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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周年纪念：从一到无穷大的历程

2021年06月24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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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耀东方」

主笔｜刘怡

埃德加·帕克斯·斯诺（Edgar Parks Snow）赶着毛驴，从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走向“匪区”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的那一天，是1936年的7月7日。

不到100公里的直线里程，在今天开车只需一个多小时就可抵达，但在当时却意味着要在风尘仆仆的山路上辗转将近一个星期。毛驴脊背上驮着一部斯诺从朋友那里借来的16毫米胶片摄影机、铺盖和干粮，他自己还背着两台照相机以及24个胶卷。

与他同行的是另一个美国人、25岁的日内瓦大学临床诊断学博士乔治·海德姆（George Hatem），后来以中文名“马海德”广为人知。据马海德晚年回忆，他的行李箱里装着宋庆龄赠送给红军的价值400银元的药品，以及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秘密文件。

这不是30岁的密苏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斯诺第一次尝试进入他心目中充满神秘色彩的共产党控制区了。自从1928年为上海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担任通讯员开始，探访那些不为一般欧美人所知的“边缘地区”就成了他的兴趣所在。在上海，宋庆龄和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向他介绍过纷繁复杂的国共关系史；在热河，他采写了关于日本侵华的详尽英文报道；在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领袖们把他当作可信赖的朋友。

1936年3月，经过宋庆龄、史沫特莱的介绍和冯雪峰从中传信，斯诺与马海德抵达西安，准备在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安排下前往根据地拜访。但由于刘鼎要陪同周恩来出席和张学良的秘密会谈，计划未能如期推进。直到三个多月后，两人才重新踏上旅程。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充满了惊险气息的旅程
：一俟进入两军控制区之间的无人地带，斯诺和马海德就与一股土匪擦肩而过，几乎沦为“肉票”。陕北贫瘠的黄土高原和农民衣不蔽体的生活也给斯诺留下了深刻印象。经过两天晓行夜宿的绕道，他们终于在安塞县和接应的周恩来碰上了头，到达今天延安市志丹县境内的保安时已经是7月13日了。

1938年11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前，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延安桥儿沟教堂门前合影。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又是一次时机、地点乃至参与者极尽完美的到访。放在一年前，还在过雪山、草地途中的长征红军根本不会允许一名外国记者近距离观察自己的日常生活。而倘若斯诺晚到几个月，恢复了和中共无线电通信的共产国际势必会要求对他的背景做更加严苛的调查，极有可能否决这次来访。

斯诺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同时又不是任何一国共产党正式成员的身份，在中共方面的审查中本来可能成为一种劣势。但在抗日救亡已经成为中国最紧迫的时代任务、新的民族统一战线呼之欲出的背景下，一个非共产党员身份的美国记者，恰恰更适合向国统区乃至全世界的关注者讲述关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实故事。

在保安简陋的窑洞里，斯诺第一次见到了“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的毛泽东。他为后者拍摄的身着黑布制服、头戴八角军帽的半身照片，后来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

1936年10月，埃德加·斯诺（左）与毛泽东在保安（今延安市志丹县）。斯诺是第一位进入陕甘宁根据地的外籍记者。

之后的三个月时间里，两人有十多次围坐在油灯前，吸着前门牌香烟，借助翻译吴亮平的帮助（斯诺的中文水平能说但不能写）彻夜长谈。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向外国记者如此细致地回忆自己的早年经历和个人生活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他谈到了自己的童年，谈到参加中共一大的经历和井冈山的斗争，也谈到了红军波澜壮阔的历史以及中国革命充满艰难险阻但终究光芒万丈的前途。这部分记录随后以《毛泽东传》为题，在1937年7月到10月号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做了连载，并以“唯一一部由毛泽东亲自口述的个人自传”的地位留名于出版史。

从1936年7月到10月下旬，斯诺在保安以及整个陕甘宁根据地的采访持续了超过三个月。除去毛泽东以外，他还拜访了周恩来、彭德怀、徐海东等红军和红色政权领导人，与普通红军士兵结伴行过军，听当地农民描述昔日在国民党治下困顿不堪的生活境况。

这些采访记录的英文版本从1936年10月起，陆续在《密勒氏评论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及《生活》杂志上做了连载。到了1938年1月，以单行本方式印行的斯诺西北采访记《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终于在纽约问世，并迅速成为畅销书，这是该书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版本。一个月后，由中共特别党员胡愈之牵头，在上海翻译出版了《红》的第一个中文版本，即著名的《西行漫记》。

1947年春天，在国民党当局重兵压境之下，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放弃延安，实施战略转移。图为毛泽东和警卫人员在转战途中。

随着《西行漫记》一路蜚声海内外，从中国到全世界的观察家们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人既不是国民党抹黑宣传中青面獠牙的“洪水猛兽”，也绝不只是苏俄革命道路在远东的简单移植。它的诞生是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的产物，更是一代代革命先行者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反复探索、尝试之后的选择。

尽管在斯诺探访陕甘宁根据地时的1936年夏天，刚刚结束了艰苦卓绝的长征的中国共产党还只是一个党员数量下降到4万人、正规军数量刚刚超过3万人的“小”党，似乎与国民党政权以及虎视眈眈的日本侵略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在斯诺离开保安12年之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为结果，取得了最终胜利。从那时起至今，历史又走过了7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不仅完成了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转型，而且在艰难的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2021年的今天，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具有较强综合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也没有辜负中国。

1939年，毛泽东（左一）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驻地附近与当地农民交谈

中国革命胜利道路的独特性，不止是超出了对手的预期，同样也大大有别于其早期盟友根据本国经验做出的指导。它有赖于一个有纪律性、善于自我批评、时刻联系群众的马列主义政党，一支由党领导的军队，以及一个由党领导、团结了各革命阶层和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在此基础之上，又能将18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反抗帝国主义入侵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与劳苦大众利益紧密相连的平民主义，乃至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民主主义等一系列进步潮流统统囊括进来，最终造就了20世纪最具世界性影响的事件之一。

在建党百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前往北京、上海、瑞金、延安、西柏坡等地，追溯从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整整28年间中国共产党走过的红色轨迹。

当那群意气风发的青年学生出现在1921年夏天的上海法租界和嘉兴南湖的画舫上时，“社会主义”在中国还是少数知识分子热衷于讨论的新名词。当刚刚走出大革命失败阴影的工农革命军在江西建立属于他们的“苏维埃共和国”时，很少有人会相信这一切能长期持续下去。但中国共产党从来都不是顽固、僵化、教条主义的，它懂得反省和变通：既和敌人斗争，也正视自己曾经陷入的误区。在经历过波澜壮阔的长征之后，红色政权在延安重新站稳了脚跟，从抗日战争的烽火中找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的道路，并最终回到它诞生的起点之一——北京，开创了一个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