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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说方言吗？

2020年12月18日

「你还会说方言吗」

文｜蒲实

人栖居于语言中。中国的书写文字有很强的稳定性，文本教育将语言统一和固定下来。但在言说层面，它的发音则是丰富和流变的，植根于我们的来处。这就是方言：它提供了与故土血脉相连的存在空间，承纳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情感经验。而这个记忆和情感的空间，正处于不断消逝中。

这一期有一位温州人写最难懂的方言之一温州话。温州人聚在一起说话的确就像鸟叫，对外地人来说是加密语言。她写道，她和一位云南朋友互相都听不懂对方的方言，但并不妨碍这位云南朋友笑话她是“南蛮鴃舌”（《孟子·滕文公上》）和“反舌”之人（反舌国，又称歧舌国，是《淮南子》记载的海外三十六国之一，其民称反舌民。高诱注“语不可知而自相晓”，即说话外人不能听懂，只有自己互相能懂，在《山海经》中亦有记载。）

温州话以难懂著称。图为温州市洞头区灵昆东街，老人在自家的院子里晒被子（视觉中国供图）

而这“自相晓”的范围有多大呢？这位温州作者继续写，温州人“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名义上同为温州人，实际上语言并不相通，所以有“相逢一蓬草，说话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温州乐清清江以北说的是大荆话，清江以南说的是瓯语，一江之隔，两岸居民的方言大为不同。

如此这般，温州人对“老乡”的地理概念规定得非常狭隘，几乎细分到“镇”。仅仅是温州人还称不上“老乡”，青田人、乐清人之间也从不用方言交流，一个镇的人才会互说家乡话。这样的情形，倒真如“二同邑人，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而“旁人听之，无义无味”，便触及一个无形的界限，这界限之内，才是“老乡”区别于外人的身份内核，私密的自由度和排他性是共生的。

而若不是读到这篇文章，我从不会知道听起来嘈杂的温州话，一写下来，却是安静和富有诗意的。在温州话里，“筷子”仍称“箸”，“勺子”叫“调羹”，“锅子”叫“镬”，“热水”称“汤”，这些都是保留下来的古汉语词汇，温州话里发音也近吴语，至今仍自然而然地流淌在日常物用中。又譬如，今年是“该年”，去年是“旧年”，明天是“明朝”（zhao）；早饭是“天光”，午饭是“日昼”，晚饭叫“黄昏”。这些对年岁日子和一日三餐诗意的称呼，都“一格一格分明地刻印了农耕时代的阳光”。这些美的体验蕴藉于方言中，言传之中该有多少心领神会。

现代汉语主要有七大方言：吴方言、湘方言、粤方言、江淮方言、赣方言、西南官话和北方方言。它们都与古汉语及其前身紧密联系，相互之间也存在亲疏远近关系。在南方六大方言中，客家话和赣方言比较接近，吴语和老湘语比较接近，最早形成的是吴语和老湘语，其次是粤语，再次是闽语，最后是赣语和客家话。

我们这组文章的踏访路线基本上也根据这个路线来安排：兵分七路，在北京（黑麦）、上海（张星云）、湖北咸宁（陈璐）、广东梅州（卡生）、四川成都（薛芃）、陕西华阴（艾江涛）和福建泉州做实地踏访，既追溯这些方言形成的历史，也探寻它们作为仍然鲜活的语言容器所承载的生活方式。

在成都的一个露天茶馆中，市民一边喝盖碗茶一边摆龙门阵（蔡小川摄）

我选择的踏访地点是泉州。写魏晋南北朝时，读到《隋书.食货志》中的一段话：”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那时我揣摩着魏晋之际政治格局各种变动之外，南渡之人无时无刻不怀念故都洛阳的微妙思乡之情。

南方虽是这些移民的“定居地”，但这些南渡者不仅被称为“侨人”，而且用原来北方的地名在南方设立侨州、侨郡、侨县，只有名称，并无实土，“故土虽迁，存旧名”。他们顽固地保留着北方人的习惯，集群而居，自报家门，填写的籍贯总是北方故乡的郡县。那些去了东南沿海其他地方和港澳台地区的人，则被称为“客家人”。他们身居异乡，对于故乡阿洛（以洛阳为中心的洛阳流域）地区充满留恋，自称“阿洛郎”。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习惯多数仍保留着浓厚的中原遗风，福建客家土楼和泉州洛阳桥就是这种遗风的见证。

这样，当我们决定下来写方言时，我选择来看一看泉州。

我触碰到“泉州人”这个身份的时刻，是采访梨园戏名角曾静萍。梨园戏是有很严谨程式的音乐，保留了许多宋元时期的表演样式，包括那时的肢体和文本语言。要品梨园戏的味道，需要长时间的熏陶，这是很难做到的。遇到与不懂梨园戏的人聊戏，曾静萍感到烦恼，“这本是我们应该坐下来一边品着茶或一边喝着酒，可以聊上三天三夜的事情”。

闽南话有一些很凝练的表达，很多俚语从民间消失，但还保存在戏里，比如梨园戏《朱买臣》本身就是闽南方言的话剧。对梨园戏老戏迷来说，这部戏回味无穷，其中的大段独白非常生动，老本的语言里有粗俗的东西，还有拿人开涮和一些双关语的荤话和打情骂俏，闽南人听着很带劲。可惜的是，今天的泉州年轻人能听懂的已很稀少。

泉州市民正在欣赏地方戏剧表演（张雷摄）

曾静萍唱梨园戏，里面的许多话语是从奶奶那一辈人学来的，就是过去浸泡在生活里的语言。奶奶辈的人说话，吐字和咬字特别准，那种七音环绕的味道很难“学”来。说话的韵需要生活的积累，需要对奶奶的那一个印象。作为大孙女，奶奶髋骨摔断后，她给奶奶洗了六年澡，每两天洗一次，跟奶奶说了很多话，“现在觉得那段经历特别受用”。

她的奶奶年轻时做生意，待人接物很有个性，“说话很尖刻，而所有的尖刻又都是通过闽南语的俚语表达出来，常常一个字就能说出普通话中四五个词组合起来难以表达的意思”。比如，说孩子虽然调皮但又聪明有智慧，表达一种既爱又恨的情感，一个”yan”音就够了；说一个人迂腐啰嗦、又笨又酸、令人讨厌，一个“神”字就够了，闽南语短促的发音本身就充满了嫌弃的情感色彩；而说一个人“特别好”“好到极致”，往往得先骂一句粗话，有一种幽默的亲切在里面。

梨园戏名角、两届梅花奖得主曾静萍（右图）正在给年轻的梨园戏演员做演出前的指导（张雷摄）

虚音也蕴含着很多味道，像“没了”，闽南语念mo luo，“luo”的不同念法能表达很多变化的场景中不同的情绪，一拉长就有讨价还价的味道，斩钉截铁结束则有“不可能”的坚决；让人吃饭，“你夹”“夹哦”“夹哪”，随闽南话发音就能传达出客气、不耐烦，乃至厌恶的情感。

闽南语又是很休闲的语言，韵腔很细腻，“泉州人听梨园戏，就是静静坐在那里让唱词旋律渗透进大脑神经系统，然后回到茶桌酒桌前，再用绵长的时间细细去聊戏，像这里空气的温度一样”。说梨园戏是保存古音的“化石”，其实它是不断流动着的、鲜活的语言，“靠的是一代代演员通过自己表演，不断的叠加完善”。

我们的聊天不算顺利。曾静萍希望来找她聊戏的人懂泉州话、懂戏，但她又矛盾地认识到，根本不存在“推广”这回事，方言只是生长于这片土地的人的根。在她要求理解却不得的那份孤傲中，在我摸不到深入梨园戏肌理的词穷中，我第一次清晰感受到自己外来者的身份。我们说着共同的普通话，但一个有着隐秘情感的世界被存储在被称为方言的韵律和言说中，它不可被翻译。

（张雷摄）

梨园戏是那一层把我们隔起来的表皮，也正是在这一层表皮内，包裹着泉州人的独一无二性：在无法进入的那个边界，我意识到自己身份的限度，这个限度却同时向我呈现了泉州人难以触及的一面——它存在于方言内部，在这个场所里进行着只有泉州人之间才能进行的交流，其中发生的一切都带有身份的意味。

与普通话的四个声调不同，泉州话是七音体系，过去有文读白读之分。“文白读”之分，就是“语”和“文”分治，“语”是口头语，“文”则是文言文，有其作为正式语言的发音。过去，正是这种文言文书写和读法的传承构筑了一个士大夫独有的封闭语境。以前书塾的启蒙教育注重字音，读古文的书要边读边发音，一个字发音不对会得到先生的纠正，字音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口口相传的。

南安市洪濑镇扬美村民间南音艺人在祠堂前表演南音（张雷摄）

1949年以后，新学堂用的是新课本，学普通话，方言和文言文的阅读，以及与其相关的严格字音教育也逐渐失传。如今，只有在老一辈人的讲述中，我们才能一窥曾经存在过的方言的面貌。

泉州德高望重的文史家、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前馆长王连茂说，他20岁高中毕业后，在泉州市政协做口述历史的工作，接触的都是清代的老人，有的是进士、举人或贡生。“他们每个星期有两个半天到政协学习时事政治，有时就由我这个年轻人用泉州话为他们读报纸的重要新闻。有一次读到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小说《暴风骤雨》，当场纠正我，‘暴’与‘骤’的文读字音错了”。

发音吐字时，他还能感受到传送于气息之间的历史分量：隋代陆法言编著的《切韵》，是根据汉晋洛阳雅音以定“南北是非，古今通塞”的韵书，唐人奉为典规，基本不变；闽南人既然来自中原，他们带来的语言自然是四世纪的河洛官音。历经唐初（669年）陈元光随父陈政率军入闽和唐末（885年）河南人王潮、王审知三兄弟率军入闽，以及五代十国的天下大乱，很多中原的北方人，特别是官僚，还有各个方面的一些著名的人物，包括艺术家、音乐家、文人、诗人等纷纷退到福建。中原是兵家必争之地，语言经过好几代战争和融合，早已不再是原来的语言，“变成我们一直不变”。

泉州海上交通史博物馆前馆长、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王连茂（张雷摄）

加之中国的科举制度将文本教育一直持续下来，“泉州话虽会有一些变化，但它的变化主要还是容纳，而不是改变”。如今，年轻人已不再为泉州话感到自豪，觉得方言与普通话相比显得土。已80岁的王连茂说，“没想到过了60年，我当时读错的字音，如今已经没有人说你是错的了，因为人人都这样读”。那些透过方言的韵律回响在人们耳边的历史，也就此悄然远去。

方言学家喜欢说，“礼失求诸于野”。这是指更古老的语音常常保存在更偏僻闭塞的村落，封闭有利于语音保持稳定。然而，实际上，我们的方言是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于一次次人口大迁徙中层层垒叠而形成的，它的语音层次中镌刻着人口流动的信息和痕迹。

如果说中原地区的口音在不断的战争和民族融合中早已改变了模样，那么南方地区的方言在接纳北方移民的同时也容纳了这些变化，它的稳定性恰好存在于这种持续的流动性之中。然而，随着现代交通通信空间改变，语言开始迅速变化。这个浩浩荡荡几千年都相对稳定的传统在这短短几十年发生了断裂，很多读音开始消亡。当一种文化和生活方式失去附着的载体，其式微就是不可避免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