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款内衣
开始的故事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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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春天时，M已经接受完双乳切除术（即乳癌改良根治术），作为一个乳癌晚期患者幸运地来到了正规治疗的最后一步——放疗。每天上午，她都会与医院对面临街商铺上的几块广告牌擦肩而过。那上面共同写着：“假肢与义乳”。M再次想起治疗刚刚开始时，第一次看到这几个字时内心的声音：我不要穿从这样的店里出售的义乳。
再往前走几步，这条特殊的商业街道就会消失。属于她的城市还会回来。未来的一切都是可以继续战胜的。而那些广告牌上的名字在她身后却是一个粗暴的提醒。从内衣到义乳，她们被夺去了什么？
张阿姨
离接受左乳切除术后过去很久的一天午后，阳光很好，张阿姨洗完澡，第一次站到穿衣镜前。她的身材很好，是所有60岁的女性都希望保持的样子。“这么好的身体，缺了一个东西，也是一种遗憾呢。”想到这里，眼泪就下来了。她察觉到自己在流泪，暗自惊讶了一下。从确诊到接受手术、治疗，她依旧独立纯熟地处理着一切，就像这之前的人生，一直在为别人做各种安排一样。而那个带着柔和日光的下午却完完全全是属于她自己的。“我为什么会掉眼泪呢？我想了很久。”
Dreamer
两年前的冬天，核磁共振结果出来的那天， Dreamer还在工作，丈夫打电话告诉她，已经99%确定恶性肿瘤+淋巴转移了，丈夫要她下午就来趟医院，“打个亮丙瑞林”（雌激素受体阳性的乳癌患者需要注射的一种针剂）。Dreamer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想下午把设计音乐会海报的工作做完”。
比起自问“为什么是我得了癌症？” Dreamer更相信癌症的发生是一场概率，那是从无数个由假设组成的世界里，发生到自己身上的唯一的、冷峻的现实。
从第一次化疗开始， Dreamer和丈夫就开始策划一个叙事手游。他们把自己喜欢的漫画和游戏结合在一起，想让那些还在承受疾病或有所经历的人受到鼓舞，让那些还不了解的人们意识到，乳癌是一个可以最终被驯服的粉红色怪兽。一切都会像Dreamer所说的那样：
“我们只是和所有人一样，有了新的麻烦，要去解决而已。”
Dreamer后来成为了我们的第一个志愿者模特。她右手臂上的刺青沐浴在那天的阳光下，那是神学家尼布尔1934年的祈祷文：“上帝，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无法改变的。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改变的。赐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
2020年，女性乳癌首次超过肺癌，成为全球最常见的癌症。仅2020年，中国乳腺癌新发病例42万，年轻化的趋势且日益明显。被确诊乳癌的女性，大多处于生命中的盛年。乳癌确诊时，她们在工作、恋爱、旅行、规划并创造着自己的人生，对她们来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骤然转折。关于乳癌各亚分型的治疗手段在中国以及全球都超越了其他癌种，这让乳癌的治愈率越来越高，经过规范治疗后的乳癌病患，其生存期和生活场景被极大地拓宽。而与此同时，一个规范的乳癌个体化治疗，对每一个乳癌患者来说，都是一次极其艰苦而漫长的炼狱般的考验。
北京的第一场试衣会，晓丹老师因为紧张连早饭都吃不下。面对一款打磨了近两年的胸衣，即便有了M的试穿，接下来仍要接受千千万万个乳癌患者的考验。乳癌术后的个体差异与复杂性曾是个极为棘手的问题，这几乎让她一度想放弃。然而现在，一切都准备好了。
在这之前，M已经作为这款文胸的第一个试穿者，穿着它去外面的世界闯荡了。那是她术后的第五周，拆线后伤口恢复良好。从她的好友晓丹家拿回胸衣的第二天，她就开始恢复日常训练了。从户外慢走开始，用一侧的患侧手臂努力抬高另一侧的患侧手臂，把肩膀逐渐向后打开，做极小幅度的扩胸运动和几次缓缓的深呼吸。一切都不太容易。几个小时后，晓丹发来微信问她怎么样，她说，“陪伴的感觉”。
北京的几场试衣会出乎意料的成功。从不忍直视M的伤疤，到近距离打量一个个失去了一侧或双侧乳房、大面积的创伤依旧触目而其他部位的皮肤光滑细嫩的胸部，晓丹老师逐一为每一个人试衣。在最终那些向她扑来的拥抱和用词炽烈的反馈里，她的笑容始终是节制的。她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站在寻常的女性身体与失去乳房的患友之间，感受着设计带来的难度与痛楚。但她确信“设计应该是有痛苦在的”，有时痛苦必须存在，如同人生。
也总会有遗憾。在上海的试衣会，她遇到一对从江苏盐城来的母女，母亲试戴了一个多钟头，无论怎么调试，她始终觉得“哪里空空的”。晓丹老师在试衣会后一遍遍回忆起这位母亲，发现了一种外人永远无法看到的视角。“外人是从正面、侧面看她们，只有她们是低下头从上往下看，能清晰地感知到身体凹陷的每一处边缘，日日夜夜，如影随形。”这对母女的故事被上海的志愿者兼记者刘立言记录了下来。
北京、上海的试衣过程伴随着数次对样衣的打磨改动，各种细节调试的复杂程度超出想象。然而一百多位试穿志愿者在春天时试衣，给了工作室一个明确的期限：让更多的患友在盛夏之前可以穿上它。晓丹老师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这个季节的特殊性，因为她亲手摸过太多刚刚从试衣志愿者身上摘下来的汗淋淋的文胸，里面裹着一支硅胶材质的义乳。
承接下这一挑战的是一路陪伴过来的供货商同行。晓丹老师在上海归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这个各种丛林法则盛行的服装工业里，你们肯拿出如血液般宝贵的生产资源陪我们度过一个个难关，值得我们无数次鞠躬致敬。”
从春天到夏天，辗转北京、上海、太原和即将启程的武汉，与所有供货商一起度过数个不眠之夜的晓丹老师。
我们见到的仍然是乳癌患者中的极少数。相比于身体上的重创，她们的信心已经树立起来了——“我会康复，这件事是由我决定的。”还有那些上了年纪、承受住了失去乳房的代价但对自己仍有百般苛责的女性，她们的女儿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互动，从线下到线上。但另外那些隐形的乳癌病患呢？到哪里去找到她们呢？她们的儿女、丈夫在怎么看待她们呢？
“其实能来到试穿现场的，都是已经克服生死这一关的人，而且对自己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甚至对美还抱有信念的人。还有很多女性，可能还没走到这一步，我们怎么能帮助她们？”
幸运的是，这个问题不必只由一个小小的工作室来承担。
“那些乳癌术后的女性在穿什么？”——这是晓丹老师在第一篇文章《一款乳癌术后文胸的诞生记》中发出的小小的疑问。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问，逐渐波及到了那些曾经看过、听过、但从未与这个词——“乳癌”发生过实际关联的人们中去。这是“希望能让M穿上它”的这个故事的开始，我们完全没有想到过的。
上海试衣站完全是由我们的朋友JUAN组织起来的。JUAN说，“这是一个所有人帮助所有人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我们’，‘让我们帮助我们’就变得可行。”
在我们转发由JUAN撰写的招募上海试穿志愿者的那条微博下面，我们收到了长长的一百多条留言：
“我的外太婆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为乳癌切掉一侧乳房。在我与外太婆共度过的年岁里，我从来没有见过她穿过一件可以称为‘文胸’的内衣。”
“我还记得我妈手术前一天晚上，拿着手机偷偷去厕所拍自己的胸部。这是她第一次，最后一次和自己的胸部做告别。作为一个女儿和一个女人，每次想到那个夜晚都很心疼。”
“我也希望有机会给妈妈买，可是她已经在去年离开我们了，我从来没有想过她会不敢开灯洗澡。”
一位疑虑重重的上海阿姨在试衣活动开始的前一刻才决定前来。从她出发开始，工作室和现场的志愿者就开始一步步引导她乘车路线，找到活动场地，直到顺利试衣。测试性发售上线后，她执意要自己学会通过小程序下单，如今她已经拥有两件术后文胸了。她在微信上的留言从来很短，是不熟练操作的结果。那几个字总是——谢谢，我很开心。
6月8号，我们在结束上海试衣会后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线上测试性发售。这期间我们帮助了很多“女儿”来下单。每次出现在留言框的总是同样一句话：“我不在她身边。”轮到M做客服时，这句话总会让她泪目。
晓丹老师曾为第一个添加微信客服咨询下单的男士而欢呼。
520前夜，我们曾把一件测试中的文胸送到了第二天即将旅行的一位女士手里。她本来说没关系的，都等了四年了，也不差这几天了。可我们还是寄出了。两天后，她的丈夫来公众号下面留言，“感恩人世间无处不在的爱！~ 520出游志愿者的丈夫”，这条留言让晓丹老师格外感动。
这是一场每个人都不容怠慢，不可辜负的旅程。这种经验是工作室的每一个成员都从未有过的。我们也从未像此刻一样，感觉到至今为止所做的每一个决定——继续、暂缓、停留、转身、全力以赴——都是鲜明而正确的。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有更多的“她们”加入我们，才有更多的“我们”挺身而出，她们短暂地接过这项使命，汇聚到一起，再目送我们继续启程。
生病后，Dreamer和丈夫重新去了一趟日本旅行，在奈良公园里住，看到了“没有上班之前的鹿”，还有在自己格外喜欢的园子里，再次看到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的那句“啊，恼人的秋风”。
“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 Dreamer的丈夫曾在治疗结束后的日记中引用过这句名言。每个经历过乳癌正规治疗后的生命都在追问自己，这场劫后余生意味着什么？那是一切“不过如此，又不止如此”的新人生的开始。
当然，我们永远不可能完全准备好。所以，我们的第一款乳癌术后文胸也最终赶在7月之前上线了。
在这个盛夏，如果我们能听到更多那些如天使般的声音向我们诉说——“天呐，这一件就像是为我而做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最美的夏天。
谢谢所有一路陪伴的人。
我们为亚洲女性设计的第一款乳腺癌术后文胸
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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