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东方一丁

寿宁的老友来福州，问及阿良，说他已经走了。阿良是我1986年参加扶贫工作队在寿宁县鳌阳镇扶贫期间的联络员，朝夕相处一年间，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年，18岁的他，热情、开朗、活泼、洒脱，十分肝胆又十分生动。阿良看到街上吵架，如果一方欺人太甚，尽管不关他事，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结果弱小一方逃之夭夭，而更弱小的他总是结结实实挨了几拳，他气不过来，回家喝几口“地瓜烧”，醒来又是一条好汉。当年抓计划生育是很难的，有人退避三舍，他却自告奋勇，每每大功告成，他便四外夸耀他的“英雄”行为，全然忘记自己的手臂被咬了一口，全然忘记村妇诅咒他找不到女人生不了儿。

后排左一  阿良

如今，年纪尚轻的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总以为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遇，现在我懂得最难得的是重逢，想想“别来无恙”这些话的特殊含义，不免怅然若失，有些伤感。

有经历、有熟人的地方，就有割舍不下的真情、挥之不去的印象，以及深藏心底的故事。

那一年，为了慰问来寿宁扶贫的工作队员，省属某刊物的记者写了篇《寿宁散记》的通讯。记者用文学的语言原生态纪录了寿宁的贫穷，文章写道“潺潺的蟾溪水流淌了几千年却流不走贫穷”“当地卫生状况堪忧，人与苍蝇常常在争吃一碗白米饭”“县城的一条街道，每十多米就有一家药店”……

不料这篇文章引起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响，特别是寿宁籍在外读书的大学生不干了：这种的言语，无凝污辱家乡，是可忍，孰不可忍？寿宁一中部分老师在县城中心地带贴出了海报，表达不满，表示“不能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老实本分的阿良也说，这篇文章太伤感情了，你们省城人不厚道。

那篇文章还写道，问及当地人《红楼梦》作者是谁？有人回答是冯梦龙。那时，我也以为这是没知识没文化的表现，其实，凡事皆有原因。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冯梦龙曾做过寿宁县令，也做过不少闻名遐迩的好事善事难事，还写过流传甚广的《寿宁待志》。

这是地处深山、远离朝廷的这个世外桃园与名家名人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足以证明寿宁存在感与影响力的历史印记。几百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官府记得他，一村又一村的百姓也记得他。封闭的山民与朴素的民风总是记旧情、念好官，所谓没文化的背后有着很深的历史情愫与感恩情怀。

小至对一篇文章的观感，大到对一段历史的感悟，我们都随着时代在改变在转变。不变是相对，变化是绝对。变，不仅仅指客体，也指主体、主观的认知。贫穷，缩小了思维底线，富足，强大了神经中枢。“君子固穷”之理念，无关道德，无关脸面。

与几个在省城工作的寿宁朋友谈及过往，他们都很理性地接受、正视并反思当年的贫穷以及贫穷带来的窘境。贫穷并没有什么可耻，羞于贫穷终究可怜，改变贫穷才是可敬。

所谓命运命运，

不认命，可改运。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寿宁因贫穷而留存下来的原生态，衍生出了财富。今年夏天，应老友相约去了寿宁犀溪镇休假避暑，与三十多年前相比，真是天上人间。

1986年犀溪镇年均200元以下收入的农户多达3900多户。在最穷的乡村曾亲眼看到农民没有完整的棉被，仅靠零碎的棉絮遮体度冬；家中只有一件体面的衣服，姐妹轮换出门走亲戚；染上重病，因无钱医治，只能挖些草药，听天由命，甚至还有很极端的“典妻”事件发生。如今，犀溪镇富裕与现代化的程度恍如隔世。

晚上，凉风习习，坐在西浦溪畔，脚下的干净与眼前的宁静，足以与任何城市比美。

那时的阿良是鳌阳镇通讯员，由于性格外向，交友广泛，似乎半个城关镇的人都认识他。现如今，知道他的人应该不多了，但在扶友们的谈资中，阿良还占据着很大的比重，留下的大抵是可爱与纯粹的一面。与此相仿，回忆在寿宁一年的光景，也不再只是贫穷，满满的都是青涩与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