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2026年4期新刊）

严安生先生的新作《异域的创造：陶晶孙留日一代的精神原乡》（以下简称《异域的创造》）是他一九九一年出版的《日本留学精神史》（日文版：『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岩波书店；中文版：《灵台无计逃神矢：近代中国人留日精神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重大发展和延续。该书聚焦于民国时期第二代留日学生群体，以“制度化-个体化-精神化”为纵深结构，将留学史、知识迁移史、精神史、思想史乃至跨文化研究有机结合，描绘出一幅具有全球史视野的近代知识人养成图景。作者选择了相对冷门的创造社成员陶晶孙（一八九七至一九五二）作为切入点，以此透视整个“创造社”一代的留学经历和精神世界。与其聚焦郭沫若等已成名的旗手，作者独具匠心地将一位被历史遗忘的边缘人物置于舞台中央。陶晶孙少年负笈东瀛，一路从东京府立一中、第一高等学校升入九州帝国大学、东北帝国大学，完整走完日本精英教育之路，学业经历堪称标准；他的性格与机缘使之长期湮没于主流视野之外。正如作者所言，相较于半成年后才赴日、身带旧习的郭沫若辈，陶晶孙的轨迹“要标准得多”，更适合作为范例。他的人生既高度代表了这一代留学生的典型经验，又饱含坎坷不遇的个人悲剧，使之成为检视时代赋予青年的可能性与局限性的理想切面。

左图为『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封面；右图为『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封面

作为一部留学史与全球史相结合的专门史著作，本书最大的创新在于提出了“代际断层”的概念。作者指出，清末维新时期第一代留日学生（以鲁迅、梁启超等为代表）多为短期速成、结伴而行，肩负变革使命；而民国“大正-昭和初期”的第二代留日群体（以郭沫若、郁达夫、陶晶孙等为代表）则经过正规考试录取，深度融入日本精英教育体系，学习轨迹更为个体化、长期化。两代人在留学主体的社会结构、就学路径与生活世界上出现断裂，导致精神气质与行动模式的显著分化。严安生将这一代际差异作为全书的分析中轴，重新划分近代中国留学史的阶段，也突破了以往将“留日”简单等同于“革命预备队”的单一叙事。这种视角为留学史研究引入社会学层次和精神史维度：留学生不仅是知识输入的媒介，更是现代人格与思想气质的孕育场所。

在这一新视角下，作者特别强调制度因素对留学生成长的塑造。例如，他详述了“五校特约”等中日政府协议以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特别预科”等教育制度节点，展示清末民初中国学生如何被纳入日本帝国的高等教育网络。通过宏观制度-中观院校-微观个人三层分析，本书超越了传统留学史的国别视角，将之置于跨国制度耦合与人口流动的框架中。留学由此被视为全球教育转型背景下一种特殊的历史个案，揭示出跨国教育机制的运作逻辑。这种全球史取向，使得个人留学经历成为观察制度变迁与知识流动的窗口。

在史料方面，严安生广泛搜集并运用了多语种、多层级的资料，包括日本旧制高校的档案、课程表、校刊，中国留学生的书信、日记、同人刊物，以及相关的回忆录和官方文件等。这种“层级互证”的方法，通过制度文献、学校档案与个人叙述的交叉印证，将宏观结构与微观经验紧密结合。比如，作者既分析教育制度文本，又细读陶晶孙及其伙伴的文章，以制度场域来解释个人心路历程。这种多维度材料的整合，使本书具备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丰富的叙事细节。由此，读者不仅看到陶晶孙个人的留学故事，更理解了这一代留学生群体所处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网络。

严安生没有将留学生的作用简化为单向度的“知识引进”，而是深入探讨了跨文化情境下的知识迁移与转化。书中强调，第二代留日学生在日本旧制高校中接受了“人文-语言-科学”交叉的课程训练，这种复合知识结构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思想视野。例如，在第一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外语学习占据相当比重，类似于欧洲经典教育中拉丁文、希腊文的地位。作者据此指出，外语（包括日语和英语等）的密集训练本身成为思想萌芽的温床——通过日语-汉语-英语的跨语境阅读与写作，留日学生重新组织了他们的知识谱系。他们不只是被动接受日本或西方的新知，而是在异国学术场域中完成了“读写-趣味-范式”的再造。陶晶孙本人既研习理科又涉猎文学艺术，正体现了这一跨学科的知识生态。

在文化转译方面，作者以陶晶孙在中日两种语言中进行文学创作与传播的经历为例，展示了跨语际、跨文化互动的复杂性。陶晶孙既参与留日学生英文刊物《格林》（Green）的多语写作，又在创造社刊物上发表中文作品，并亲自将部分日文作品译成中文出版。这种自译与多语创作，形成了文本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再编译”过程。严安生通过分析这些跨语际的文学活动，揭示了“文本-语体-趣味”的流动如何孕育新的文化意义。他超越了传统中日文学简单比较的范式，转而关注文化生产机制本身：跨文化并非仅仅在中外差异间做对照，而是在多重语言转换中实现自我重塑。这一论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也有启发意义，即现代作家的思想养成与审美趣味，往往是在全球知识网络中经由转译而成，而非局限于民族文化内部。

此外，本书还将有关知识迁移的讨论拓展至社会思想与政治运动领域。通过陶晶孙留日期间与日本左翼青年小宫义孝（一九〇〇至一九七六）等社会医学人士的交往，书中描绘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跨国知识网络的形成。例如，陶晶孙与来自东京帝大的小宫义孝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合作，从事工人卫生和地方病调查，连接起学术研究、社会改良与政治关怀的跨境纽带。这些案例说明，留学生不仅带回技术和理论，更将异域的社会实验和思想火花引入中国，在职业病防治、工人教育等新兴领域开拓出实践空间。这使留学史与社会史、医学史交叉起来，展示了知识迁移如何与社会运动产生共振。严安生把个人传记写作延伸为对跨国知识-制度-运动网络的刻画，使留学史研究的外延得到拓宽。

作为一部精神史（思想史）作品，本书精彩地呈现了个人心灵与时代处境之间的张力。作者将分析的重心放在日本大正时期倡导的“教养主义”对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精神气质的塑造上。大正时代（一九一二至一九二六）的日本文化氛围自由而多元，旧制高校提倡的人文教养孕育出一批“精神贵族”。陶晶孙和创造社同辈青年在东京一高、帝大时期，既接受严格的知识训练，又陶醉于文学、音乐、美术等审美追求，形成了高傲自信而又敏感浪漫的人格底色。

严安生由此提炼出“异乡的幸福”与“归国的幻灭”这一对矛盾。他描绘了留学日本时如鱼得水的青春幻想，以及回到动荡祖国后理想破灭的心理落差。这一代人从日本“花园”般繁盛的校园生活回到如鲁迅笔下“铁屋子”般沉闷的社会现实，其内心剧烈冲撞。郭沫若、成仿吾等回国后感到窒息，张资平甚至以沉沦于颓废写作和堕落收场。陶晶孙形容自己仿佛“独自彷徨在宫城野外吃草”，以逃避停滞不前的现实。这些细节生动刻画出时代环境与个体理想之间的矛盾。

不同于以往从政治或意识形态视角对创造社人物进行简单分类的研究，严安生主张运用精神史的方法，将他们在审美人格与政治选择上的分化置于心灵史的脉络中考察。他认为，这一代人的文学趣味、人生道路之歧异，不应仅归结为左翼或右翼的意识形态差别，而应追溯到留学时期各人在精神气质上的养成。正是大正教养主义塑造的审美人格，使某些人终生沉迷于艺术理想，而同窗中另一些人则走向革命或功利实业。书中通过对“异乡之幸福/归国之幻灭”的细腻描绘，呈现了第二代留学生“从花园到铁屋”的心灵剧场。这种精神史视角为理解“五四之后知识人”的内在世界提供了新的诠释框架，丰富了我们对个人经验与时代困境互动关系的认识。

《异域的创造》在理论上与《日本留学精神史》形成了内在的连续与自我超越。若说《日本留学精神史》关注的是“留学力学”的群体动力，那么《异域的创造》则转向了“精神化学”的个体分化。作者在“导论”中重新回到日本教育社会学家永井道雄（一九二三至二〇〇〇）在《留学的社会学》（一九六六）中提出的“留学力学”概念。永井所谓“力学”，原指社会系统内部的能量张力：个体在外部文明的刺激与内部社会欲求的互动中被推动向外，从而实现自我现代化。严安生认为，这一模型极好地解释了清末“第一代留日学生”的历史动力——他们带有强烈的群体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意识，其行动受外部危机与内部理想的双重驱动，形成了集体性的“社会能量场”。这种“力学张力”正是永井意义上的社会动力结构：外压与内压的相互作用，使留学成为一种制度化的现代化实践。

然而，当作者把目光转向大正-昭和初期的“第二代留日学生”时，却发现这一“力学模型”不再适用。进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日本社会的文化氛围由维新时期的激进启蒙转向审美化、个体化与内向化。留学不再是一种集体使命，而成为个体精神修养与文化体验的途径。严安生以此提出一个新的隐喻——“精神化学”。他指出，大正一代的留学生不再以共同目标聚合，而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发生了“个体间的化学反应”：不同学科、语言与思想的碰撞，催化出多样化的精神形态。从“力学”的线性张力到“化学”的内在生成，意味着从社会结构的外在推动到精神气质的自我生成的转化。

这一转化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显示出近代东亚知识人从“被冲击的行动主体”向“自我生成的精神主体”的演化轨迹：从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的文明动力学，到永井道雄的“留学力学”，再到严安生的“精神化学”，构成了一条从外因到内化、从结构到心性的理论链条。严安生通过陶晶孙的个案，揭示留学经验如何由外部制度的牵引转化为内在精神的自我调适——留学生不再仅仅承载国家的使命，而是在异域的文化化学作用中重组自己的思想分子式。这一理论的提出，使“留学史”超越教育与制度史的层次，进入对人格生成与精神变异的深度分析，也标志着严安生本人的研究视野从留学力学向精神史的跨越。

“异域的创造”既是本书书名中的概念，也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思想线索。简而言之，它指的是这些中国青年在异国他乡所进行的文化创造与精神原乡的建构。以陶晶孙及其创造社同仁为例，他们在日本求学期间组织文学社团、出版刊物、创作新文学，把日本这个“异域”变成了孕育中国新文化的试验场。创造社本身成立于东京，其“创造”一词并非单纯的文学口号，而是深深嵌入当时盛行的大正生命主义与柏格森（Henri Bergson）“创造进化论”（Creative Evolution）的思想语境之中。郭沫若、陶晶孙等人在《创造》创刊时曾就刊名展开讨论，陶晶孙甚至直率地说：“‘创造’两个字最好没有了。”这反映出他们对这一哲学化新词既兴奋又犹疑的复杂心理。事实上，“创造/創造”在当时已带有生命力的跃动、主体性觉醒与艺术自我生成的意味，成为年轻留日者共同的精神暗号。由此观之，“异域的创造”不仅指异国环境中发生的文化创生，也揭示了这一代青年在跨语境思想刺激下，借助异域资源重塑自我、想象精神原乡的内在动力。

严安生通过陶晶孙的个案，揭示出留日一代如何在日本创造出自我的精神原乡：他们借助异域的思想资源反思中国问题，在文化身份上经历了再定位与再出发。例如，陶晶孙等人在日本大量吸收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知识，以日语书写，再译成汉语，在思想上不断思索自身的文化立场与精神归属。这种对身份与思想位置的持续探问，正是全球知识流动背景下“自我创作”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创作伴随着矛盾：一方面，他们以异域视野丰富了自身，另一方面，回到祖国却常被视作“他者”或不合时宜的人。在陶晶孙身上体现的那种游离感，既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时代的隐喻——当一个人在异域找到精神归属，他的故土认同便可能出现尴尬的裂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应邀赴台湾大学任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却在岛内政治氛围日趋紧张、白色恐怖渐启的背景下，因为与郭沫若等旧友的历史渊源而陷入微妙处境。他无法回到大陆，也难久居台湾，最终选择再度赴日，几近“自我流放”。一九五二年病逝于千叶县市川市，未能再踏上故土。他的晚年轨迹将“流离”具象化，使留日一代在时代断裂中的精神困境更添一层悲剧性，也让“异域的创造”呈现出更深的历史回声。

“异域的创造”这一概念对理解当代的文化身份、教育流动与全球文化张力，具有启发意义。时至今日，中国青年留学海外早已蔚然成风，然而，无论百年前还是当下，他乡求学者普遍要面对文化认同的焦虑：既要融入异域社会又担心丧失本土身份，既渴望吸纳全球知识又害怕被贴上“崇洋”的标签。严安生对“异域的创造”的历史考察表明，跨文化经历完全可以成为个人成长的契机和文化创新的源泉；关键在于能否将异域所获转化为滋养故土的养分。同时，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如果国内的社会文化环境对海外归来的新知采取排斥或漠视态度，就可能重演当年那种“归国幻灭”的遗憾局面。因而，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塑造包容开放的文化心态，使留学人才真正实现学成报国，不致心怀故土而无归属，是我们今天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上需要深思的问题。

严安生在史料收集和人物塑造方面展现了深厚功力，但也留下若干可以讨论之处。前文已提及作者广泛发掘了中日两国的档案与文献，无论教育制度、校园生活，还是个人书信、创作文本，都有翔实依据。通过大量原始材料的爬梳，对陶晶孙这样一个曾被历史边缘化的人物进行了成功的“复活”。书中不仅勾勒了陶晶孙自少年赴日直到曲折人生终局的历程，还串联起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一众创造社伙伴的群像，将个体传记写成了一部横跨中日的知识群体史。这种“以人物为透镜”的问题导向写法，使传主的人生故事超越了个人传奇，成为审视时代结构与精神气质的一个缩影。

作者的叙事笔调在学术分析与文学描写之间取得了平衡。一方面，他对教育制度、知识网络等宏大结构的描述条理清晰、概念准确；另一方面，在描摹人物性格和心理时又颇具笔致，生动地展现出了陶晶孙内心的复杂性及其独特魅力。尤其是陶晶孙与佐藤春夫（一八九二至一九六四）等日本文化人交往，与小宫义孝合作投入社会医学，乃至在抗战时期的处境等细节，书中均有生动刻画，增强了叙事的张力和可读性。

当然，从我的角度来看，本书也存在一些可能的局限性。首先，由于聚焦于精英留学生的“标准轨迹”，对同时代其他类型留学生（如女性、非精英群体，或求学理工、商科者）的经验涉及较少。这并非作者研究的缺陷，而是其选题所限，未来若能将陶晶孙一代与更多元的留学个案对照，会使世代画像更完整。其次，关于“归国幻灭”这一现象，书中多从精神层面加以阐述，对留学生回国后的制度接纳程度、职业发展路径等社会史层面的量化比较分析相对不足。例如，不同行业、地域的留日归国者各自遭遇如何，哪些领域较能吸纳海外所学，哪些则阻力重重，这些问题可作为本书的现实延伸来讨论。再次，在跨语际文本传播机制方面，本书虽然分析了《格林》杂志与创造社刊物的互动，但对于具体的编辑策略、译者选择和读者接受等问题未做深入展开。考虑到陶晶孙本人是中日双语写作者，这一方向未来大有可为，通过文本社会学的视角可进一步丰富跨文化研究的维度。

总体而言，《异域的创造》是一部结构精严、见解深刻的学术力作。作者以扎实的史料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成功实现了从教育制度史到精神文化史、从个体传记到全球知识流动史的转化与对接。它既是第二代留日学生的专门史研究，也是关于现代东亚知识分子如何在跨国制度中被形塑，回国后又如何重新定位自我与世界的精神史探讨。通过对“大正教养主义”及其内在张力的精妙剖析，严安生有力地修正了以往对“五四以来留学经验”的线性叙事，使留学史真正进入了全球史与思想史交汇的宏大视域。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本书在学术之余也引发了我们对当今现实的深层思考。一百年前，陶晶孙和他的同辈曾在异域他乡大胆创造、自我塑造，他们的故事映射出文化身份在全球流动中的种种张力。而在今天，中国新一代留学生依然活跃于世界舞台。如何从前辈的经验中吸取智慧？或许《异域的创造》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具备开放包容的胸襟和反思自身的勇气，我们才能将留学经历转化为文化的新生力量，而不是身份的困惑来源。严安生的这部著作以史为鉴，提醒新时代的我们：出走半生，归来仍需凝练出融通中外的新养分，为民族文化注入活力。在全球化浪潮中，这份对于文化认同的自省与创造，正是百年前那一代留学生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面向未来所必须秉持的精神。

（『陶晶孫——その数奇な生涯』，严安生著 岩波书店二〇〇九年版；中文版：《异域的创造：陶晶孙留日一代的精神原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文中图片由熊文莉、秦刚和本文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