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像在脑中的闹钟，会在你需要时将你唤醒。

信念，像是登山的拐杖，会在你困难时带你跨越难关。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强占中国东北。日本军方侵略中国的野心已经是昭然若揭，而且国际间看来没有强国会阻止它。大家都知道它下一口要咬的肉就是华北，将来一旦生变，故宫博物院的国宝就非常危险，不是受战火的损坏，就是被日本人抢走，所以国民政府计划把故宫的国宝搬到安全的地方。

故宫博物院决定立刻行动，首先要装箱。他们找来古玩行专门的工人帮忙，可是情况很不理想。一是买来的木箱，原先是装香烟的，太薄，不能承重。二是买来保护文物的棉花，是用过的回笼旧棉，缺乏弹性，防不了震。三是请来的工人，不但成不了事，反而倚老卖老教训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拿很高的工资。

故宫的院长易培基和大家商量，决定自己动手。先去定做新的木箱，尺寸统一为长三尺，高宽各一尺五。棉花改买新棉，装箱工人一律辞退，由院内人员自己装。他们学景德镇装瓷器的方法，把十个瓷碗用草绳扎紧，成为一串，单个瓷碗就不会晃动。串与串放入木箱，之间用稻谷壳隔开、塞紧，这样怎么摇动都不会破碎。他们抓住“紧”这个诀窍，把每件器物分别扎紧、包紧，放入木箱用棉花塞紧，确保万无一失。

1933年2月5日晚上，北平全城戒严，一万三千四百九十一箱文物从故宫的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到火车站。沿途军警林立，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安静得出奇，只有板车行驶的咕噜声。所有的国宝装上两列火车，天刚亮就出发南下。两天后到达南京的浦口，停靠在铁轨上。由军队守了一个月，因为还不知道要运去哪里安放。后来决定先走水路运去上海，等南京朝天宫扩建完成，再运到南京。

1936年底，文物运到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的人都改在南京办公，还准备举办展览。结果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日开战。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国民政府决定尽速将国宝运往重庆。于是国宝再度迁移，分三队，第一队经长沙到贵州，第二队走水路到汉口，再到乐山，第三队北上到峨眉。

这次大迁移，因为战事紧迫，路线、计划都必须随机应变，而且路程要经过大山、险江，又有敌机轰炸。惊险一再发生，像最后一批七千箱，是在日军进南京前一个星期才搭上火车离开。第一队的国宝刚运到长沙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因为日机轰炸长沙，火车站全毁。车站旁的旅馆正好有人办喜事，结果新郎新娘双双遇难，客人也全被炸死。火车走不了，他们找到几辆从南京逃出来的公共汽车，装上宝物开往贵州。他们刚走，湖南大学图书馆就被炸平。

宝鸡原来开挖了准备存放文物的窑洞，结果文物还没运到就被日机轰炸，窑洞坍塌。幸好东西还没到，来得及改变路线。等于说文物走到哪儿，日机就炸到哪儿。上空有日机轰炸，下面的路也很难走。尤其是车队要翻过高山才能进入四川，而山路险峻、狭小，路况极差，处处是坑洞、塌方。加上冬天大雪，几乎看不见路，一不小心就会摔落山涧，成千古憾事。但在经历种种危险、困难后，所有宝物竟然分批、全部抵达后方安全地带，没有一点儿损坏。

有人说这是文物有灵，其实是负责运送的人员都抱着一股强烈的“爱国护宝”的信念。因为迁移这么多故宫国宝，象征中国抗战到底，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决心，所以再多险阻、再大艰难都能一一化解和克服。

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国宝先集中到重庆，然后在1947年年底，全部运回南京。国宝还没运回北平故宫博物院，国共内战又开打。1948年国民政府决定再把文物迁移，最后运了两千九百七十二箱到台北，在台北成立了“故宫博物院”。而其余的一万一千一百七十八箱文物在1950年运回北京。

故宫博物院的人员，不管是拼命把文物运来台北的，还是坚持要把文物留在大陆的，都是秉持各自坚定的信念，都是令人尊敬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