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曾问：为什么只有西方，而不是东方，出现了科学、民主、资本主义等现代文明要素？

科学史家李约瑟也曾问：为什么只有西方，而不是中国发生了科学和工业革命？

这些大哉斯问，其实就是一个问题——西方文明为什么能够崛起？

透过丛日云《西方文明讲演录》（独家）、梁鹤年“西方文明三书”、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手册》五本经典，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至少具备了六种优秀“基因”，使其与其他文明有着本质不同。

一、价值是自由的

西方文化很早就视个体自由为最重要的价值理念。

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为了自由，坚持50年击败强大的波斯。

古希腊戏剧，古罗马诗歌，文艺复兴的艺术题材、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价值诉求……个人自由始终是西方文明演进的核心主题。

到了近现代，保护个人基本权利，更是所有国家宪法的首要原则。

丛日云在《西方文明讲演录》中，视个人主义为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根基。法治、民主、市场经济等构成的西方文明大树，其实都是从个人主义这个树根中长出来的。

二、政治是分裂的

西方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其政治的分散性。

欧洲的版图与中国相差无几，但一直没有产生类似秦朝的大一统帝国，而是分裂成数不尽的小共同体——公国、王国、联合王国、自治领土、教皇国、共和国……

多国并立，有利于思想的百家争鸣，也让民间资本获得更多安全和商机。

可以说，中世纪的西方，权力、道德、知识的权威，分属于国王、贵族和教会，任何一方都无法一家独大。

正因如此，麦克尼尔《西方文明史手册》中不停为中世纪正名，认为中世纪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时期，不仅不黑暗，甚至很伟大。

正是这样“多头并立”的政治格局，思想自由、贸易自由、人员流动自由才能成为可能，这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

三、管理是法治的

丛日云《西方文明讲演录》中，拿出了两章的篇幅讨论西方文明中的法律。

公法领域，以法治代替人治，将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限制最高权力，一直是西方政治治理的主题。

雅典的执政官梭伦，主动制定宪法，限制执政官的权力；

《罗马法》中提出了大量民权概念，保障个人权利，是现代法律的重要源头；

中世纪产生了限制王权的《大宪章》，人类政治进入“格林威治时间”；

私法领域，古希腊罗马就兴起了律师行业，贵族阶层以懂法、守法为荣，民间也通过法律解决纠纷。而罪刑法定、无罪推定等现代法律理念更是早已植根人心。

四、思维是理性的

西方文明的理性传统源远流长。

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们，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爱智慧”，具备理性；

到了中世纪后期，经院哲学开启的“唯名论革命”，“奇异博士”罗杰·培根主张用实验的方法研究世界，最终开出了现代科学之花——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闪闪发光的伟大科学家一一诞生。

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使科学与巫术、炼丹术、炼金术、占星术脱钩，成为一门讲逻辑、讲实证的公理体系。

所以，梁鹤年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中视“真”与“唯一”为西方最重要的一组基因。

五、社会是平等的

处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的伦理关系，西方也显得极为特殊，最典型的就是男女平等。

在希腊罗马的宗教中，女性是智慧、自由、职业的“女神”形象。

妇女的财产权，在中世纪就被教会写进了法律。 

在婚姻关系上，从国王到民间，一夫一妻制、长子继承制等习俗伦理，都受到宗教权威、社会舆论的约束。

尊重女性的社会风气，就是从西方传向全世界的。如今各种形式的“男女平权”诉求也正是出现在西方。

六、信仰是独特的

站在西方文明的演进史来看，西方文明最重要的一次“迭代升级”是基督教的出现。

基督教继承了希腊罗马的自由精神，并将自由提升到“神圣不可侵犯”的信仰义务，具体到了生命、财产、人身等个人权利。

基督教在中世纪复活了罗马法，并主导了西方的独立司法。教会主导法学教育，将“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观念，渗透到大众层面。

基督教对科学也居功至伟。正是因为奥古斯丁、阿奎那等基督教思想家，继承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思辨精神，才有了后来的伽利略和牛顿。

此外，教会还负责指导、协调社会生活。比如教士独身制度，为无法继承家业的各阶层子弟，提供了平等的发展机遇。

丛日云在《西方文明讲演录》中也认为，不理解基督教就不可能理解西方文明。

西方曾是文明的标尺，以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将全人类拖入了现代世界。但如今，传讲“西方文明”却显得越来越不正确。

身处激烈动荡的转型时代，我们是接过西方文明的接力棒，还是坐视身边人被所谓“落后、野蛮和伪史”裹挟、欺骗？这取决于当下的选择。

为此，诚挚推荐读懂“西方文明五书”：涵盖西方文明通识入门、历史、本质与未来，是认识西方文明的绝佳套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