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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端倪：洋务运动160周年

2021年05月21日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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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端倪」

文｜蒲实

一百六十年前的1861年，清朝宫廷内爆发了一场辛酉政变。11月，在护送咸丰皇帝的灵柩回京途中，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咸丰帝同父异母的弟弟，联合慈禧太后推翻了咸丰临终设立的顾命八大臣。此后，恭亲王成为唯一的议政王，主持总理衙门和掌管内务府。总理衙门是这一年初清朝特设的一个处理与欧洲各国外交事务的中央机构。它意味着，“天朝”开始认识到，在“天下”之外还存在着别的世界秩序。

这是一个清朝内部正进行着调整的时刻：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两场内外战事和战争动员，改变了清朝的行政构架、官僚结构、军事制度、财税制度、司法制度和教育制度等方面，西学开始引进。为应付第二次鸦片战争善后问题而临时设立的总理事务衙门本打算办完这些事务就撤掉，所有人也都是临时兼职。没料到的是，外国公使战后驻京，都把这个机构当成了中国新成立的外交部，总理衙门不但没有裁撤，反而上升为晚清最重要的外交机构。这也是近代新事物开始涌现的一个标记。

辛酉政变将权力交给了一群年轻人。1861年，恭亲王只有28岁，慈禧太后比他还小两岁。李鸿章38岁，曾国藩属于上一世代，也只有49岁。这是一场青壮年人的运动。在同时期的欧洲，工业革命和改革进程已开始启动，但完成工业化、统一和官僚化，则要等到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德意志统一战争和意大利统一之后才会陆续产生。这时的欧洲处于变动和不稳定中，法国大革命所爆发出来的民主和民族进程威胁着欧洲旧制度。在这混乱脆弱的背景下，一些新的历史能量孕育聚集着。

1879 年，已卸任的美国总统尤利西斯· 格兰特与李鸿章在天津合影（FOTOE供图）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前后，随着大批汉族官员晋升为总督巡抚，他们的幕僚也进入官场，掌握越来越多的政治资源，形成了清朝行政体系在满汉出身比例结构上的大变革。
军事上，传统的八旗军和绿营没落，如曾国藩这样的文官组织起来的湘军，李鸿章组织起来的淮军，逐渐成为主要军事力量，沈葆桢和左宗棠则是另一支主导力量。在这股力量的推动下，洋务运动拉开了序幕：他们设立兵工厂，开办军事教育学校，制造西式坚船利炮，开设同文馆，教授西式课程，翻译西方文献，成立了近代海军，也培养了许多外交人才和思想领域主张改革的知识分子。

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和辛酉政变后，于清朝内部产生了洋务运动得以孕育成型的松动灵活空间。李鸿章、沈葆桢、左宗棠、郭嵩焘、张之洞等传统士大夫在探索与实践中逐渐开拓扩大此空间，虽充满掣肘和限制，却由此开启了一条逐渐驶入近代的隧道，既与一个异质、不对称的国际秩序对撞冲突，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涌现出现代国家意识的端倪。

在这个古代传统儒家体系逐渐解体的过程中，人们的内心世界充满屈辱、愤怒和痛苦，积蓄着的情感最终在生存还是灭亡的边缘爆发出历史的能量。1894年甲午战败的失败深深震惊了中国人。这时，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和世界秩序中的位置已无可挽回地发生了颠倒：日本成为亚洲主要的军事和政治强国，开始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迈出对外侵略的步伐；中国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沦为二流甚至三流国家。

1894年9月，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战舰上的水兵炮击清军（FOTOE供图）

在刘公岛的甲午海战博物馆里有这样一张照片：一个苦力拉着黄包车，上面坐着洋大人，两个清朝官员身着官服，跑步尾随于后。这张照片拍摄于甲午海战结束之后。在这之前，中国仍是一个以其典章制度为傲的“天朝上国”，居于东亚秩序的中心地位。这张照片定格的时刻，则是西方文明的全面凌驾和中国人民被双重压迫的苦难。

这一切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今天来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意义也许在于：我们需要真正地思考如何理解和面对这个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对我来说，理解洋务运动，是一个起点。

1870年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炮厂炮房。江南制造局成立后购买了较为先进的机器（FOTOE供图）

牵引我来写这段历史的，还有一些别的动因。20世纪90年代，当我在初中课堂里学到这段历史时，它不仅充满我并不完全理解的概念，对它的有限理解也是以中国积极加入世界贸易体系、参与全球化进程为背景的。几年后，当我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课堂上重新学习这段历史时，“9.11”事件已凿开一道历史的分水岭，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方兴未艾。之后，二十年悄然而逝，世界又已是另一番模样。

当我走进这段纷繁芜杂的历史深林，它的高度密集性有时重压着我，让我迷失和喘不过气来。有许多面向、途径和维度来走进这条历史隧道。在这一期封面故事中，我选择了森林中诸多分岔小径的一条：顺着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未曾言明的无形规则的脉络，去理解他们的心理原型，爬梳和触摸那个几近消失的晚清中国。

事实上，已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是学者们基于大量一手档案、书信、折奏、文件和踏访所得的成果，比如姜鸣、陈悦和茅海建先生所作的工作。也有许多地区专题性博物馆器物和资料的搜集和陈列，提供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物证，比如福州马尾船政博物馆和威海刘公岛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正是借助这些学者和文化机构多年的研究，才让我得以在有限时间内，基于他们的材料，形成这样的叙述。

位于山东威海刘公岛上的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黄宇摄）

1891年是洋务运动和东亚秩序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北洋海军1875年筹建，1888年成军。这一年，户部为了撙节海军经费，令北洋海军暂停购舰。这一年也是世界海军舰船与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节点，19世纪90年代，舰船技术开始了加速迭代。日本抓住这一难得时机，以金融手段筹集军费扩充海军，为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做好了军事准备。

中国与日本所选择的历史路径的不同，实则又与当时两者在东亚秩序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有关：中国仅仅是守成和防御，而日本作为边缘挑战者，其野心必然伴随着扩张。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和动机，导致了之后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国的失败改变了自身的位置，洋务运动也在保守派的趁势攻击下终结。

以后见之明，比较中日两国政府在实施海防战略、发展海军方面的作为，不难发现成败的因由。然而，站在1891年的清廷官员和洋务运动行动者，又怎可能看到正身处历史关隘的全景图像？他们只能在可视和可理解的观念和现实中展开行动。若以他们之所见所思，而不以成败而论，我们对这段历史是否能有新的叙述？

北洋水师学堂场景复原（黄宇摄）

时间的推移不断赋予后人看待历史的新观念和新视野。我更愿意尝试步行于这段沉重的历史中，穿行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无形规则内，将它作为一段晚清人物在种种限制、掣肘、误解和犯错中协同创造的历史来展呈。无论结局，它都孕育着新生的力量。“近代”的端倪，正是从这些人物各具风格的行动、作为和协作中，逐渐于旧世界内部诞生出来的。

事实上，以一个当代人的目光回望，在我们对现代性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了解得更深刻一些之后，中日在同一时期面对外来威胁所选择不同应对方式就呈现出新的景象和意义：正是晚清官员一系列以防御为目的的自发渐进式摸索，使得中国的历史保留下许多传统元素；而20世纪中国历届政府在从事国家建设时，都能够倚靠并受益于源远流长的行政文化和经验。这与日本强烈扩张意志下所作的顶层战略谋划是很不同的。

实际上，你会发现，虽然地方化的洋务运动最终因未能上升至中央层面而失败，但地方督抚大员之间的自治与协作，以及作为仲裁角色的皇室，与今天的欧盟竟有几分相似——这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超越民族国家的制度方案。只不过，前者系于一个最高统治者的心情喜好，而后者系于一个“民主赤字”严重透支的欧洲议会。

天津，洋务运动中兴办的中国第一个邮局旧址，发行了中国第一套邮票（黄宇摄）

在19世纪60年代，未能实现强大的中央集权和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是晚清中国的厄运，它将中华民族推向亡国亡种的深渊边缘；然而，在破碎而极端的20世纪，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埋下伏笔的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却又向我们展示了战争和大屠杀的残暴。这一切，又怎能仅以成败而论呢？

孔飞力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中写道，尽管中国后来的激进革命带来很多变化，但就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而言，它却在某些方面仍然反映了晚清时期的一些基本考虑。对中国来说，是哪些要素在将新旧时代区分开来的断层面上架起了桥梁？这正是我希望在2021年这个时间点上重新审视洋务运动的历史时，心中所怀揣的一些问题。

威海刘公岛上的巨型炮台，守卫着远海咽喉（黄宇摄）

中文中，“自治”这个词具有弹性，既可以表示由地方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也可以表示代表国家来治理地方，从事税收和执法等活动。历史上，中国的统一总是通过军事来实现的，在这个基础上所建立的文官政府背后也总是有军事力量的存在。精英阶层在地方上的地位并非经由世袭的途径，而是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途径获得，它需要中央政府对于这种地位的认证，这让地方精英必须与中央意识形态保持一致。如果说洋务运动时，清廷还没有对国家利益的战略考虑，到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所有的政治阵营都形成了共识，无论谁执政，中央政府都必须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发展军事和经济上的力量，有了共同的建设目标。

“天朝”是一个梦。它的文化和礼仪体系不是一套物质的、利益的、现实军事力量的体系，而依赖于儒家价值观，是一种“运于虚”的存在，在现代世界中不单独具有力度。一定程度上，清朝已是“异国”，晚清的人已成“异国人”，但我们又总能在社会运行的潜意识中捕捉到他们的影子。依托情感相通的文字，我们总能回到古人的生活与内心空间中。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观看历史的双重视角：它既试图理解古人，又难免会扼腕审视。当我们思考未来时，我们常常回到历史中。历史的风景，也就是走进一个个历史人物的角色中，随他们展开的一段跌宕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