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的清单」
文｜丘濂
一座博物馆收藏的本质是什么？如果用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的思路来回答，它的本质是一张清单。
艾柯对清单有种迷恋。他曾应卢浮宫之邀，策划过清单主题的展览，自己还出版过一本图文专著《无限的清单》。在艾柯看来，清单是文化的根源，无论观看哪里的文化史，都会发现清单的存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的是饭店菜谱、购物手册、演出节目单这样的实用清单，文学和艺术中则经常是具有诗性的清单。
这样的概括不无道理。诗歌小说中，能找到清单式的书写。《伊利亚特》里，荷马为了让人感到希腊联军的浩大，将船长和船只的名字遍布诗行；古典画作中，能看到清单式的描绘。《攻占君士坦丁堡》的油画上，密密麻麻的士兵充斥于画布；博物馆中，面对的则是清单式的物品收藏。卢浮宫里有风景画也有米罗的维纳斯，有蒙娜丽莎也有埃及的木乃伊，展厅相连犹如迷宫一般曲折浩大。
人类为何如此热衷于罗列清单？艾柯的答案是，人们对无限的、浩瀚的事物会心生一种原始的崇敬之感。清单就是从广阔的万物中来撷取一小部分，以有限来暗示无限。书页、画框和展陈场所只是临时的限制，清单的内容是可以是不断添加、没有止境的。
艾柯关于清单的洞见，是我们策划故宫这期封面的灵感来源。故宫博物院的馆藏就是一张庞杂的清单。故宫有186余万件的文物收藏，涉及25个文物类别。这份清单上的条目，包括了明清皇家珍藏的艺术品和工艺品。以今天保护历史遗存的眼光来看，大量当时皇宫里的实用之物也列在了清单之上。
北京，雪后故宫（图｜视觉中国）
如何能够看懂这张故宫的清单？艾柯说到清单具有一种，“无所不包”和“不及备载”的特性。这种“不及备载”既是视觉上的，也是研究和思考上的。我们想出来的方法是去生成一份“关于清单的清单”——故宫的馆藏对于我们来说是个无限的世界，我们则可以通过邀请专家学者去选择他们认为重要的文物类别和文物个体，去呈现对这个浩如烟海的馆藏的理解。
故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也是世界上收藏中国文物最丰富、最珍贵的一座宝库
这些专家一部分来自故宫内部。他们分别是前院长郑欣淼，书画部研究员杨丹霞，器物部研究员丁孟、徐琳、冯小琦，宫廷部研究员苑洪琪。他们带来的是故宫重点文物门类的收藏故事。和卢浮宫的身世相似，故宫是在明清两代皇家收藏的基础上，继续生长扩充而成的一座现代博物馆。故宫在古代文化艺术方面能有如此蔚为大观的馆藏，可以说主要是得益于乾隆时期的内府收藏。一幅乾隆朝创作的宫廷绘画《是一是二图》就表现了乾隆皇帝收集古物所达到的丰富地步。
《是一是二图》展现了乾隆皇帝丰富的收藏
图画中描摹的青铜器、玉器、陶瓷和书画都俨然已经是皇家收藏中的大类。那么，在漫长的历史中，它们是如何进入宫廷收藏的序列？为何宫廷收藏又在乾隆时代到达巅峰？帝王进行收藏的逻辑是什么？又企图通过藏品来建构怎样的世界？
故宫前院长郑欣淼提到，理解乾隆朝的收藏盛况应当将它放置于清朝前期和中期学术发展的背景之中。国学家王国维在谈清代学术时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这种“大”和“精”的结合，就使得清代文化艺术发展形成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集大成”，也就是对传统的全面整理和总结。乾隆内府庋藏就具备这样的特点。
故宫家具馆内按照《是一是二图》来复原的家具摆放场景
另外，清朝统治者很重视汉族传统文化的学习，从中既能找到治国方略，又能树立威信、淡化异族的形象。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种“慕古”的倾向，拥有古物就意味着与之前的伟大的朝代和先贤建立联系。郑欣淼认为，清朝的复古潮流尤其明显，许多人反思明朝灭亡的祸根就在于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对古物的收集和珍藏就顺应了这样的思潮。
来自故宫器物部的研究员丁孟解释了青铜器所暗含的“礼”的秩序，以及象征政权的内涵；研究员徐琳讲了中国独有的玉文化，玉器收藏其实反映的是“君子比德于玉”的观念；研究员杨丹霞则分析了乾隆一种历史观——自宋元以来，书画的创作和鉴赏体系都被江南文人士大夫所掌握着。乾隆不但想要和江南文人一样创作、品评书画，还想要在鉴藏方面比他们更有权威性，《秘殿珠林》和《石渠宝笈》的编撰，就是想让他的书画收藏能够流芳百世的载体和表征。
乾隆时期的一尊铜制佛像在雅典卫城博物馆展出
另一部分，我们邀请了11位故宫之外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他们结合各自擅长的领域和研究兴趣，从故宫收藏中选择一件或一组文物，带领我们用不同的眼光来做观看。他们分别是卜正民、王澍、白谦慎、西川、扬之水、巫鸿、辛德勇、沈卫荣、陈丹青、徐冰和戴锦华（以姓氏笔画为序）。
汉学家卜正民，研究以明代社会文化史、全球史为主，他的著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对学界和读者影响深远。引起他好奇的是《明人射猎图》。按照明朝的帝王肖像画传统，皇帝们通常穿着龙袍坐在龙椅上，一脸阴郁地盯着你。唯有宣宗驰骋马背的肖像，与那些画像截然不同。他想通过这样的画像信息来暗示什么？
艺术史学者白谦慎曾以《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改变了我们对于书法的观看。他关注的是故宫所藏、数量稀少的八大山人书画。八大书画风格孤傲、乖趣、清冷，在他生活的年代，与主流艺术趣味相去甚远，如今却深受追捧。他在画史上地位的变化，是一部自晚明至今近400年中国书画审美趣味的变迁史。
艺术史学者巫鸿是对中国古代美术及当代艺术的研究融合了历史文本、图像、考古、风格分析等多种方法。他选择了宋摹本《洛神赋图》。在他看来，这幅画应当被看作是女性题材绘画，而不是狭义上的仕女画，这样才能注意到里面包括洛神、曹植，众多神仙和侍从等更为丰富的情景和人物关系。
（传）东晋顾恺之《洛神赋图》（宋摹）局部
艺术家徐冰有一组国内外知名的当代艺术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是参照故宫所藏的古画，创作系列装置作品。无论是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还是赵黻的《江山万里图》，在这种参照中，徐冰都看到了以往自己忽略的地方。在他眼里，古画有一种特殊的好看，这是由于古画经过长时间的氧化，墨色与绢本、纸本的融合，使原始笔触彻底渗透进画中。这种微妙效果，可不是今天的画笔所能及。他也有一个疑问：为什么用《背后的故事》的方法可以复制中国古代绘画却不便复制西方古典写实绘画？
《鹊华秋色图》，元，赵孟頫绘（台北故宫博物院供图）
艺术家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被公认为划时代的经典之作。在故宫藏画中，打动他的是一件弘仁的《黄山图册》——2017年故宫办“四僧”展时，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他的观看路径是“位置”：中国画是散点式观看，十之九囊括全景观，你永远不知道画家本人站立的方位。这幅画的有趣之处则是画里的每个景点，也就是弘仁站立的位置，成为观看的焦点，景物向他的焦点聚拢。
《黄山图册》中的部分画作
诗人西川还能记起第一次在宁寿宫石鼓馆看到那些石鼓原石的震撼，“仿佛得见秦国的君臣、狩猎捕鱼的士兵、烟尘与猎猎旌旗，仿佛听见士兵们的呼喊与石匠们叮叮的凿刻声”。石鼓所系之诗文、之文化记忆，自唐世以来形成了一个宏硕的系列。这个诗文系列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中非比寻常。
故宫博物院石鼓馆（摄于2018 年）（左冬辰 摄/FOTOE 供图）
扬之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用考古学的成果来研究文学作品，尤其擅长中国古代诗歌中的名物或物象的考据。她选的不是艺术史中的名品，而是以写实为要义且常常被视为“匠气”的一类工笔画——宫制货郎图。正和她一向的研究趣味有关，她认为这件作品妙在画图的造型准确、傅色明丽，使得画中的“百物”多可辨识，且有图文相并的识字课本及明代日用百科相互印证，又有传世与出土的实物可以相互发明。
《冬景货郎图》
从书画到碑拓、佛像、建筑，专家学者各有独特解读。我们以往曾经多次报道过故宫。希望这次这样一份由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完成的清单，能提供给读者一种全新看待故宫馆藏的思路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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