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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多月前，北京大学中文系男足在新生杯首秀中以0:12负于医学院。他们在自己的公众号上照例写了一篇幽默战报。此文让这支男足火出了“圈”，公众号也因此从“中文男足”正式更名为“Just Lose It”。       
         

我第一次看到“Just Lose It”这句口号是在北大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老师的一篇论文里。论文以一位中文男足成员的访谈结尾。这位同学说，四年中球队从未赢过一场，也未进过一球，但他感谢这些经历教会他学会接纳普通，接受生活处处可能存在的挫败。那时候，我正在参与周刊《小镇做题家：如何自立》这个封面故事的制作。豆瓣“985废物引进计划”这个小组的火爆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好奇。我们想去了解正在走向社会的年轻人到底在遭遇何种困境。我的任务是看看大学里正在发生什么。
         

从老师、同学那里，我得到的故事是：极度竞争之下，成功压倒成长，中国顶级学府的很多年轻人身陷于同伴间的彼此PK，在对绩点和漂亮履历的疯狂追逐中焦虑无比，精疲力竭。这些故事让我感到极为陌生，又让我感到无限痛惜。这些最聪明的年轻人被功利主义弄昏了头吗？我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

         

图书馆内的学生（图｜视觉中国）

2002年，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习。那时候，读研究生并不是多数同学的必然选择。保研的名额很少，基本单纯看成绩。保研、考研或者就业没有高下之分。我们有3年的时间考虑自己未来的出路。我入学的时候，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刚刚超过15%，进入大众化时代。2007年毛入学率就攀升至了23%。与此同时，研究生扩招也在推进。2006年本科毕业的时候，学校第一次将我们的成绩换算成绩点，我也第一听说，校园实践在保研中将占有一定的权重。
         

我好像总是在潮水来临前的最后一刻上岸。2009年，我到周刊工作，拿到了北京户口。大概是我工作两年以后，户口福利被取消了。2006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一位金融学院朋友本来想考人民银行的研究生，后来因为搞不定政治考试而放弃。当时我们觉得很可惜。两年后再和他聊起来，他感叹自己幸好没考上研，不然就买不起房了。
         

       

2019 年北京公务员考试现场。稳定是当下大学生求职考虑的重要因素。（图｜视觉中国）       

         

在采访写作这个封面故事的过程里，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如果我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站在潮水之中，我是否能够做得更好？答案是：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一旦被这场漫长的消耗战完全吞噬，就很可能失去一些极为宝贵的人生经历。

在我的大学时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参加新闻学院院报的采编。这个社团带不了任何“实际收益”，完全是学生们自娱自乐。采访靠同学结伴壮胆，业务学习靠高年级带低年级。为了凑印刷费，我们去找学校周边的小商店拉广告。一些报道被“毙掉”，我们和学校的有关部门据理力争。帮我们印报纸的小老板是北漂的农民工。我们缺钱，他也缺。每一期交印报纸都要讨价还价。只有一次，他骑着三轮车送来报纸，见面就说这次的印刷费不要了。“我看了你们写支教的文章，看哭了。给你们多印了一百份。”

采访绩点一文的时候，北大的渠敬东老师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真正的成长来自于真实生活的痕迹。回想起来，在院报里经历的种种故事，而不是课堂和考试，是大学赐予我的最宝贵财富。它让我思考自己到底想要成为什么人，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二十不惑》剧照

《绩点为王：中国顶尖高校年轻人的囚徒困境》
          这篇报道的传播超过了我们最初的预期。 让我们特别感慨的，是它激起了年轻人的普遍共鸣。有很多大学生给我留言。有不止一个人说，他们是在图书馆刷题时读到这篇文章的，眼泪当场就掉了下来。还有不止一个人说，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焦虑和奋斗后，他们拿到了很高的绩点，但面对成绩单，并不能感到一丝快乐。“知乎”讨论帖里有位读者的话特别打动我，他说读完文章：“好像被打了一个巴掌，又好像被拥抱了。”
         

我和同事们讨论过文章成为爆款的原因。我的第一感受是：今天的年轻人其实非常缺乏发声渠道，他们从未掌握话语权。我的同事杨璐说：年轻人只有在被视作消费主义的韭菜（客户、消费者、钱袋子）时，才有言必称95后、00后的待遇。主编李鸿谷则有更深入的观察：万物皆媒体的时代，传播不缺，被看见是稀缺的。虽然今天的媒体很热闹，但“公共性”却在削弱。

而我们关注“绩点”，正因为它不只是个体的困境，不只是象牙塔的特有现象，而是社会转型期集体阵痛，这是周刊对于“公共性”的追求。

         

《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剧照

作为媒体，我们很难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问题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但我相信，“看见”是第一步，自有其价值。有不少大学生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话：焦虑了很久，看到这篇文章终于明白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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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在周刊参与写作了很多教育、婚姻、家庭话题的封面，这些封面和当下的热点新闻没什么关系。一种异见是：这些报道太软，太虚。在接触这些话题之初，我也曾嫌弃它们“婆婆妈妈”，但当我真的深入到每一个话题里，我感到：文章的价值不能以传统的”硬“和”软“来区分。

今年，我写过的最“婆婆妈妈”的封面大概是《理想婚姻》。采访里印象最深刻的事之一，是清华大学的刘丹老师特别指出，急速变化的中国会让婚姻的经营遇到很多前所未有的问题：“你父母在他们的关系里可能从来没有为了房子的事情讨论过，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房子是单位的，到时候就单位收回去了，不需要有任何讨论。可是到了你这一代，你就必须面对这些问题：谁出钱买房子，产权归谁，将来怎么归属？两个人怎么去商量这件事就成了关系里的考验。……中国就像一艘开的特别快的船，我们只能随着船整体行进。这不是个人能决定的。是否看到和接受这一点，会让双方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采取完全不同的策略。我们是相互指责：‘你怎么就不能够大方一点把我的名字写上去？你怎么就不能够尊重我？’还是抱着一起去学习新经验的态度呢？”

         

插图 | 范薇

         

在《不焦虑方法论：“鸡娃”与自驱力》这个封面里，我们讨论了这些问题。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没有一代人能预见下一代人的成长。一味追求分数，其实是一种标准化的育儿方式。不焦虑不意味着不用心，不为考试成绩焦虑的父母，可能要动更多的脑筋、有更多的耐心、承担更大的压力。无论在教育中选择那种“战术”，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个前提：人生并不在考上大学那天结束，也不在拿到入职通知时戛然而止。天才永远是极少数，对绝大多数家庭而言，如何帮助一个普通孩子过上有价值的、充盈幸福的人生，这才是真正课题。

         

我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教育里的焦虑流行病说不，是因为如果成年人不能仔细思考教育的目的和方法，我们的孩子将承担最终的后果。儿童精神疾病的高发有其普遍的生理基础。人类大脑的前额皮质主要负责高级认知功能，包括做出决定、计划，抑制冲动，同时也和社交活动、理解他人和自我认知有关。它是大脑中发育最晚的区域，一直到25岁左右才会成熟。孩子虽然和成年人一样能够感知情绪、情感，但却没有成年人那种控制情绪和行为的能力。

与此同时，以爱之名，成人对孩子控制可能无孔不入。“孩子们在任何地方都缺少控制感：在学校，他们被管得很严；而在家里，也是如此。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孩子在社交上的控制感也愈发缺失”，美国国家儿童医疗中心成员，临床神经心理学家威廉·斯蒂克斯鲁德（William Stixrud）指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今天生活削弱了孩子原本具备的压力应对机制。在世界许多发达国家，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病率都在不断攀升。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但对儿童心理问题识别和认知的很多常识还远远没有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促使我采写了报道《儿童抑郁症：被忽视的痛苦》。

在这条评论的背后，一位母亲，一个孩子，一个家经历了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敢想，但我会记住它。它将提醒我，未来写下的每一个字，也当有它的价值和分量。

             

徐菁菁

写字是为了满足好奇心

             

26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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