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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认知的弯路,大都是二元思维的套路
2020年0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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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尔登说:“事不宜以是非论者,十居七八;人不可以善恶论者,十居八九。”

但现实却是,很多事都被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进步与退步、光明与黑暗等概念,简化为对立的两方,形成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

在历史认知中,这种“二元思维”尤甚。

很多人看到了现代社会的光明和进步,就会本能地将与之相对的古代社会想象为黑暗和退步。

比如,一提起“中世纪”,人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黑暗和灾难”:政治上,天主教会一手遮天;经济上,贵族庄园封闭落后;文化上,极端反智,愚昧无知。

阅读美国历史教授霍利斯特所著的《欧洲中世纪史》会发现,其实这些对中世纪的认知都是误解。

误解一:天主教会一家独大,世俗政治被教会压制

实际上,国王代表的世俗政权和教会代表的神权是一种并立关系,相互合作,相互牵制。

神权为政权提供合法性的论证,提供高级人力资源,提供法律和基层管理;而政权为神权提供基本的政治保护,提供军事保护和经济资源。并且世俗政权还在自身扩张的过程中,承担了传教的任务。

尽管政权与神权总想着压倒对方,但斗争了快1000年,谁也吞不下谁,形成了互相制衡的态势,这种二元结构,反而成为孕育西方文明的母体。

误解二:封建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封闭落后

实际上,早在1200年,在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地区,就已经发展出“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模式——原材料来源于海外,最终产品也远销海外,这是一种分工明确的毛纺织业的贸易网络体系。

诸如此类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可见所谓落后的庄园经济其实早已长出了现代贸易的萌芽。

误解三:人们极端反智,而且愚昧无知

实际上,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

早在11世纪,就开启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普及运动,地方学校、教堂学校、大学等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了14、15世纪,欧洲人的文化普及率显著增长。

而且,现代人思维的底色——理性与逻辑,在中世纪的欧洲也从未绝迹。经院哲学巨匠托马斯·阿奎那就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学和基督教神学融合在一起,成为中世纪思想巅峰,甚至影响了后来的近代哲学和科学。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误解,其实是典型的“二元思维”史观在捣乱——认为一个问题只有两种可能的答案,一个理由只支持两种结论。但事实上它可能具有多个潜在的答案,多种可能的结论。

“黑暗的中世纪”只是“二元思维”史观的一个典型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熟悉的历史认知也陷入了二元思维的陷阱中。

比如:农民斗地主,就是把穷富等同于善恶;奸臣模式,就是把忠奸等同于兴亡;革命吞噬一切,则是把新旧等同于好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二元思维”史观把丰富的人类文明化约为孰好孰坏的“假问题”,反而遮蔽历史的真问题——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调试,价值与权力如何平衡等等。

《欧洲中世纪史》不仅告诉我们一段真实的历史,更是对“二元思维”史观的否定和颠覆。

如今,中世纪已经成为历史,但其实我们的现在和未来,仍活在它的延长线上。正如作者霍利斯特所说:“我们的时代是中世纪的产品。”

所以,了解真实的中世纪,是正确认识世界历史,尤其是现代文明从哪里来的前提。

更重要的是,正确认识一段历史相对容易,但根除造成误解的方法论却很困难。因此,阅读这本《欧洲中世纪史》也是告别二元思维的开始。

此外,在知识大爆炸的今天,碎片化的知识和信息俯拾即是,如何整合它们,并搭建自己的知识体系是区分学习高手和菜鸟的关键。

《欧洲中世纪史》一书,把纷繁复杂的欧洲中世纪里各种关键要素进行了有效的归纳、分层,像哥特教堂一样,呈现出清晰无比的结构。学习这本书搭建框架的能力,我们也可以像大教堂的设计者一样,形成自己清晰地认知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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