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王朝兵分三路，大举伐辽，企图夺取幽州，结果，被辽军各个击破，西路名将杨业以身殉国，从此，辽军大举南下，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在这次事件中，主战派代表之一，就是代州云中(今山西大同市)人，名叫毕士安(台湾版的《华夏英杰百人传》载毕士安为大同左云人笔者注)。

毕士安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从小酷爱读书，他虚心好学，交结了很多学友之后，中了进士，先后在济州(今山东巨野)、兖州(今山东兖州西)、汝州(今河南临汝)等地做过一些小官。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赵光义要给几个儿子找老师，看中了毕士安，便提拔他为左拾遗兼冀王府记事参军，不久，赵光义对各王府的老师进行一次考试，毕士安以“品学兼优”被升为翰林学士，主开封府事，在任期间，不阿权贵，公正执法，廉洁奉公，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后来宋真宗赵恒即位后，诏命毕士安校勘《三国志》《晋书》当时，有人主张把《晋书》的有关两晋一些丑恶不堪的东西删去，毕士安不同意。他说。“丑恶的可以戒来世人，美善的利于劝后人”,他主张用“春秋笔法”,把这些东西详详细细地记载下来，不要回避，毕士安的这种求实史观，得到了赵恒以及同僚的大力支持。

由于毕士安办事严谨认真，不久被提拨为吏部侍郎，参知政事。和毕士安同时在朝做官的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就是名赫一时的寇准，因为寇准做官比较清廉，又且刚正不阿，同僚们很嫉妒他，背地里尽说寇准的坏话，只有毕士安觉得寇准是个人才，极力向皇帝推荐，一天，赵恒把毕士安召进宫内，表示要他当宰相。毕士安却说：一国之相，非同一般，需有气度、能力的人才能担当，臣迟钝愚笨，不能胜任，臣觉得寇准此人遇大事能当机立断，并且处理得很好，正是当宰相之大才。

赵恒说：满朝文武都说他刚愎自用，主观武断，不堪大用。毕士安说：寇准为人忠君爱国且大公无私，只是嫉恶如仇，口无遮拦，故而得罪了不少朝臣，才招致他们的诽谤。而今，北有辽国虎视眈眈，内有朝臣毫无作为，正是需要寇准这样人才的时候。赵恒听罢毕士安这番话，便打消了对寇准的成见，让寇准和毕士安同为辅相，毕士安同时监修国史。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农历九月，辽国二十万大军南下，攻克保州(今河北保定),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今河南濮阳),北宋满朝文武顿时紧张起来，主战派和主和派争论激烈，参政知事王钦若(南方人)认为凭长江天险据守，真宗应该移驾金陵”,而枢密院事陈尧叟(四川人)则认为倚三峡绝壁退敌，真宗应该移驾成都。寇准和毕士安坚持反对这种逃跑主张，表示对提这种主张的人该杀，该剐。

毕士安、寇准再三向赵恒分析宋、辽两方面的情况，提出了具体防御反击措施，主张赵恒亲自渡河抵澶州和辽军作战。在毕士安、寇准的坚决主张鼓动下，赵恒勉强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当时，毕士安正卧病不起，他写信对寇准说：我几次请求带病从行，皇上不准。现在，大局已定，你好好努力吧。过了几天，毕士安病情稍有好转，立即奔澶州前线。

赵恒御驾亲征，大大地振奋了军心，双方对峙了十几天，一次，宋军威虎军头张瑰以三弓床弩射杀了辽军统帅萧挞凛，狠狠地打击了辽军的气焰。当时，辽军深入内地，腹背受敌，形势对宋军极为有利。可是赵恒对战争一直缺乏信心，一到澶州就悄悄开始了议和活动，终于达成了每年向辽输送白根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澶渊之盟”。“澶渊之盟”的第二年，毕士安忧愤病逝，时年六十八。赵恒对毕士安的的去世感到十分痛惜，亲自上门吊唁，并宣布“废朝五日”,表示对毕士安的悼念。

毕士安廉明清正，他生前没有置下田园宅第，死后也没留下多少钱财，以致他死后不久，家里生活已经感到紧张，毕士安死后，留下文集三十卷，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先后在宋朝做官，特别是他的两个曾孙毕仲衍，毕仲游都很出色。

《宋史》中对毕士安评价颇高：“土安端方沉雅，有清识醒籍，美风采，善谈吐，所至以严。正称年耆，目毛读书不辍，手自雠校或亲善写，又精意词翰，有文集三十卷。”真宗赵恒评价道：士安善人也，事朕于南府、东宫，以至辅相，饬躬畏谨，有古人之风，遽此沦没，深可悼惜。

文章来源：龙山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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