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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时代：三星堆和它的“朋友们”

2021年06月07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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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时代」

文｜薛芃

在三星堆的最新考古发掘中，3号坑里，一件特别的青铜器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关注。跪坐的人像，头上顶着一个跟人像几乎等大的圆口尊，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风格，宽目宽口，双手呈作揖状摆在胸前。上半部分的圆口尊，颈部已经破裂，腹部雕刻着复杂的兽面纹样，从器形到纹样都是典型的中原商朝风格。

三星堆祭祀区3号坑内的跪坐顶尊人像（蔡小川摄）

器物高1.15米，人像和圆口尊几乎各占一半，比例有些失衡，大尊压着跪坐的人像，在气势上便占了上风。此前三星堆出土过一件类似的东西，但体积小得多。在三星堆之外，同时期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出土过这么奇特的器物，本土风格与中原风格强硬地拼接在一起，中间有一条明确的界线。这件青铜器的造型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有专家看着这件器物联想起一个词——顶礼膜拜，这似乎也说得通，或许隐喻着，地处西南边陲的古蜀国与地处中原的商王朝中心都城之间的关系。

3号坑内，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一件圆口尊（蔡小川摄）

尊与罍，是三星堆出土最多的两类青铜容器。也正因为有大量尊和罍的存在，人们才相信三星堆，或者说它代表的古蜀国与中原商王朝之间是有所往来的，并且是受其影响的。如今在学界，这一观点已获公认。

我们将视野放宽，三星堆祭祀区所处时间段相当于商代殷墟时期，也就是商代晚期。此时的商王朝已经不再像早期和中期那样处于扩张状态，而是处于疆域收缩的状态，越来越集中回到中原一带。殷商时期，中原以南直至长江流域的疆域被称为“南土”，而南土的疆域，随着商朝统治与管辖的范围变化，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三千余年前的中国，南土地区仍多是荒蛮之地，远没有中原地区发达。严格来说，三星堆这个地方甚至在南土、西土之外。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它的特征不具备普遍性，但以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三星堆仍和中原具有关联，是一个地域性特征极强的商代青铜文明中的支流。

绘制｜昭君

除了三星堆，商时期长江流域的青铜文明有一条若隐若现但依然耀眼的线索，散布于上游、中游和下游。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的双面神人青铜头像、安徽阜南台家寺的龙虎尊等，都能代表南方的青铜最高水平，不亚于几乎同时期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也就是说，三千多年前青铜文明的辐射范围是很广的，青铜器是我们现在回看那个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物质载体。

要厘清这个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各地之间的关系，考古的发掘出土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连接起来，共同搭建出一个商代青铜文明的图景。观看这个图景时会发现，南方与中原的青铜器面貌差异不小：湖南宁乡、江西吴城、安徽台家寺甚至远至汉中城固和洋县的青铜器，都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动物造型多，人像面具也多，这些都是差异性，那么共性呢？

在所有出土的青铜器物中，尊和罍就是连接这些地域的纽带。这些南方商代晚期遗址中，尊和罍的出土数量都不少，而且无论是器形、装饰或是铸造，和商文化青铜器的相似度都很高。在它们之间，总能找到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若想弄明白商代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面貌，尊与罍是一把钥匙。

8号坑的进展相对缓慢，但坑内信息量丰富，或将成为串联祭祀坑群的关键一环
（蔡小川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是研究南方青铜文明的资深学者，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尊和罍这两类器物虽有地方特点，但基本的器形和纹饰都是来源于商文化，所以它们也是长江流域青铜器中少有的可以和商文化青铜器相比较的器类。通过比较，我们不仅可以判定这两类铜器的年代，还可以由此推断其他铜器甚至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年代。通过这两类铜器，我们可以寻找长江流域各区域之间，以及各区域与中原之间文化上的联系。从目前的材料看，这两类铜器可能受中原铜器的影响而在长江中下游出现，之后沿长江而上流传到了成都平原。 ”

说到这里，还没有提到商代长江流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盘龙城。在20世纪50年代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被发现之前，人们对商文化的认知都集中在中原。盘龙城的发现，开启了对商之南土的探索。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教授张昌平看来，“盘龙城的发现和认知历程，差不多就是新中国之后学术界和社会大众认识南方青铜文明的过程”。

盘龙城的宫殿遗址，现在进行了复原式修复展示（蔡小川摄）

虽然同处于商代，但它与以上几处都不相同。首先，盘龙城时间早，是早商与郑州商城同时期的；其次，在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尊和罍不是最主要的青铜礼器，因为在商代中期以前，尊和罍还不是青铜礼制的主要构成；第三，盘龙城的青铜器更接近中原风格，没有明显的地域特色，这一点让学界认为，在长江流域，盘龙城是与中原商王朝关系最密切的地方。

但是，盘龙城之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意义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商之南土的中心和中转站，在一脉相承地沿袭了中原礼制和风格之后，再将其传播到更广阔的南、西、东地域，在两湖、江西、四川、安徽等地生根。在盘龙城衰落之后的中晚商，整个长江流域其他地方的青铜文明开始兴盛，并将中原风格与地方风格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地域性，这便是盘龙城在整个商代版图和历史上的重要性。

盘龙城遗址现场，考古发掘仍在继续
（蔡小川摄）

当我们把商王朝中原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版图搭建起来之后，就会思考另一个问题：冶金术很有可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到了中国之后，变得发达而且独特，那么为什么中国到了商代，开始拥有这样一片青铜文明的土壤？

在张昌平看来，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在中国的农业传统里，稻、粟等主要农作物需要生活类的器皿，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陶器就成为了最主要的饮食类器物，在这样的背景下，陶器就特别多，且技术发达；再者，很多陶器已经具备礼器的性质，在墓葬出土中，时常能看到成套的有明确等级之分的陶礼器，这就为青铜礼器埋下了伏笔。

当冶金技术进入中国，礼器制度延传下来，人们采用更高级的青铜工艺来彰显身份与等级，并创造出一套更加复杂的礼制，相应地，礼器结构也更复杂。

殷商晚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大多精品都收藏于河南博物院（蔡小川摄）

从陶到铜，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材质变化，但其背后蕴含的是社会体制和组织结构的复杂化。这个变化催生出真正意义上的早期文明和早期国家，因为铜器与陶器相比，不仅制造技术更复杂，还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复杂化。正如张光直先生在著作《中国青铜时代》中所引用的乌苏拉·富兰克林（Ursula Franklin）的观点：“在中国，青铜生产的开始表示具有能够获取与补充所需的强制劳动力的组织和力量存在，由此催生出新的社会秩序。”同时，由于青铜生产是要依靠这种社会秩序的，青铜便成为这种秩序的象征，并且进一步成为它的维持力量。

2020年9月，在三星堆新坑开始发掘之际，我们曾做了一组封面报道《最美三星堆》。在那期杂志中，我们尝试以三星堆为中心去梳理上至宝墩、下至金沙的古蜀文明脉络，同时也提及，如何在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大图景下去看待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

这一次，我们除再次深入三星堆新坑发掘现场，对其考古发现做了最新阶段的呈现和解读之外，这组封面文章还试图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开阔的观察视野——在考古学者的帮助下，我们沿长江主干与支流，选取四个与三星堆年代相近的考古遗址进行了实地踏访，包括湖南宁乡炭河里、湖北武汉盘龙城、江西新干大墓、陕西汉中城固和洋县。

三星堆3号坑内的遗物类型和分布都与1986年2号坑相似度极高（蔡小川摄）

其中，我采写的是三星堆与盘龙城。同事张星云跟着宝山遗址的发掘者赵丛苍前往汉中，这里的城固、洋县铜器群在过去的70年里先后出土过700多件商代青铜器。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文化背景，汉中城洋铜器群是整个东亚大陆最具多样性的青铜文化之一，考古学者们在此地出土的青铜器中分别看到了商代中心地区、关中、四川成都平原、长江中游等地的影子，每一器物群又各自反应出背后之所以能取得这些器物的各种广达的交换体系。很多学者由此推测，城洋铜器群所代表的宝山文化与三星堆文化、路家河文化应被视为同一个大的文化系统。

洋县博物馆所藏商式方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中国青铜器发展的高水平（张雷摄）

上个世纪，湖南省发现了一批异常精美的青铜器，它们零散出土，广泛分布在湘江流域，其中许多都是商周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尤其是宁乡青铜器群。这批青铜器是谁铸造的？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造型又为何如此奇特？同事陈璐采访了湖南省三代考古学者的代表，并前往炭河里发掘地，试图寻找这批青铜器的历史真相。

伴随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不断拓宽着商代青铜文明的边界。随着10次考古发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江西吴城遗址是受到商文化强烈影响的地方方国的都邑遗址。距吴城遗址20多公里外的吉安市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1988年发现的商代晚期大墓，出土475件造型精美富有地方特色的青铜器，为人们揭开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器群并驾齐驱的南方青铜王国的神秘面纱。不久，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距离新干大洋洲大墓仅5公里的地方，还存在着另一个规模同样宏大的商代晚期城址：牛城遗址，新干大墓正是这座城市的王陵所在。围绕着吴城、新干大洋洲大墓、牛城的商代江南的复杂关系，也成为这一地区考古学最为关注与富有挑战的课题。同事艾江涛前往江西，实地探访了这一带的青铜时期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