汉）→ 玄学自然期（三国、魏晋）→ 三教开放期（五代隋唐）→ 经世致用期（北宋）→ 道学封闭期（南宋、金元）→ 实学兴起期（明清）等阶段，充满了斗争、合纵连横和妥协。

4、本书用两大独特的视角剖析中央帝国的哲学：

⑴从秦汉统一开始讲起，只叙述大一统时代到来之后的思想流变。由于与现在都处于大一统时代，秦汉时期对现实的影响要比之前更加显而易见。

⑵不拘泥于每一家、每一派的哲学观点，更加注重讲解中国哲学发展的来龙去脉，让读者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如何演化、为什么这么演化。

5、作者对于中国各朝代哲学、中西方哲学、现代与古代哲学的关系等都有独到而精彩的论述 

汉代哲学讲究的是灌输和盲从，不要求学者们去追问为什么，只是将“天人合一”的理论灌输给他们，要求他们必须相信。魏晋哲学的本质却是思辨，要求人们从“什么都不相信”出发，用自己的理性和逻辑，去寻求应该相信什么。

西方哲学没有受到大一统帝国的束缚，要回答的是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什么是人？什么是宇宙？什么是自然？什么是世界？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的解答，并产生了诸多的流派。而中国哲学首先是依附于政治的，要解决的是政治问题。只有政治问题得到解答后，才会将哲学延伸到其他领域，产生出新的方向。

 现代哲学比起古代哲学对人类的影响已经在缩小，因为它不再负责解释宇宙的构成，也不再影响人类的经济和生活。哲学的退缩与科学的前进，是现代人的主旋律。

 6、数十位学者、媒体人一致推荐 

葛剑雄/林达/余世存/张鸣/马勇/张广天/周濂/骆玉明/郑培凯/刘苏里/俞敏洪/陈志武/李淼/李鸿谷等数十位学者、媒体人盛赞

郭建龙是我非常喜欢的作者之一，总觉得他是个奇人和孤例。他为人的纯净善良、对世界的强烈好奇心、独身探索险地的勇气，和巨大的阅读量、把握历史的大气、独立思考的能力、判断的成熟，融合在一起。他写的书我都喜欢读。 

　　——林达作家

本书以中国封建哲学为经，以现代政治理论为纬，上至秦汉，下至晚清，划分为神学谶纬期、玄学自然期、三教开放期、经世致用期、道学封闭期、实学兴起期六个阶段，详细梳理中央帝国两千余年政治哲学的发展脉络，剖析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力图说明中国哲学的演化与封建帝国的统治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中央帝国的哲学可以看作思想格式化与反格式化的历史，分为两个大的周期：*个周期从西汉的儒教哲学开始，经过魏晋南北朝玄学的“反叛”、佛学的产生，直到隋唐三教并存、互相竞争才宣告结束；第二个周期从宋代一直持续到晚清，包括宋代道学体系的建立、理学的思想控制，明代心学的诞生及反思，清代实学的兴起及发展……

本书叙述的就是两大周期之中，中国哲学为什么如此演变以及每一个在哲学史上留下姓名的学者的贡献。

目录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大一统哲学问题的产生

         庸俗化、反叛和回归

第一部 集权洗脑术：政教合一体系的建立（公元前202年—公元200年，西汉到东汉）

第一章 汉高祖的皇帝危机（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41年）     

一场荒唐的演出   

失控的帝国   

集权帝国的根本哲学问题   

初步神化方案      

第二章 皇帝神化运动（公元前141年—公元前87年）

熬过秦火的儒家   

从孔丘变公羊      

儒教的诞生   

文化集权的第一次高峰      

第三章 汉代圈养的知识圈（公元前87年—公元23年）     

博士、太学和门阀      

政治化的儒教      

谶纬的世界   

第四章 谁是真经？（公元前53年—公元36年） 

论道石渠阁   

发现古文经   

打不破的围城      

复古，复古   

伪造大比拼   

第五章 文人打架与皇帝和泥（公元36年—公元200年）   

光武帝时期大辩论      

白虎通大和泥      

一个哲学异类的生存方式   

反对谶纬的机械论者   

合并时，已临近死亡   

第二部 哲学嬉皮士：以自然的名义反叛教权（公元166年—公元316年，三国到西晋）

第六章 乱世文人抱脚难（公元166年—公元220年） 

夹缝中的文人结派      

儒教理想的终结   

经学葬处，玄学萌发   

第七章 一切都是“无”（公元220年—公元260年）   

何谓玄学？   

阴阳、五行与才性      

嬉皮士的贵无论   

第八章 放诞俗世做酒仙（公元249年—公元316年） 

非汤武而薄周孔   

越名教而任自然   

分道扬镳的贤人们      

玄学思辨的精华   

第九章 被收编的嬉皮士（公元266年—公元316年） 

回归正统，死于正统   

独化：最后的调和派   

倒入享乐主义      

第三部 当皇权遭到拒绝：三教的竞争与妥协（公元316年—公元960年，东晋到五代）

第十章 长不大的道教，思辨的佛教（公元前2年—公元316年）     

作为宗教的“道”      

儒道从来是合流   

浮屠真义      

普度众生的大篷车      

西域泊来，落户中原   

第十一章 南朝：政治资源争夺战（公元317年—公元589年） 

不拜皇帝的和尚   

华夷之辨与中国特殊论      

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   

梁武帝：垮于佛教      

第十二章 北朝：入笼之鸟（公元317年—公元589年）     

灭佛与兴佛   

老子佛陀的迷雾   

佛道大斗嘴   

不屈的和尚   

第十三章 隋唐：从现代边缘坠落（公元581年—公元960年） 

作为空壳的儒教   

本土化佛教的兴盛      

向老子认亲的王朝      

唐朝思想的现代萌芽   

回归孔夫子   

皇帝缺钱找佛祖   

第四部 叛逆的害人者：重建神权政治（公元960年—公元1506年，宋到明）

第十四章 复古主义和实用主义（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   

温和的改革，未了的结局   

王安石向左，司马光向右   

受排挤的苏轼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第十五章 存天理，灭人欲（公元960年—公元1200年）   

卫道士的到来      

北宋的道学谱系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最后的先知   

第十六章 从斯多葛到大一统（公元1200年—公元1506年）     

辽金：野蛮人学舌      

元代画瓢      

明代考试体系如何固化道学      

第十七章 蒙古大汗的宫廷圈奴（公元1206年—公元1368年） 

法国人记录的大辩论   

第一次佛道大辩论      

被剃头的道士      

第五部 世俗哲学兴起：洗脑术的没落（公元1368年—-公元1911年，明到清） 

第十八章 用“心”反叛束缚（公元1368年—公元1529年）     

鹅湖寺风波   

陈白沙：变奏之始      

王阳明：无奈的思想反叛   

第十九章 从心学到犬儒（公元1529年—公元1644年）     

赤手搏龙蛇   

游侠之死      

以死卫童心   

朋党重现      

庸俗化的心学      

第二十章 神学散去，实学到来（公元1644年—公元1911年）  

王夫之：从务虚到务实      

黄宗羲：政治学曙光   

顾炎武：提倡实学精神      

阎若璩：伪经的发现   

戴震：大一统理论消亡      

后记

附录    中央帝国时期中国哲学简单年谱   

史料来源及其说明

前言

两千年往复的学术之殇

公元1978 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三次剧烈的变化。

在八十年代，他们最大的感慨是“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当大学教授还不如开面馆”，从这种种抱怨中可以看出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学问的迷恋，以及对于市场分配机制的排斥。

九十年代见证了知识分子的下海狂潮，几乎每一个大学教授醉心的不是学问，而是做副业开公司赚钱，这一阶段见证的是读书人对知识的抛弃和对商业的衷心拥抱，不管是开什么公司，只要赚钱就行。

到了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涉足于那些会让他们湿鞋的普通行业，而是纷纷以做政府智囊为荣，他们出没于各种演讲场合，攀比着出场费，贩卖着主题单一的“知识”，展示替政府着想的新理论。即便要开公司，也必须是和政府打交道的高端掮客行业，在谈笑中轻松将钱赚走，至于那些辛苦、利润菲薄的制造业、服务业，让其他人去做吧。

四十年间的三次转型，让人们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镀金时代的到来。

但在金光闪闪、觥筹交错之中，却总是有一些杂音出现。比如，如果人们仔细听现在知识分子贩卖的学问，会发现主题永远只是一个：论证政府政策的高明与正确。

当政府出台了政策甲，他们迅速跟进，向普罗大众普及政策甲的优点，任何看不到政策高明的人都会被嗤之以鼻。政府出台了政策乙，同样是一番普及工作。可如果政策甲与政策乙是冲突的，他们还要费尽心机，论证两个政策不仅不矛盾，反而是利国利民的精心设计。在一番不需逻辑的论证之后，和谐社会深入人心，所有的血色退居幕后。

在我做记者时，这样的场景每年都会见到上百次。当台上侃侃而谈时，我的脑海中却总是浮现出两千多年前的那场运动。

在两千多年前，大一统模式刚刚出现，一个小流氓在风云际会中突然成了皇帝。在他之前的统治者都是贵族出身，当他上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相信他当上皇帝不仅不来自欺骗，反而是天生注定的？

这个问题就成了中国大一统时期政治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控制了中国人思想两千余年。当西方世界将人与自然的关系确定为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中国人却始终在政治与人的框架中反复震荡，至今没有跳出窠臼。

在两千多年前，为了研究答案，西汉王朝耗费了几代人，才终于创造了“天选”的思想，将皇帝与天等同起来，利用教育的垄断性，将这一套无法验证的信仰灌输给整个社会。这场灌输是如此强烈，即便到了现在，仍然无法打破。

本书研究的，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发生，又如何将中国哲学固定在一条无法回头的轨道上，以及人们如何挣扎，又如何回归到惯性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