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重要的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反倾销对企业生产率具有促进和抑制双重效应。一方面，反倾销制止国外产品的低价倾销，保证国内企业赖以生存的市场空间，为进口竞争性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升运营效率，赢得时间、空间，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贸易保护形成相对封闭市场，削弱市场竞争，企业缺乏动力改进经营管理，推进产品研发升级，随着产品的迭代更新，企业相对竞争优势逐渐丧失，竞争劣势日益明显，国内企业会愈发依赖反倾销保护，形成制度性依赖。当反倾销的促进效应大于抑制效应时，反倾销有利于国内企业生产率提升，但当抑制效应起主导作用时，反倾销不利于企业生产率提升。企业自身生产率的高低会影响其对待反倾销的态度，对于高生产率企业，反倾销保护对其效率提升助益有限，甚至由于保护性的价格限制，而阻碍其通过竞争扩大市场占有率，因此其并不热衷于反倾销。而低生产率企业则希望获取反倾销保护，以得到市场空间和发展时间，提高自身生产率（Konings 和vandenbussche，2008）。不同生产率的企业在面临反倾销时，会采取能实现最大利益的游说投入，以及相应的企业战略选择，其生产率也随之发生演变，这种演变会影响反倾销主管当局的分析和判决，裁决结果又会反作用于企业的游说竞争行为。在这一循环往复的演化博弈中，游说竞争下的反倾销裁决究竟对企业生产率产生何种作用，企业生产率会发生怎样的演化，生产率演化表象的背后，其内在本质的贸易、产业、金融政策安排、利益相关方博弈活动、国家间比较优势变迁，发生怎样的相互作用，如何驱动生产率演化方向，需要深入研究。鉴于此，本书深入研究反倾销涉案企业的游说竞争，以及相应的企业生产率演化机理，并设计政策优化机制，本研究对于制定有效的反倾销政策，深化战略性贸易理论，拓展新结构经济学，指导我国反倾销实践，推进企业生产率提升优化，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