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有时会赶不上变化――从而变成“空头支票”――的计划，本书隶属一个以著名科学家为题材的科学史随笔系列。以“你好，爱因斯坦同学”为题的本书则是该系列的第一本。

这个系列，尤其是这本《你好，爱因斯坦同学》的问世，是在长达数年的时间跨度内，由三个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因素共同促成的。

第一个因素可回溯到 2018 年。

那年夏天，我应约为《Newton科学世界》撰写一个名为“科史钩沉”的专栏。那个专栏总共写了十七篇，内容主要是关于古希腊科学史，写法和文字风格都跟我以往的文章有所不同。从写法上讲，这些专栏文章大都从小处入手，每篇意在将一个点（比如某个人物的某个方面）写深写透，且力求避免已被写滥的素材及已被用滥的套路。文字风格上，这些文章在汇集和辨析史料的同时，像阅读札记那样穿插了点评和感想，从而更具个性。

这种从小处入手的写法，及更具个性的文字风格，在我看来近于随笔，因此我将那些文章称为科学史随笔。那个专栏是我首次尝试那样的文体，也是如今这个系列在体裁上的缘起。

在撰写那个专栏时，我有一个很自然的计划，就是将那样的随笔一直写下去，从古希腊写到现代，构成一部随笔型的科学史。

我甚至设想，在这部科学史里，以某些著名科学家为题材的部分也许能单独结集――结集成随笔型的科学家传记。

不过，诚如本序开篇所言，我的计划有时会赶不上变化，从而变成“空头支票”，那个关于“随笔型的科学史”及“随笔型的科学家传记”的计划也一度如此。由于专栏写作定时交稿的要求对我这种非专职写作的人来说颇有些“不可承受之重”，在写了十七篇之后，我决定“告老还乡”，于2019 年底结束了专栏。

如果不是因为几个月后出现的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新因素，事情也许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新因素，也就是第二个因素，是“新冠”。

2020年3月，“新冠”开始以极快的速度在美国蔓延，对很多公司的运作造成影响。我先是在家工作，而后则响应公司“号召”，于 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4 月间，休了为期九个月的无薪假。

自小学以来，这还是我首次拥有一个比暑假更长的假期。

这样的时光当然不能虚掷，便决定以科学史随笔为体裁，写一些以爱因斯坦为题材的文章。

之所以选择爱因斯坦，一来是我手头爱因斯坦的资料比较丰富，对他的生平和学术也比较了解；二来是我一向觉得，坊间爱因斯坦传记虽多，却大都将主要篇幅放在流传最广的故事上，从而大同小异。普通读者哪怕读很多部那样的传记，所知道的也往往只是些家喻户晓甚至人云亦云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因斯坦传记的数量虽早已超饱和，有新意和特色的传记却仍有生存空间。

之所以选择以科学史随笔为体裁，则首先是为契合这种生存空间――因为我为科学史随笔定下的原则（即每篇将一个点写深写透，避免已被写滥的素材及已被用滥的套路），有助于写出新意和特色；其次是出自喜欢，即喜欢科学史随笔――乃至一切随笔――所具有的轻松洒脱及个性化的表述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科学史随笔为体裁，写一些以爱因斯坦为题材的文章，可以算是延续为《Newton科学世界》撰写专栏时的计划，只不过时间上出现跳跃，从古希腊跳到了爱因斯坦。

体裁和题材既已确定，接下去就是具体的写作了。

凑巧的是，几乎恰好在我开始写作的时候，网络刊物《返朴》邀我开了专栏。跟传统杂志不同，《返朴》没有固定的出版及交稿时间，甚至没有版面限制，给作者的自由度几乎是无限的。更何况，休假期间的我，差不多破天荒能算专职写作了，因此欣然应允，并取了个“昌海一述”的专栏名。“爱因斯坦系列”便陆续在该专栏首发。

当然，那段时间我并非只为这一个专栏写稿，也并非只写专栏文章，因此所谓“陆续”，其实在整个休假期间只完成了四篇。不过由于没有篇幅限制，每篇都写成了长文。

就这样，第一个因素确定了体裁，第二个因素确定了题材，且具体完成了四篇。但如果没有第三个因素，本书不会在此时出版。

这第三个因素就是《读库》和读库。

这个因素也可回溯到 2018 年。

那年――并且也是夏天，我送女儿回国参加“侨办”组织的夏令营，在酒店意外收到了读库编辑杨运洋先生的来信，及寄赠的几期《读库》和一本《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后者系读库主编张立宪先生的大作，读之极有共鸣），使我对读库的编辑、主编及书同时留下了印象。

2020 年 11 月，杨运洋先生再次来信，促成了我在《读库》发表作品，及本书的问世。

在杨运洋先生与我的联系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首先当然是2018 年的赠书――不仅因为旅行途中收到赠书是前所未有之事，而且也因为只有细致留意我微博的人才会知道那段时间我的回国行程；其次是在谈及我的“爱因斯坦系列”时，杨运洋先生写了这样一段话：

关于爱因斯坦童年时期独立证明毕达哥拉斯定理一事，艾萨克森版《爱因斯坦传》中只有一句话，而您根据各种文献还原了最可能的证明过程。又如，关于爱因斯坦十六岁时的第一篇论文，艾萨克森版传记只有两段，基本忽略了论文的细节，而您以近一万字的篇幅介绍了这篇论文的来龙去脉。就连爱因斯坦的初恋，您也着重关注爱因斯坦的性格特点和对思想共鸣的追求。

这段话不仅显示出对当下流行的爱因斯坦传记及对我文字的熟悉，而且敏锐地看出了我为科学史随笔定下的每篇将一个点写深写透的原则，让我很有知音感。这样的体会，之前只在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首次跟我联系时才有过，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开启了我跟清华大学出版社延续至今的合作。

之所以说如果没有读库这第三个因素，本书不会在此时出版，是因为“爱因斯坦系列”这四篇虽都写成了长文，但跟结集成书的篇幅要求相比仍是不够的。按以往的经验，须得汇集更多的篇目――从而在更晚些时候――才谈得上出版。不过，在科普书开本相较于从前已大为“膨胀”的今天（记忆里我小时候的书只分小 32、 大 32 及 16 开三种，且以小 32 开居多），读库却推出了很多精致的小开本。

正是这样的小开本，使得本书能在目前的篇幅下――从而在此时――出版。

关于本书的缘起，大体就是这些，至于书的内容，就不赘言了，大家读了自然知道。

本书――及未来可能撰写的续篇――所汇集的既然是随笔，自然不会――也不必――面面俱到。

事实上，有关爱因斯坦的文献汗牛充栋，面面俱到别说办不到，哪怕能办到，也势必包含太多已被别人重复过太多遍的东西，不如只拣一些我想写的方面来写，其中起码会有一些――且希望所占比例并不小――是不太容易从普通读物里读到的。这是本书――以及我的所有随笔类文字――在内容取舍上的基本原则。

在结束本文前，最后再就译文做一点说明。

每一个有能力从事翻译的人也许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别人的翻译很少能完全合自己的意，因此在这个随笔系列――乃至除最早期文字以外我的多数其他文字里，来自英文的译文都是我自己翻译的。

对于翻译爱因斯坦的文字来说，一个很遗憾的事实是：我不懂德语，因此只能从英文转译。

但另一方面，只要有英文译本，爱因斯坦文字的多数现成中译，据我所知其实也是以英文转译为主的。因此遗憾归遗憾，我的中译哪怕是转译，多数情况下也并不比别人的更隔膜。

卢昌海

2021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