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凛凛碎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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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仍在呼唤着契诃夫,即使是他去世的第117年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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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中人
“总而言之,这个人永远有一种难以克制的愿望──把自己包在壳里,给自己做一个所谓的套子,使他可以与世隔绝,不受外界的影响。现实生活令他懊丧、害怕,弄得他终日惶惶不安。也许是为自己的胆怯、为自己对现实的厌恶辩护吧,他总是赞扬过去,赞扬不曾有过的东西。”
——《套中人》契诃夫
上面这一段话来自契诃夫的著名短篇小说《套中人》,如今看来不禁令人冷汗涔涔——这不就是社恐?
该短篇小说也被选入了中学语文课本,想必不陌生。其中身着黑色大衣,随身带伞的“套中人”别里科夫更成为了一个经典的文学形象。
©《套中人》中,契诃夫塑造了一个性格孤僻,死守“公序良俗”的社恐患者别里科夫。
当年在课堂学习时,大家对别里科夫的“套中人”做派基本都持批判的态度;然而这一届经历过“996”最后选择“躺平”的年轻人们却意外的能够理对此产生共情,甚至能以更开放的态度去和别里科夫和解——如果不让我们说话,我们只能当用套子保护自己,也就是“社恐”。
#屈服式社恐
创造出“套中人”形象的契诃夫可能没想到别里科夫还有“社恐属性”。在他获普希金奖的时候曾说:“我所写的一切,过五至十年就会被遗忘。但是,我铺就的道路,将会完整地保留下去,不受损毁,这是我唯一的功劳。”
©契诃夫 肖像照,
高尔基曾评论他:“是一个少有的人。他善良、温柔、多思。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独立不羁和对什么都不顶礼膜拜的人。”
《套中人》中,别里科夫其实是一个“老好人”:他遵守公序良俗、遵纪守法,谨言慎行;有点怂,不敢搞破坏,也害怕环境欺负他,连下雨都要带把伞,尽量避免和一切危险的事情扯上关系,所以他选择成为一个“社恐”。
同时,他也善于道德绑架和道德批判,每当有人做一些稍微违背“公序良俗”的事,他就会默默施压,放到今天,也许就是某博上的“键盘侠”。
正是这样的做派,使他沦落到四面楚歌的境地。说不上他坏,但绝对不会使人心生好感。
©电影《教父》
这种“说不清那里坏,但就是不好”的荒谬感才是《套中人》最精妙的一点,而荒谬的氛围其实来自于“受害者反成帮凶”这件事:
别里科夫不是生来就“社恐”的,是当时沙皇专制制度将他驯化成了“社恐”的样子,导致他在往后的生活中惧怕一切变革,顽固僵化。甚至,为了正当化这种“社恐”,他完成了一种自身的逻辑自杀——成为沙皇专制制度的维护者,即“屈服”。
屈服式“社恐人”在有新事物的力量面前是无比虚弱的,正如别里科夫的催命符是充满活力的小俄罗斯女人瓦莲卡一般,屈服式“社恐”就像吸血鬼,接受了它的初拥,就再也无法站在阳光下了。
©契诃夫,肖像画。
在文章的最后,契诃夫意味深长的提到了这样一句话:“我们住在空气污浊、拥挤不堪的城市里,写些没用的公文,玩‘文特’牌戏──难道这不是套子?至于我们在游手好闲的懒汉、图谋私利的讼棍和愚蠢无聊的女人们中间消磨了我们的一生,说着并听着各种各样的废话──难道这不是套子?”
我们批判别里科夫,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又都得了“别里科夫病”,如今,我们口中的“社恐”是否会使我们丧失站在阳光底下的能力呢?
#反抗式社恐
生活有时候就像《爆裂鼓手》中的恶魔老师,侮辱你、咒骂你、痛殴你;使你不得不流着鲜血跟上的节奏,你的努力在他看来就是不堪一击的垃圾;你以为他对你道歉,那只是为了把你推入更黑暗的深渊。
当我们目之所及满是荆棘的时候,“社恐”的套子,就成为了一种保护色。所以当年轻人自称“社恐”的时候,也许在潜在地表达一种共同的群体意识——我们在反抗。
©电影《爆裂故事》
文明社会削足适履地把每个年轻人塞上人生的公车,按照“出生—上学—就业—结婚—生育”的站点前进,不问是否合适,先上车再说。因此年轻的灵魂们疯狂的痴迷一种“逃离、反抗、远行”的情节,他们的内心中渴望着乌托邦的死亡。
他们会为肖申克从下水道里爬出来,面对暴风雨怒吼的场景感到震撼。
©电影《肖胜克的救赎》“希望让人自由。”
他们会为楚门面向镜头最后的微笑而流泪满面。
©电影《楚门的世界》
“祝你早安、午安、晚安。”
他们迷恋《白日梦想家》能去冰岛追飞机,爱《飞越疯人院》大家一起疯疯癫癫、也爱《死亡诗社》里站在课桌上的那一幕……
©电影《飞越疯人院》
凡是“逃离”的都是“反抗”的,都带着朝圣一般的伟大和悲壮,而这种悲壮则是来自于我们内心中那一点点朴素的“壮志未酬,少年未死”。
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炙热,使得年轻人不愿墨守成规,按部就班。为了使得“反抗”显得比较“柔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和社会保持距离,成为反抗式“社恐人”。
©电影《白日梦想家》
然而契诃夫所描写的别里科夫式的、屈服式“社恐”还是让我们不得不警惕:
不要在“社恐”中,
失去站在阳光下的力量。
更不要走向“迫害”过你的,
那个对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