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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门口的机器上取号，然后一对对地坐在一排排的长椅上等候，只有被叫到号的情侣，走到里面的柜台，才会被问：“办理什么业务？是结婚还是离婚？”所以等待结婚和等待离婚的人们，是坐在同一条长椅上的。
高美琳起初并不能分清楚哪对是准备结婚的，哪对是准备离婚的。有时她会假扮成准备结婚的，有时又装作离婚的，挨着等待叫号的情侣身边坐下，借着问他们怎么走流程的名义闲聊、搭讪。大多数准备结婚的人很热情，说他们今天来结婚，在一起已经多久了。而准备离婚的人，则问三句答一句，冷漠、充满戒备。
《三十而已》剧照
在民政局领证前，情侣们还需要先去附近的照相馆拍摄证件照，用来一会儿贴在证上。准备结婚的和准备离婚的，用的是同一个照相馆，甚至站在同一块红色背景前。不过准备结婚的人，是两人合影，而离婚的，是两人分别单独拍照。高美琳曾想趁着这机会为那些准备离婚的夫妻拍一张合影，但照相馆的人怕她影响生意，把她赶出去了。
结婚的出来，会在门口牌子那里自拍，把结婚证举得老高，或者是一大家子一起出来。离婚的，一前一后永远隔着三五米的距离，低着头，不说话，很大的陌生感。有一对，男人对女人特别凶，女人唯唯诺诺，有点不情愿进去，男人就不停地催，再过一会儿两人出来，男人就领着另外一个女人走了。还有看不出来是离婚还是结婚的，两人从民政局走出来后，在门口长长地拥抱，女人埋在男人的怀里，看似没有感情波动，然后分别，各自走向不同的方向。
插图｜爆炒诛心
后来高美琳和她妈聊过这事，她妈说两个人要去离婚的时候，大部分都不会很激动了，好多事情在这之前已经商量完了，那天就是很多人见面的最后一次机会。
为这些离婚的夫妻拍一张合影作纪念，是高美琳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本科毕业时的最初作品计划。她说服他们，用拍摄一张照片的方式向观众解释婚姻是什么、家庭是什么。因为理解告别，才能帮助没经历过的或即将经历的人们，更加理解婚姻。
如何说服他们重新站在一起拍照是第一步。
在民政局门口，来办手续的人情绪非常差，绝大多数人都拒绝了合影要求。后来高美琳开始通过朋友介绍，加上朋友周围离婚夫妻其中一方的微信。一上来也不能聊得太细，她会说自己是个学生，正在做一项社会调查，来完成学校布置的作业，为此想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聊到一定程度，她会约对方出来见面聊，请对方真正地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她。
那年高美琳22岁，“第一次如此感受到人的多样性，去介入一个如此深渊，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出轨、贫穷、三观不合、家族矛盾、分居、产后抑郁，都有可能让两个曾发誓永不分开的人突然分开。“想得到幸福的人用一张纸得到家庭的温暖，想要结束自己不幸福的人能够用另一张纸换得个体的自由。这张纸是不是真的重要，我一直不知道答案。”
通常见了几次面后，她才会提出拍照这件事。有的人能明白她的用意，迅速答应，有的是其中一方不愿意。有个叔叔，她见了7次面，每次都和她一起商量怎么去劝他的前妻，最后前妻也答应了。她会同时约两人在一个地方见面，然后举起相机，抓住两人再见那一瞬间的状态。再次相见的地点也是两人特别选择的，有的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有的是他们之前一起生活过的地方，也有的是他们想要纪念的场景。
她拍摄的第一对离婚夫妻，是在一个家庭照相馆里拍的。这个照相馆是两人第一次相遇，并一起生活20多年的地方。情感上他们曾发生过无法迈过的坎，无法原谅。但离婚两年多，因为生计不得不继续经营照相馆，财务也没有分开，共同照顾着女儿。两人分房而睡，依然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但已经产生了明显的隔阂。“生活把两个人捆在一起。”高美琳说。
离婚后的夫妻，还共同经营着小照相馆（图片提供：高美琳）
她见了上百对离婚夫妻。一位刚离婚的年轻人絮絮地讲着和前妻的故事，感觉快要哭了。离婚后，前妻辞掉了在北京的工作，远走香港读研。但当高美琳建议他买机票去香港找她时，男人拒绝了，“真的不行，我不想再打扰人家的生活了”。也有带着孩子离婚的年轻夫妻，双方会为了抚养费闹得不可开交，不愿意再次站到一起拍照。她也找过一些老年离婚夫妻，通常更保守，更不愿触碰这个事情。
有人相聚在房管局大厅里——女儿要结婚了，他们凑在一起，把房子过户到女儿名下，高美琳拍下这个瞬间。还有一对刚离完婚，男的去找女的拿户口本，他一直讲女的很好，两个人还能这样聊天，还可以做朋友，但就是不能在一起了。拍完之后，他们说了声“再见”，就分开了，很干脆。作为作品的一部分，高美琳让双方分别在字条上写下给对方的留言，男的写下“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还有一对，看起来还像一家人。他们的女儿结婚，生了个小外孙，两个人就要一起来看外孙，一种新的家庭纽带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拍完一张合影后，女人招呼高美琳再帮着多拍几张，但男人连连摆手“不要不要”，高美琳感觉，女人想和男人多待一会儿，但男人的心已经不在这儿了。最后，给对方的留言，女人写“想靠靠不住”，男人写“生活更美好”。
还有一对离婚多年的中年男女，因帮儿子照看小孙女而稳定持续地见面。平时，他们以家庭里“爷爷奶奶”的身份交流，只聊孩子，不聊自己，气氛不算友善。但一次和高美琳一起吃饭时，他们放下“爷爷奶奶”的身份，开玩笑似的喝起了交杯酒，感谢对方，敬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多年以前，男人曾犯过错，如今，在持续不断地补偿下，前妻已经原谅，男人也重新组建了家庭。高美琳见过，小孙女从远处跑来伸出双臂，拥抱一个爷爷和两个奶奶。当被要求互相留言，对于那段曾经的婚姻，男人说：“离开不一定是痛苦，只要关心对方，关心孩子。”“没什么说的，不恨你。”女人说。
多年以前，男人曾犯过错，如今，在持续不断的补偿下，前妻已经原谅他（图片提供：高美琳）
也有单人照。离婚后，女人的前夫去世了。傍晚，女人独自来到他们曾一同生活过的“家”，房子已经换了主人，但楼栋口的感应灯“听”到脚步声，又亮起了熟悉的昏黄的光。拍照时，女人不说话，望向“家”的方向，久久地直站在夜色里，那盏感应灯只能照亮有限的区域，看不清她的表情。深蓝色的夜空，楼群是巨大的黑影，偶尔点缀几家灯火。鼓足了勇气离婚，但再婚后女人的“新生活”也并不如意。女人给去世的前夫留言：“你在天堂，我在人间。”拍完这张，高美琳大哭一场。
她还拍到了一对复婚的夫妻。兜兜转转后发现还是对方最好，也是为了儿子，觉得儿子需要一个家庭，然后又在一起。他们笑容舒展，相靠站在一棵老槐树下。老槐树一年只在春天这么几天开花，那时候正是花开最旺盛的季节。他们对高美琳说：“给我们拍一张纪念照吧！”男人在留言纸上写道：“希望我的女人幸福快乐，一路有我。”
同意拍摄离婚纪念照的这12对离婚夫妻，基本全是中年人。他们会对高美琳说“人到中年，想开了”。这些人大多有了孩子，然后离的婚，因为有孩子，所以不得不再见。这些孩子的年龄都和高美琳差不多大。高美琳说，父母这一辈人的特点是，不管以什么方式分开，或者在一起，他们都觉得是在为家庭做牺牲，为孩子做牺牲。
两人工作不在一个城市，长期分居，性格不合，在一起也经常吵架。高美琳小时候，老听她父母说，是为了她才不离婚。上了初中后，有一阵，她突然感觉到他们不再吵了，爸爸回家的时间变短了，频率也变成一周一次。后来她无意中在抽屉里看到父母的离婚证。原来父母离婚时，为了不影响她学习，他们没直接告诉她，还是生活在一个家里，这样的生活已经持续了两三年。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打击挺大的，就是“你的家庭没了”那种感觉，而且还用一种特别残忍的方式，自己找到这个证据。
离婚后的父母在不同的轨道里各自向前，妈妈还在医学院当教授，爸爸开着房车在各地旅行，两人再未见过。但高美琳觉得，两人并没有和解。父母在她身上寻找对方的缺点，好像优点都遗传于自己，缺点都是因为有个那样的爸妈。“甚至有段时间我觉得我妈恨我，因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我爸的影子。而我爸那边也有时会数落我：‘你不要这样，和你妈似的。’”
此后的这些年中，她一直在不断理解什么是离婚。妈妈告诉她，“不要跟别人说，因为是不好的”。那时她和妈妈生活在一个不太大的城市，住在妈妈工作的大学的家属院里，邻里互相都认识，但没人知道她爸妈已经离婚了。后来她想明白了，独自带着一个女孩，妈妈怕被欺负、被说闲话。有时妈妈的朋友来家里玩，她会撒谎，假装爸爸妈妈还是夫妻的样子。在高中，高美琳一度陷入了深深的自卑，“那时面临着好多事情，要做选择，要做决定，也需要钱，需要家庭的力量，但家里一直缺失了一个角色”。
高美琳拍摄的父母（图片提供：高美琳）
考上中央美术学院之后，高美琳开始学着接纳自己的问题。她发现单亲家庭给了她一些不一样的体验，让她在某些方面比别人更独立、成熟
，再回想自己高中时，正是因为害怕失去朋友，也因为不想给妈妈增加负担，所以努力学习，想让自己变得更好。后来她爸妈一直开玩笑说，如果他们不离婚，也许她是考不上中央美术学院的。
也是在大学，她突然发现，同专业两个宿舍的8个女孩里，5个人来自单亲家庭，这让她头一次意识到，单亲不是只属于她的个例，离婚是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身边同学不会藏着掖着，他们会很大方地说出来，我的爸爸怎么样，另一个爸爸怎样。”从朋友那里，高美琳获得了力量。“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更意味着要独立。可能很多人会存在偏见，认为单亲家庭的孩子看见的家庭不是圆满的，所以他以后的家庭也不会圆满，我觉得这些言论都特别可笑。”高美琳说。
临近毕业，她愈发觉得自己无法再逃避这个问题了，她必须要解决它了，于是她决定将“离婚纪念照”作为自己的毕业作品主题，并头一次公开了自己的单亲家庭身份。她说整组作品的初衷，就是希望让她的父母再重新见一面。“我希望这个作品能帮助我的妈妈，让她能真正地生活，放下一些事情。同时也想解脱我自己，我也想看一下，已经长成大人的我，重新拥有这个家庭的样子，哪怕只有这么一个纪念的瞬间，都是很值得的。”
最初是她爸不同意拍，以在全国各地玩为借口，不愿面对这个事情，后来他同意了，她妈又不同意，一直拖，“为什么要把别人的伤口扒开？为什么要把‘家丑’外扬？”。最后高美琳逼她，“只有你们见一面，让我拍张照片，我才能毕业”。
一切发生在春天。她的父母时隔8年为了她再次相聚，父亲从重庆飞到烟台，母亲放下戒备决定第一次回看她的伤痛。拍摄的那天，高美琳觉得很开心。多年不见，父母间礼貌而陌生，居然还能如同家人，开车去家旁边的小岛游玩选景拍摄。她在其中活跃气氛，用幽默的方式打破尴尬，不停地跟他们说话。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会站得很远，她就骗他们说：“你们俩需要再近一点，再近一点，要拍一张脸很大的。”她希望他们产生一些交流，让爸爸帮她和妈妈拍合影，妈妈再帮她和爸爸拍一张合影。
小岛上有一个荒废的烂尾酒店，到里面去需要翻过一道围墙。爸爸喜欢探险，妈妈惯于保守。要不要跨过这道墙，妈妈犹豫了，但已经先跳过去的男人和女儿朝她伸出了手。翻过来后妈妈也承认，这是个好地方，海面开阔。爸爸妈妈面朝大海，高美琳在他们身后按下快门。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不愉快，对她来说，她已经忘记拍作业这个事情了，就像真的和爸爸妈妈的一次出游。“我觉得很幸福，又可以和他们一起出去玩。”
那天结束时，离开小岛，她又回到现实：是坐爸爸的车，还是妈妈的车？“那是两个不同的家。其实我一直面临这样的选择，过年去哪一家过，我在中间就很难，选择哪一方，对方都会伤心。”她突然意识到，“我的家已经不在了”。
不过那次见面之后，爸爸突然有一天对她说：“其实你妈真的挺好的，和你妈分开，我也很难过的。毕竟真心好过，只是不懂得如何相处。”而妈妈也不再提起爸爸的不是。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可能他们觉得对方比想象中的更好一些吧，特别是见面之后，在没有那么多冲突的时候，不是以最差的状态停留在最后一秒的时候，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再见的时候，他们彼此对对方的误解可能就没有那么深了吧！”高美琳的内心也有转变，她说她以前觉得父母可能一辈子不会再见了，还设想过，如果她结婚，他们可能都不会出席，“但我现在觉得，以后我结婚的时候，他们都会来的”。
按照这一系列作品的惯例，高美琳也让父母为对方留下字条，妈妈给爸爸写的留言是：“你是浪子别泊岸。”
图片提供：高美琳
每张照片背后，都有着无数的故事和情绪。有人建议高美琳应该拍成纪录片，或者做成更复杂的装置作品，但在那年的中央美术学院毕业作品展上，高美琳选择不用任何花哨的形式，只是在离婚夫妻们大画幅的合影照片中选了10张，打印好，装裱在素净的白框里，简简单单地挂在墙上，照片边上钉着被拍摄离婚夫妻为对方写下的留言字条。再加一个留言本，供观展的观众交流意见。
高美琳拍摄的父母（图片提供：高美琳）
她在展厅里观察观众的表情。人们走到她这里，有些人先凑上来看照片旁边的小字条，有些人看照片。几乎没人笑着，也没人像来一个网红地似的拍照打卡。当明白她到底在做什么后，观众们脸上会出现极其严肃的表情，痛苦，或是淡然。很多观众看到这些之后写下留言，说知道婚姻的不易，知道这些错过和可惜，会去反思自己的家庭为什么会这样，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离婚的人，或者感谢自己有那么好的婚姻。
高美琳的爸妈是同一天来看的展，但高美琳坚持分别陪着他们单独看。站在他们的合影前，爸妈都落泪了。
高美琳依然相信婚姻和家庭。她说爷爷奶奶是理想家庭的范本，而爸爸后来曾告诉她，妈妈在离婚前和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是要给我的女儿做个榜样，如果以后她的婚姻不幸福，她也能勇敢地离婚。”
“我知道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我也知道不幸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高美琳对我说，“但很多我认识的同样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对亲密关系不信任，甚至都不能正常地谈恋爱。”
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后，她去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学摄影。在纽约，她恋爱了。小伙子也是个中国人。疫情前，趁着假期，他的父母来美国看望他们，她和男友一家三口一起开车去加州玩了一趟，那是高美琳第一次跟着一个家庭出去旅行，一个她眼中具体的、完整的、幸福的家庭。她拿起相机，记录男友家庭的每个瞬间，他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状态，也为自己自拍，寻找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我是在不停地自我疗愈，一直关注家庭这一主题，回顾一些事情，忘掉另一些事情，然后去成长，去温暖地接受一些事情。”
高美琳（图片提供：高美琳）
随后疫情开始了，父母还是两种极端的反应。她爸说没什么大事，劝她不必回国，她妈每天嘱咐她要在家里消毒，要赶紧回国。“我从小他们俩就这样，一个是我考试成绩好奖励我，一个是我考试成绩不好奖励我。在我看来他们就是两个极端的人，是没法过到一块儿去的。”去美国留学前，高美琳去爸爸生活的城市，在他的房车里跟他住了三天，试图去理解他和他的生活方式。他买了一辆新的重型摩托车，每天骑着车去湖边游泳。“之前我一直觉得他是一种反社会状态，很可悲，但我那次发现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早上一个肉饼，就很开心。”她爸对她说：“艺术不是哗众取宠，沉重的作品一定会带来思考和启迪，加油丫头。”
探讨自己与父亲的关系，探讨单亲家庭子女的感情世界，都会是高美琳接下来的作品主题。
就在今年情人节的前一天，高美琳发微信告诉我，她与相恋6年的男友分手了，因为她对他提到说，想明年他毕业后从纽约回国后结婚，他不想。“六年的感情尽头是什么呢？除了分手和结婚两条路我们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她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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