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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品牌出海是最近的热门话题，并且这个领域里已经有了范例。产自深圳的Anker充电设备已经在市场上占据顶尖位置近10年。在美国，每10个人中就有4个人知晓这个品牌。产自嘉兴的Orolay羽绒服通过亚马逊走红，曾经引领了纽约上东区的潮流。这些被海外消费者记住姓名的品牌，拥有各自的机缘巧合，并且吃到了亚马逊等电商渠道、社交媒体发展的红利，可也有必然性，孵化出它们的土壤，是已经进化了的中国制造。
不能再用“以廉价劳动力为优势的代工厂”的刻板印象来看待中国制造业和中国外贸了，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国的工厂里成长起来熟练的工人、经验丰富的生产专家，那些在全球占据大量市场份额的品类或者生产企业，拥有庞大、复杂却高效的产业链。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等区域里遍布各种产业集群，很多是所生产产品、元件的全国甚至全世界集散地。其中的佼佼者在全球价值链上正努力掌握着话语权，所占市场份额和研发能力让它们拥有对产品的定义权和定价权。
这些本来是行业内部日积月累的变化，结果碰上全球疫情这个极端突发事件，展示在普通人的面前。中国外贸先抑后扬，根据海关总署的数据，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贸易顺差3.7万亿元，增加27.4%。这些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拉动GDP增长0.7个百分点。疫情也加速了外贸形式的变化，全球范围内，线下经济大步转移到线上经济，这必然带来贸易和零售业生态的变化。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间点走入外贸工厂、中国目前最活跃的跨境数字平台去看一看。
中国制造业首先具有超乎想象的韧性。当全球几乎停摆的时候，最早控制住疫情的中国，企业生产线日夜转动供应国际市场的日常消耗。陡增的订单对企业来讲其实也有挑战，有能力接得住这些订单，必须是拥有强大的产能、高效的供应链、上下游合作无间，甚至调动国际物流资源才能稳妥有序地疏导海外需求，变成营业收入的增长。
中国家电制造是外贸的优势品类，在世界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
我们采访的新宝股份，是小家电品类的龙头企业。内贸领域，它生产和经营的摩飞品牌频出网红爆款，外贸领域，电热水壶、搅拌电器、吸尘器等八大类产品也排在中国出口的前十位。因为疫情宅经济作用，去年新宝股份的产能及其供应链的产能都增长了50%左右，才匹配了订单的需求。这几乎是工厂产能弹性的边界。
新宝股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要生产12个大类、接近3000个型号的小家电，涉及147个系统、1400多家供应商。一边扩产能，一边还要应对增长的订单，忙而不乱，这是一个复杂有序的系统。核心依靠的是高效的管控手段和跟供应商长期合作沉淀下来的共识。新宝公司开发了“产业链中央监控体系”，把庞大的供应商全都纳入其中。还有企业和供应商长期建立起来的，三观一致，高效且具有竞争力的合作关系，关键时刻拧成了一股绳。
小公司也有应对办法，它们依靠的是产业集群的力量。易路达车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天津一家主营自行车业务的企业，疫情期间它依靠阿里国际站接到的客户，是线下展会的25倍左右。订单暴涨也意味着供应链的压力增大。易路达的员工一边维护老供应商，一边开发新供应商。天津和长三角是中国自行车行业的两个生产集散地，他们开发完天津周边的供应链，又去长三角拓展。跟海外自行车装配厂由于疫情停摆，或者零件断供相比，中国自行车行业闪转腾挪的空间大得多。
纺织行业是竞争红海，可总有人在想办法提高竞争力（张雷 摄）
“微笑曲线”的理论一直影响着人们对中国外贸企业的看法，认为它们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只赚取微薄的加工费，设计和品牌的高额利润被外商客户拿走了。实际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代工成量变到质变，不但能完成“世界级”需求的大规模生产，很多代工起家的企业或者行业正在努力掌握全球价值链上的话语权。
“变化的大幕是从中国加入WTO开启的，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拿着图纸来找我们，我们的工作是把图纸实现出来。最开始外国客户要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的生产技术就这样练出来了。后来，我们对这个领域的技术学得多了，能自己画图纸，交给客户审核。其实没什么可审的，如果客户说图纸不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弄，因为我们是把图纸实现出来的人。慢慢又过渡到我们设计生产产品，交给他们去验证。最后，客户连验证的费用都省了，因为我们把验证能力也培养起来了。我们用一步步具体工作把开发设计环节转移过来。”新宝股份总裁曾展晖说。
手握创新和专利，并把它们从图纸实现成产品的企业，跟海外客户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工厂来决定新产品是什么和出厂价格，批发给海外客户。海外客户是产品的品牌和渠道。因为海外电商平台的发展，还有企业在做生产和批发的同时，创立自己的海外品牌。
疫情期间，全球几乎停摆。只有中国制造的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国际市场（视觉中国供图）
杭州巨星科技是中国五金工具领域的龙头企业，在海外，因为人工贵，日常很多修理需要自己动手，五金工具是高频购买的消耗品。巨星科技为海外大牌生产和自主品牌的市场份额在全球名列前茅。副总裁李锋说：“既然我们有自己的研发团队、生产基地，为什么不做自有品牌。卖给OEM，没有议价权，而且卖一批赚一批钱，订单没了，生意也就没了。做品牌，是自己的，别人拿不走。”
巨星科技的自主品牌用的是跟大品牌同样的生产线和工艺，材料用得更好，价格低于同类产品20%。它们在亚马逊上销量和口碑都一直在增长。这也不影响巨星科技的老客户，李锋说，亚马逊上销量好的产品，他们会修改一些设计推荐给客户，把这些被市场印证畅销的产品贴上它们的品牌在其他渠道销售，达到双赢。
制造领域的这些变化遇到了一个时机，数字化带来渠道和形式的多元化。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巴巴国际站总经理张阔说：“最近几年时间，全球贸易的大环境是去中心化。原来某种商品可能在美国东西海岸只存在一个贸易商，他跟中国供应商做大量采购，然后把这些货批发给中小批发商和零售商。现在中小买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参与到跨境贸易中去，并且随着数字化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未来也许外贸下单就像我们内贸网购一样便捷。”
疫情之后，可能要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中国制造业和它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张雷 摄）
中国跨境贸易的数字化转型其实几年前就开始了。2017年，张阔被调到阿里国际站负责数字化改造。这不是短时间能完工的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到买卖双方的信用、跨境资金、跨境物流，还有外贸综合服务，包括通关、结汇、退税等。张阔说：“淘宝最早出现在2003年，网购的数字化搭建也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这还是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现在把它变成全球的范围，要面对的是那么多国家的支付通道、跨境物流、管理政策等，其间可能还会有如特朗普上台后，一会儿贸易战，一会儿要脱钩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
张阔和团队有啃硬骨头的方法论，从贸易流程里最核心且可操作的程序着手，跟国内的监管部门一起做推动。张阔说：“全球数字化的发展不可遏制，中国外贸未来的增量可能主要是数字化带来的。不光我们看得很清楚，相关部门也在用数字化推动一站式便捷服务。我们过去在深圳租了4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去做纸质备案单证的存储，因为国际站上有些卖家会把单证搞丢，我们就推出了集约化服务，帮他们管理和提交。那时候在电梯里经常遇到一麻袋一麻袋的单证，都是要跟相关部门做交付的。现在4000多平方米的仓库变成了一个20平方米的房间，因为大量单证数字化了。”
张雷 摄
亚马逊全球开店项目是另外一个有力的推动。对于那些想直接面对C端消费者的外贸企业，从前通过数字化渠道开店是少数人才掌握的技能。亚马逊全球开店项目进入中国，中国企业出海的门槛就变低了。只要按照它的要求注册、上架产品就可以了。亚马逊平台上本身就有流量，也有针对入驻店家的物流、运营、广告等服务。在这个项目的带动下，中国外贸领域还聚集起专门为跨境电商链条上各种业务服务的专业公司，形成生态圈。
作为全球性的重要电商平台，亚马逊全球开店项目一方面把中国的供应链资源接入平台，丰富商品供给，另一方面陆续向中国卖家开放全球17个海外站点，让他们有机会把商品直接销售给亚马逊全球超过3亿的活跃用户，数百万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企业及机构用户。亚马逊全球副总裁、亚马逊全球开店亚太区负责人Cindy Tai（戴婙斐）说：“跨境电商最大的优势，在于它为企业提供一个模式，通过与全球消费者直接对接，打造国际品牌。”
亚马逊的团队对中国制造业的了解超乎想象。他们深入到大大小小的产业集群里，在具备条件的地区开设办公室或跨境电商园，开辟卖家资源并为他们提供服务。巨星科技就是第一批跟亚马逊合作的企业。李锋说：“我们开始时规模是很小的，亚马逊专门安排了客户经理对接。我们有什么问题，一对一地为我们服务。最开始我们对开店和做品牌是不懂的，因为我们一直做的都是卖给中间商、超市，客户经理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亚马逊有专门的售后团队、物流团队，把我们带上了路。”
工厂、数字基础设施和为此服务生态的变化，把制造业和外贸带到一个变化节点上。不能再用“义乌小商品”这样传统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中国外贸了。背靠几十年代工形成的优质供应链、勤劳又熟练的工人、有生产经验和管理经验的厂长、丰富的工程师资源，新一代外贸企业研发产品、创立自主品牌，并且团队和运营方式都是国际化的。
我们还深入走访了格兰仕、安克创新、羽绒服品牌orolay、办公椅品牌sihoo，讲述他们创立和出海的精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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