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东方一丁

二伯丁本然，出生于1919年。

2009年，二伯90岁，整天叨叨着要回家。他要回的家是古田旧县城。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建设古田溪水电站，千年古邑淹没于茫茫湖水之中，数万人移民他乡。人老了就想起了儿时成长的地方。那年春节，我带二伯到极乐寺前翠屏湖边，告诉他：“家，就在湖底下，再也回不去了。”二伯望着湖水自言自语地说：“老家房子有几十间，丁家百来人都住一起，热闹呀。”

▲照片中间为二伯

就在那一年的初秋，老人走丢了，找不到回家的路。亲朋好友漫山遍野地找，交警调出全城的道路录像，确证是30多小时前他独自往城北高头岭方向走动，然后就没有影子。直到第三天凌晨，透过灌木丛斑驳树影，看见二伯拄着拐杖，像一段“朽木”直直地立在山头。

后来我发现，他站立的朝向、眼望的前方，正是翠屏湖。他还是想回到儿时生活的那个家，可惜走偏了。实在难以想象，一个90岁的老人，竟能在野外生存两天两夜，他的手、脚、脸部被蚊虫咬得伤痕累累。当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的嘴里有草屑，身上的四个口袋中有大大小小的树叶与草团，有的嚼过一遍，有的嚼过几遍。失踪的那两个晚上，古田下起了雨，温度很低，他坚持站着，他说：“一旦躺下，可能就再也起不起来了。”

以如此的高龄，能熬过如此漫长的黑夜，这是训练有素的童子功呀。抗战期间，二伯自愿报名参军，成为湖南武冈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二分校十七期第二十一大队的一名学员，年轻时他接受过野外生存的高强度军事训练。

在长辈的叙述中我得知，抗战胜利后，退伍军官集结省城福州新店办学习班，结业后，二伯转业地方工作，于1950年转到宁德粮食局做一名职员。那时，他刚刚有自己的女朋友，一切都是新生活的开始。但不久，粮食局里发生一起案件，一宗粮票被盗。首先被查的是他这个“黄埔系”。遂于1951年12月他被判刑5年，后被遣回古田，再下放吉巷公社劳动改造。不久以后，查出了那宗粮票的窃贼。按理，要给他恢复公职，但人们似乎都忘记了这个被监视被歧视的“劳改者”。

文化大革命时，他作为四类分子的代表，又被揪出来批斗。还有人记得，当年在吉巷公社，每次游街时，他总是被吐得满口满身的浓痰。回到住所，他自己擦去污迹，自己洗衣做饭，然后下地劳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二伯（左二）与他的弟弟、妹妹

家族里，几位比他年轻的老人说起他来就抹泪。他的妹妹、我的姑姑曾对我说过，本然哥当年堂堂的军人，穿着大军衣，戴着大军帽，皮带皮靴闪闪发亮，非常威武，让孩子们又害怕又喜欢。

可惜后来让他背负了太多，腰都直不起来。人们更忘记了他还是个抗战老兵。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伯返回古田县城，靠砍柴谋生。有一天下午，我游泳回家，看到二伯躺在大厅，全家人手脚忙乱。在38度高温下连续野外作业10个小时，50多岁的二伯中暑，板车翻车导致腿骨脱位。连续几天不能下地、无法劳作，让这个怕给家人添麻烦的“老头”承认自己这么硬的身体也有不行的时候。

躺在床上，无儿无女无固定收入的他，不得不去思考一个问题：一旦有一天，自己砍不动柴火了怎么办？这以后，他偶尔看见别人家的“老头”遭人嫌的时候，他有个想法慢慢“成型”，这也是他在七十年代末期与兄嫂讲的一句最令人伤感的话。他说：“我在山上找了块地方，我会自己挖好，我快不行的时候，我会自己去，你们不用找我。”正因为有此想法，他把所挣不多的钱全拿出来贴补家用，他一生都不想成为他人眼中的累赘，他为他那“可怜”的尊严挣扎着。

在我印象中，全家人一直很关照他，但不知是由于性格还是缘于生活，他总是沉默寡言，有话埋在心底，常常一个人关在屋里，修理老物件、旧家具，总是不停劳作，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很晚回来。

责己、勿求、忍声、吞气……太清醒的生存态度，让人舒服，也让人敬重，更让人心痛。二伯的一生似乎都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时时处处都是想着别人的需求、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眼光，唯独忘记那个“我”。

解放前抓壮丁，他顶上；解放后评成分，他揽下；家里的脏活、累活，他总是抢先承包、一马当先。即使高龄、腿部不便，也常常看见他一瘸一拐，一遍又一遍运粪便、修钟表、贴瓦片、补木板、扫厅堂、倒垃圾，不让他做，他还不高兴。

奶奶跌倒卧床期间，70多岁的二伯不论白天还是黑夜，定时处理大小便，不声不吭、不厌其烦。奶奶卧床一年多，居然没长褥疮，走的时候干干净净、整整洁洁，二伯居功至伟。父亲生病三年，二伯作为兄弟，精心照料、无微不至。面对各种困境，二伯少有抱怨、牢骚，他低调得就像一粒尘埃，朴素而顽强地生活在社会最边缘、最底层。

其实，一个人无法抱怨外面的世界，也只能寻求自身的平衡，艰辛的波折绝不是励志的故事。

1986年2月，经他妹夫多方奔走，政府认定：“1951年的判决，事实失实，撤销原判，改判无罪。”给他平反，并恢复了他的黄埔军校学员名誉以及干部身份，他有了一份固定的工资收入，享受的待遇也不断地提高。在他80多岁的时候，黄埔同学会来人找他，送上了《黄埔》刊物。逢年过节，市、县委统战部领导一次次例行把慰问品与问候送到家。

老人压力小了，心情好了，话也多了。直到那时，我才从他嘴里边听他说起年轻时候的故事。黄埔结业后，军校指派二伯进入张学良部队任排长，防守仙霞关。随后在闽浙赣等省抗日作战，在极端艰难、恶劣的条件下，与日本鬼子苦战数月。有一年冬天，他在江西上饶与日本兵短兵相接。他说，日本兵武器先进、武装精良，而国军每人只配备几颗子弹，零下几度只穿单衣单裤、着草鞋，冻得枪栓都打不开，有时得靠小便浇热，打仗没有实力，只能靠热血，那叫一个悲壮呀。

军人的成色，可能正是二伯在绝望处、于无声中活下去的勇气与毅力。到了后来，县城人知道了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也高看了这位一生坎坷的老人。

2012年，冬天很冷，这位经历无数坎坷的黄埔老人，闭上眼睛孤独地走了。至死，都没能与旧城、老街、祖宅道个别。变迁的世事与无常的人事，让他回不到老地方，也找不到旧时光。

前年，丁氏家族为二伯重修了坟墓，在立碑的仪式中，竟雨歇天晴，一只彩色蝴蝶翩翩而至。我相信，他老人家应该感知到了后人对他深深的挂念。

现在，二伯已经走了整十年了。在离世的前几天夜晚，二伯常举着双手很浮躁地在空中比划着、呐喊着，可能他是想把一生中的委屈、憋屈通通发泄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