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3年创刊后的一百五十多年来，《经济学人》一直没有讣告版。为何如此，只能凭猜测得到答案。或许，因为它以匿名性和谨慎对待个人崇拜为立报之本，并以此为荣，所以过多关注个人显得不妥；又或许，一份锐意进取的报纸，理所当然不会为告别辞留出空间。1976年我加入该报时（我永远称之为“报纸”），周围洋溢着乐观主义情绪，以至于有人建议我不要去各地采访，因为我可能会写出一些令人沮丧的报道。有人认为，坟墓就是那类题材的极致。

然而事实未必如此。而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英国式讣告正变得鲜活、文艺、不留情面。《每日电讯报》和《独立报》的休·蒙哥马利–马辛伯德和詹姆斯·弗格森，两个年轻聪明、互为对手的编辑，将讣告版变成了各自报纸最好看、引起公众讨论最多的栏目。1993年，罗伯特·科特雷尔从《独立报》跳槽到《经济学人》。

罗伯特——我们最新潮的作家之一，也是一个着迷于大型犬和缎面背心的家伙—向《经济学人》时任编辑比尔·艾默特建议，每周一则讣告可以为报纸后几页增添趣味，给大众提供一种看待时事问题和个人成就的非寻常视角。为促成此事，他邀请《每日电讯报》撰稿人马丁·韦耶撰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近年来最引人注目、最有趣的报纸讣告，刊登在1994年的《经济学人》圣诞节特刊上。文章令比尔大喜过望，他因此认同了这一观点：讣告将“为报纸增添两种自身所缺乏的特性，即历史感和人文性”，并把开设讣告栏目的任务交给了罗伯特。 

讣告版推出之际，似乎没人特别乐意承担“全职殡葬员”的工作—直到比尔正巧找到了罗伯特在十三楼的邻居基斯·科尔克霍恩。基斯是位小说作家兼记者，他的文笔看似丝滑如绸，实则锋利如刀。1995年接手这个版面后，他一干就是八年。2003年11月，我接替了他的工作，却难望其项背。 

与基斯交接工作时，我们在当地一家意大利地下酒吧共进午餐。他手头有一份按地域和性别整理好的庞大写作对象名单。他告诉我，重要的是缩减美国人的比例（否则就会成为他们的专属版），公平地对待亚洲人，尽最大努力让更多的女性登上讣告版。我认为这些设想都是很好的建议，但知易行难。在这本书中，依然没有很多女性人物出现，这说明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她们仍要努力拼搏才能活得够男人一半精彩，这不禁令人深省。另外，这本书里依然包含了大量美国人，当一个国家已是顶尖强国时，要避免这种情况实属不易。

我们的思想必须集中，因为每周都有一篇关于某个候选人的写作任务，更因为讣告版编辑用于研究和写文章的时间往往不超过两天。快速阅读至关重要，因此附近便利的伦敦图书馆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谷歌当然也能提供帮助，但我还是觉得书籍的作用无法取代。书籍能让你全身心地沉浸在一个人物里，这种沉浸是必需的。

《经济学人》的讣告储备（有时被戏称为“太平间”）少得可怜。据我所知，一些报纸备好了成百上千份讣告。在我们这里，我写作的同时，只备着十份讣告，而我也从来没能取出一份使用。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太平间里的人永远不会死。他们日渐坚韧强大，获得了一种永恒的生命。

我认为，自从讣告版开设以来，候选人的标准一直未变：他们的生活必须过得有趣，发人深省，至于是否符合通常意义上的“美好”，倒没太大关系。我们并不一味地颂扬、赞美死者。坏人、无德之人、轻浮之人的讣告，有时反而能成为佳作。我因给安娜·妮可·史密斯所写的讣告而广受非议，但她追名逐利注定失败的故事精彩而凄美。我们既给垄断者和专制者写讣告，也给现代圣贤写讣告。基斯一直对小人物特别偏爱，哪怕是—或者尤其是—有大人物在同一周去世时。他让我明白，几乎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都有值得倾听的故事。

是什么成就了《经济学人》讣告？没有什么规则，除了一百三十二行的长度或大约一千词的篇幅，以及插图（最出人意料的是，最近几年一直没有人物照片，只有风景）。除此之外一切都由作者决定，这是一种光荣的自由，使得讣告版编辑通常能够说一不二。同事们往往想插手（有时会成功，通常效果良好），死者的家属或朋友也会经常进行游说，但编辑希望享受无人干涉的工作乐趣，因此几乎拒绝了所有的外来请求。

快乐和死亡似乎同床异梦，但对我来说并非如此。在我看来，我的讣告是对生命历程的报道，即使这条生命已经换了一种方式，在别处延续。我希望在生命逝去时提炼出其本质，并设法尽可能从逝者的角度描述它。因为无论是好是坏，那个特定的视角和特别的声音，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我们第一次讨论这本书时，基斯说，“麻雀的飞行”可能是个好书名。当然，这暗含了比德对人生的隐喻，他说人生就像一只飞过宴会厅的麻雀，从黑暗中飞来，又没入黑暗，其间只有明亮的一刻。当然，也可能宴会厅里的黑暗比之前和之后更甚。但无论哪种情况，飞过的那一刻—在大地的喧嚣中挥动的翅膀—是我们必须抓住的。

安·罗

200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