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萨拜因说“基督教的诞生，是西欧历史上最革命的事件”。毫无疑问，没有基督教就没有西方文明，也就没有现代文明。
伟大的理念，像种子一样，会扩散到世界。中国，在唐、元、明末、清末曾四次与基督教相遇。但不幸的是，都因种种原因，没有推广开来。
但这四次的短暂接触，特别是清末以来的第四次，也足以生根发芽，深深改造中华文明，给这个古老的文明，注入了全新的养分。
改革开放以后，基督教再次来到中国。可以确定的说，基督教对中国当下依然至少具备五大价值。
其一，原罪观审视自我
基督教最重要的人性论是“原罪观”。即人是一种有限的受造物，有向恶的趋向。
正是这种观念，构成了西方有限政治、分权制衡等现代政治制度建设的人性前提。
处在快速转型的中国，如今已经出现了个人主义泛滥、理想主义丧失等道德难题。人们追求享乐、价值观念混乱。所以有人称当下为“没有圣贤的时代”。
基督教“原罪观”所具有的自我批判精神和自知之明，可以让中国人对人性及人之复杂性，看得更为透彻，并为未来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价值参照。
其二，救赎观重构人生
人有原罪，让社会存在罪恶与不义。这引出了基督教另一个关涉个体的理论——“救赎观”。
基督教认为，耶稣基督以其清白之身替有罪之人代为受过，用自我牺牲换取了人得救的希望与可能。这个得救之路，是窄门，需要人谦卑忍让、醒悟和悔改，罪恶才可以涤除，人生才可以超脱升华。这种理念既有望穿时空的超然意义，又有改变现实的使命价值。
在快速转型的今日中国，社会秩序紊乱多变，不少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不知所措”和焦虑紧张。这些困扰，不停催问着人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基督教的拯救观可以让中国人重新思考生存的意义。使中国人重觅纯洁、重树神圣，以超越尘寰的追求和体验来洁身自好，并爱人济世。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到价值支点、精神重心、立身之本，人生变得不再虚无与动荡。
其三，超越观指引行动
“原罪—救赎”构成了人生意义之网，也构成了一个社会或文明的价值取向，即文明社会的意义不在于此岸的功成名就，而在彼岸的超越救赎。这就是基督教的“超越观”。
今天的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心态甚嚣尘上。恨不得一夜实现现代化转型、民主改革。
基督教的超越观无疑给中国社会改革带来了一些不同凡俗的启发。
它使人对其成就和失败，有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估，由此造成一种张力，使之在投身于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既不为挫败而气馁，也不因胜利而张狂；既不迷信社会权势而忘掉自我，也不自比神明而目空一切。人在这种超越观中看到了对人的自我行为充满辩证意义的肯定或否定，而人的历史意义就存在于这种不断肯定和否定之中。
其四，终极观反思历史
基督教的历史观，是以终为始。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是最后的审判，中间所有的历史过程，都是有限的，都是为了最终的目的而存在。所以，基督教总是以一种“终极观”的超越视角审视人类的历史进程。
曾被贫穷和落后所困扰的中国人，对“现代化”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和迫不及待的期盼，认为实现“现代化”即代表着先进、进步和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但当人们谈论“现代化”时，则往往以财富、物质、经济甚至军工业水平为参照。
基督教超越历史的终极观对“现代化”的认识，却是双向的，既为现代化提供了积极意义的重构、创新和规范化的可能性，也提醒人们看到现代化的不足和历史局限性，不要沉迷于人对自然的征服，欲望的放纵。把现代化视为人类终极目标的一环。
这一终极观乃以整体永恒来对比局部时限，从而得以调整中国人的历史认识和作为。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走得更为稳妥、更加理想。
其五，普世观审视文化
基督教持“普世真理观”。即认为真理一定是普世的，可与各种文化有机共存。
基督教的普世观揭示了，世界受造物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一方面相信多样性是世界的必然，各种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有其独立性和开放性，不必自暴自弃、失去自我；另一方面又要求站在宏观整体的高度，为不同文化定位，不能唯我独尊、绝对排外。
正因如此，基督教文明热衷于传教，诞生了“人人平等”和“世界意识”。联合国、地球村的实现，也都是这种普世理念结出的果实。
当下，中国正在快速崛起，与世界打交道的事情越来越多。中国自身有着独有且漫长的历史，那么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其实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必答题。
基督教多元但普世的理念，无疑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方向。既要继承、弘扬自身的传统，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必须与世界沟通、交流，达到互补共融，但必需承认世界存在唯一不变的真理与正义。
可以说，基督教对中国的当下意义巨大，与中国的历史更是千丝万缕。理解中国基督教，不仅有助于理解西方、中国与西方的交流羁绊，更是理解中国当下与未来的必需。
为此，诚挚推荐《中国基督教（新教）史》及其规格中的读懂“中国基督教四书”：一套由浅到深，由理论到案例与分析，涵盖中国基督教历史、当下与未来等方方面面的绝佳套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