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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住，自由又孤独

2021年0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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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住」

通过大量的采访我们发现，新一代独居年轻人的故事，不仅混合着独立与孤独、生存与陪伴、自洽与自尊，也是大城市里人与人的故事。那么，独居到底是当下年轻人短暂的人生阶段，还是一种将会改变社会结构的真正的新生活方式？

文｜张星云

一个上了热搜的女孩

田琳从小被教育要独立，要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所以在上海念大学时，从大二开始，她就尽量不向父母要钱了，除了父母出学费以外，她开始想办法养活自己，最初当家教，后来又去做艺术展览策展助理。临近毕业，她在实习公司边的弄堂里租房住。

毕业后她搬来了北京，最初在通州附近合租，“被中介坑了”，三居分租，中介说另外两间租户也是自己一个人住，但住进去之后她发现，一间里是一对夫妻，另一间里是一对情侣。“晚上可以听到隔壁的各种杂音，听到别人说话，晚上我敲键盘不能太大声，不能太晚回家，但最受不了的是他们都踩着共用的马桶上厕所。”田琳说自己那时一心只想努力赚钱，逃离那个空间。

8个月后，她搬出了通州，在朝阳区离公司走路十分钟的地方整租了一套房，老塔楼，一个50平米的一室一厅，加上中介服务费，每月房租6500元。她25岁，养了只猫，开始了在北京的独居生活。

插图｜以独攻毒

按照防疫要求，2021年的春节，田琳没回老家四川，而是留在北京就地过年。除夕那天，下班后和朋友匆忙吃了顿火锅，就回家了。凌晨，她走进卫生间洗澡，洗完澡，当她想出来时，却发现卫生间门锁坏掉，怎么也打不开。她没带手机，被困在了里面。

后来的事情上了热搜，她的经历被各路媒体报道。她在那个不到两平米的小卫生间里，踹门，大声呼救，敲击水管求援，靠自来水维生，度过了漫长的30个小时。终于在大年初二早晨，她把住在楼下、同样独居的邻居吵上来了，这位邻居帮她报了警，打了开锁公司电话。开锁师傅来后不到10分钟，帮她把卫生间的门开了。

半个多月后，面对我，再次回忆起那30个小时的时候，田琳说自己反思了很多。

最让她感到崩溃的是，被关在卫生间的头24小时里，她曾大声呼救，卫生间离入户门不远，果然有人循声围过来，她焦急地说明情况，却被门外的邻居们反问：“一个人洗澡为什么锁门？”“洗澡为什么不带手机？”“你说你被困，怎么声音还这么大？”围在门口邻居逐渐散去，却并没有人为她报警，她失去了一次获救的机会。

“后来我一直在反思这个事情。对站在门口的那几个邻居，我不应该真实地去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应该跟他们说现在着火了，把楼烧起来了，灭不了，他们可能就真的紧张起来，因为他们是我的邻居，只有跟他们真正利益相关的时候，人才会行动起来。”

事件最初被媒体报道后，田琳一边看房子，准备搬家，一边承受网络上的质疑和道德审判，以及对她生活细节的胡乱猜测：为什么不找男朋友？为什么一个人住？是不是在炒作？凭她自己的工作肯定付不起6500元的房租，等等。

很多年轻人选择合租来降低生活成本

甚至再前来采访她的记者，也会问她：“你是不是一个有些自闭倾向的人？”“你选择长期独居，是不是因为不善言语沟通？”还有记者问她：“独居会不会承受很大压力？”

“我其实没太懂，他这个问题的点在哪。这个压力是指什么？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如果是内在的，不管独居还是合租，任何情况下都会有。如果是外在的话，那就是钱上面的，独居确实比合租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更高，所以我只能努力赚钱，没有别的办法。”田琳告诉我，她发现，那些采访她时对独居带有污名化的人，都不是独居，而是合租。有个采访她的男记者，31岁了，对她说：“我也想独居，但我父母绝对不会同意的。”

周围的人也开始给她介绍男朋友，这让她很焦虑。“别人给我介绍男朋友其实是好事，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和有没有男朋友没关系，我选择独居或者不独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也不会为了结束单身，随便找一个男人谈恋爱。”

少有的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帮她开锁的师傅在网络平台上也出名了，好评不断，评分上升了很多。师傅做这行不到一年，在北京见惯了这样的情况。一个女孩，被锁在厨房，自己拆了三四个小时才打电话求救，一个30多岁的独居女性，出门贴春联，就被锁在了门外。从他的职业来观察，独居现象，正在中国大城市里愈发普遍。

独居往往意味着更高的房租

实际上根据一些公开的调查数据，随着城市化发展、个人主义兴起、女性地位提高、网络社交发展、寿命的延长，独居早就作为一种新的人口结构模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在全球范围兴起。

从1996年到2006年，全球独居人口从1.53亿增长到2.02亿。2014年，丹麦、芬兰和瑞典三国独居者所占比例分别高达40.5%、40.8%和39.9%。2015年，超过50%的美国成年人正处于单身，独居人口占美国户籍总数的28%，意味着独居者已经成为了仅次于无子女的夫妻家庭，成为了美国第二大户籍形式，远远超过核心家庭（夫妻与未婚子女共同居住）、多代复合式家庭、室友同居以及老人之家。在纽约曼哈顿，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独居。

2020年，中国民政部也公布了一组数据，2019年中国的单身人口高达2.6亿，超过英法德三国人口总数，其中8000万处于独居状态，预计到2021年，这一数字会上升至9200万。

那么，中国的独居时代真的要到来了吗？它会对人们的城市生活产生什么影响？会与欧美的独居现象有什么不同？独居，到底是当下年轻人短暂的人生阶段？还是一种将会改变社会结构的真正的新生活方式？为此，本刊做了大量采访。

猫狗陪伴与上门服务

三年来，许阿姨为一款上门家政服务的app工作。在那款app上，她设置的上门服务范围是14公里。客人在app上预约上门打扫卫生。如果有客人选择了她，她需要先通过电话确定地址，然后再带着全套洁具准时来到客人家，进行2小时至4小时不等的清洁服务。这三年，她最南去过百子湾，最东去过管庄那边，最西到朝阳公园，而离平房村很近的朝阳大悦城、小悦城、天鹅湾，她去得最多。

她的客人90%都是80后或90后，自己一个人住，独居的女孩比男孩多，80%都会养猫或养狗，尽管这给她的清洁工作增加了很多难度，但她也就是和我抱怨抱怨，她在客人面前，绝对不能展现出对猫狗的任何嫌弃。一旦不小心流露出来，客人下次就肯定不会再用她了。“他们真的把那些猫狗当小祖宗养着，你得边打扫边对着它说：‘宝贝，你可好看。’那他们下次还会用你。”

猫狗陪伴着很多独居的年轻人

姜师傅干按摩十几年了，五年前开始成为上门按摩app的师傅，就像许阿姨用的家政服务app一样，客人可以用app选择按摩师傅，预约时间。姜师傅就会带着泡脚用的水盆、一次性床单，以及各种按摩精油准时来到客人家里，进行1或2小时的足疗，肩颈、背部或者全身按摩。

他说这种app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按摩行业。以前在门店里，一半以上来按摩的客户是为了社交，通常是谈完生意后的娱乐消费。现在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姜师傅的客人里，80%都是年轻人，这其中60%到70%的人自己住，28岁到35岁最多，主要住在沿海赛洛城、后现代城、双井、国贸、金台路、十里堡这一条线上。

他有位熟客，是个编剧，每次都约他早上8点来上门按摩。姜师傅来到他家的时候，他通常是刚写了一整晚的剧本，出门吃了个早饭回来。家里的窗帘全拉上，把窗外的朝阳捂得严严实实的，“你伸手都看不见指头”，他会和姜师傅简单聊几句，然后就躺在床上盖好被子露出脚，只让姜师傅做足疗，姜师傅坐在床尾的小板凳上给他按脚，不过一会儿他就睡着了。姜师傅会按满订单规定的一个半小时，然后按照他睡前的嘱咐，安静地离开，带上门，无需叫醒他。

各类上门服务给独居者的生活带来便利

客人通过app能预约的最早的上门按摩服务时间是早上7点半。姜师傅说这类订单通常是凌晨下单，这类客人也通常自己住，因为失眠，在床上躺到凌晨几点还是睡不着，情急之下下了个单，希望按摩师傅能够拯救他的睡眠。更多的订单集中在晚上，从晚上8点半到11点。姜师傅说这些订单中90%都是自己住的小白领，因为入眠难，“睡前容易想些乱七八糟，工作压力大，想法太多”，所以希望通过上门按摩获得缓解。

什么算独居？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艾里克·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曾在他2015年所写的那本著名的《单身社会》一书结尾写道：“在如今这个高度互联、超级活跃、24小时无休的社会文化中，……独居给了我们时间与空间，来实现有效率的自我隐居。”在他看来，与以往相比，今天有更多的人选择独居生活，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够负担这样的生活。

独居与科技进步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正因为有了移动互联网和各类to C的服务，让独居变得越来越容易。独居生活将人们从家庭以及婚姻伴侣的需求和限制中解放出来，令人们可以更将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独居者更容易拜访朋友或加入社会团体，也更容易聚集或创建有生气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生活。

中国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与其他处于个体化过程中的国家相比，中国在不断享受个体自由的同时，还需要面对传统单位制和其代表的传统国家福利制度的结束以及对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适应。上一代人还在享受事业单位稳定工作和单位分房制度式的集体生活的时候，下一代人不仅赶上了独生子女制度，还要面对频繁更换工作带来的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短暂性。

插图｜以独攻毒

但在中国，其实独居的概念并没有完全厘清：到底是一个人住在一套房，还是几个人合租一套房？“西方不少对独居的研究指的是自己一个人住一套房，‘未婚独居’更像是一种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代表着追求个人空间与生活品质，与经济实力和教育水平都有关系。”但中国的媒体报道主要针对“空巢青年”，即离开父母居住，无论是自己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合租，或者与情侣同居，都算“空巢青年”。但这并不算是一个新概念，从8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前往城市的打工者，都算是“空巢青年”。

上海交大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沈洋说，如果不与欧美社会相比较，其实也是可以与文化相近的日韩比较。日韩女性高等教育入学率极高，达到70%以上，但父权制社会的痕迹依然明显，一旦女性结婚，很可能无法兼顾工作，因此越来越多女性选择不进入婚姻，而是专注于事业发展。比如日本30至40岁的女性独居率很高，可以看做是一种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反抗。韩国的生育率目前更是降到全世界最低，比欧美国家都要低，尽管韩国政府近10年来出台了很多支持家庭的政策，但也无济于事。

另一个存在于中国的现象是男性的选择。沈洋是上海本地人，她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念性别研究博士学位时独居过好几年，她说自己回国后身边有很多上海本地的女性朋友，工作之后都会选择离开父母家，在离公司近的地方租套房子自己住，但她好像没见过任何一个上海本地男性出来独居的，往往是工作后住在父母家，然后结婚后和老婆一起住，缺乏锻炼自己独立生活的意向与机会。

独居与同居的轮回

房地产中介是小李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6年时间，他从店员做到店经理再到现在的商圈经理，如今他已经不直接做业务，主要负责管理了，朝阳区东四环边十里堡的一个店面，十几个人都归他管。

这个小区一共1400户，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大户型住宅楼，每户面积一百多到两百多平米，总价没有下一千万元的，通常是家庭购买。此外还有一栋单独的公寓楼，与大户型住宅楼享有相同的精装修、地暖、落地窗，国企物业、负责接快递的前台、保安每层巡逻，每周一次免费的上门保洁服务，24小时的上门维修师傅可以帮着换灯泡、通马桶，24小时管家服务，即便出门时忘了锁门，给管家打个电话，管家就会上楼为你关门。只不过这栋楼里的306户，绝大部分都是“开间”，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房间，60平米，开放式厨房，没有燃气，电磁炉灶台，适合一个人住。

这种房子太特殊了，带客户们来看，不喜欢的人，只看一眼，落下一句“这不就是酒店嘛”，然后继续去看其他小区的房子了。“所以这部分受众群体一定是小众的，只不过这种群体你能不能找到”，小李对我说，他在这里干了6年，早就有了成熟的客户画像。

他说，大部分买这栋公寓楼里开间的人，首先是年轻人，通常27岁到31岁之间，就是人们所说的“独立男性、独立女性”，独居，收入不低，言谈举止得体，都是早出晚归的上班族，各行各业的都有。

这些人也大多留过学。正因为他们在外国留学时独居过，又见过欧美的单身公寓，所以知道这种开间不仅能住，也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在中国传统的住房观念里，这种“不就是酒店嘛”的开间连燃气都没有，会被认为“没有生活气息”。

视觉中国供图

最后买下这栋公寓楼里开间的，通常第一次来看房时是年轻人自己一个人来。看过一两次后，才会再带着父母来。父母基本都是从外地专程过来，“带着钱来的”。小李能深深地感到，这类年轻人，与父母的关系不仅和睦，而且平等。“我觉得这些人的父母都是开明的。为什么说独立男性、独立女性，他们能有独立的自主权，他们的意见能被尊重，正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成长在一个平等、被尊重的环境里。”

6年来，小李见证了他的很多客户从搬进这栋公寓楼再到搬出去的全部过程。他陪着他们买这里的房，再卖这里的房，换到别处再买房。他说这种开间，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过渡性阶段，客户通常持有三到五年。大部分原因是要结婚了。再带他们看房，小李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的落差感：一开始没电梯的老小区绝对不看，但又需要两居或三居，却没有足够的预算买最好小区。小李说他的工作就是让他们“认清现实”。

对于年轻人来说，个人空间的变迁和重组正在不断上演。在专访中，《单身社会》的作者克里南伯格对我说，我们能轻松地过着独居生活，这本身就是一项社会成就。“我们的相互依存使我们的独立成为可能。当人们投资公共领域并促进集体的社会保障时，就会解放个人，个人会以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生活。但很少有人想永远独居，这不是人生目标，而是一种人们开启和结束一段关系前后的可靠选择。……寻找伴侣不足以解决孤独感，而孤独感是人类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当时人们在接受我采访时告诉我的最有力的事情之一是，尽管独居有很多困难，但没有什么比和错误的人生活更孤独、更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