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1.传主是集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于一身的晚清大儒。

经学著作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等10余种，200多卷。著述之众，用力之深，影响之大，在近代罕见。

其最得意的史学著作是反映湘军完整历史的《湘军志》，后代学者称《湘军志》“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王闿运是一代诗文大家。民初汪国垣作《光宣诗坛总录》列他为诗坛头领，谭嗣同称他的诗是超越“诗人之诗”。《独行谣》《圆明园词》等都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鸿篇巨作，《湘绮楼文集》中多有传世之作。

王闿运先后执教成都尊经书院、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和南昌江西大学堂，加上私授的弟子，学生达数千人，其中名弟子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杨度、杨锐、齐白石等都卓有成就。

2.“小”人物，反映“大”历史。全书以王闿运为主角，同时也塑造了晚清的历史风云与知识分子群像。全书以悲悯情怀重构王闿运“个人史”的方式，勾陈了其与曾国藩、肃顺、陈宝箴、彭玉麟、邓辅纶、谭嗣同、杨度、齐白石等政治、文学、艺术领域众多标志性人物的关系，重新审视了那段无法忘却的历史。

◆作者简介

    微雨江南，湖南湘潭人，文学硕士，先后供职于大型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及媒体。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合著《诗通》、独译《尘封的王朝：古代中国》、合译《华尔街之子：摩根》等，作品入选《拾掇70年的片段：我和我的祖国》。诗作、散文见于《光明日报》、学习强国平台等。

◆内容简介

《晚清大儒王闿运》为人物传记。王闿运，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字壬秋，又字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著有《周易说》《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湘军志》《湘绮楼诗集》等。本书包括“异兆降奇才，清词隽句露头角”“平生帝王学，游说“诸侯”成割据”“直笔书汗青，鱼龙喷沫鬼神惊”“谁解素秋心，苍茫自写平生意”等十章，以丰富的史料、王闿运《湘绮楼日记》《湘绮楼诗集》等为依据，从王闿运的立身、交友、授徒，乃至于为夫、为父、为邻等方面，以传主的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为主线，将个人的道路选择置于时代大潮下，采取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方式，异常丰富地勾勒出王闿运“时过境迁心不移”极其不平凡而多维的一生，以及其在政治、经学、史学、文学、教育等方面的重要成就。

◆ 名家推荐

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作序

序推荐。

◆ 目录

序　言　以悲悯情怀书写晚清历史风云　

前　言　

第一章　异兆降奇才，清词隽句露头角

一、流星坠地，奇才降生　

二、孤儿易成人，有父恒骄痴　

三、励志向学，昕夕不辍　

四、少年负才名，佳句结良朋　

第二章　平生帝王学，游说“诸侯”成割据　

一、虽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　

二、将回已灰心，吁谟待君验

第三章　直笔书汗青，鱼龙喷沫鬼神惊　

一、敛雄才于方纪，纳万变于小篇　

二、讥评时势《独行谣》，苦心孤诣著史诗

三、国语一篇新出手，近世良史《湘军志》　

第四章　谁解素秋心，苍茫自写平生意　

一、风情绵邈骨坚苍，一时诗思落湖南

二、惟古于文必己出，千古文章忧患心　

三、妙语说诗传南北，只眼独具论古今　

四、一年一度七夕祭，耄耋不渝少年情　

第五章　桃李满天下，于今吟诵留佳处　

一、曾经入蜀振人文，杏坛播芳满川湘　

二、细识奇才于草莽，欣纳三匠于门下　

三、经世致用传衣钵，可惜高足“愧师承”　

第六章　闲谈笑红顶，蓑衣耦耕自逍遥　

一、烈士无心说豹皮，而立之年绝宦意　

二、浮名少味同鸡肋，乐夫天命复奚疑　

三、隐居山林未肯闲，总为乡邻鸣不平　

第七章　浮生信舟楫，九州在眼几席宽　

一、巴山蜀水几度行，文坛魁首遗萍踪　

二、吴越风光添秀色，湖山盛处留佳吟　

三、岱宗烟霏来望眼，豪情逸兴满诗心　

第八章　离心共摇曳，与子乐为琴瑟吟　

一、室中有贤妇，高莱妻之节　

二、琵琶弦上说相思，莫姬哀词诉衷情

三、课子教女慈父心，含饴弄孙天伦乐　

第九章　岁岁良朋绻，流水高山万里心　

一、梦里行吟怀故人，感泣高谊世所无　

二、当时意气论交人，丞相高情薄流俗　

三、兰泽馨香难相悦，江南芳芷日已远　

第十章　纵横志不就，空流高咏满江山　

一、世人皆讥“莽大夫”，谁怜耆宿惜旧恩　

二、战火烽烟惊晚岁，离乱更兼丧女悲　

三、悠悠万事随流水，白鹿山头栖诗魂　

◆书摘

序

以悲悯情怀书写晚清历史风云

聂　茂

给历史人物立传，特别是像王闿运这样对后世影响深远且争议颇多的“狂人”不好写啊。

我写过王夫之的传记，对王闿运有些许了解。当年，郭嵩焘出任驻英国公使时，作为乡党的王闿运希望郭嵩焘到达伦敦后，尽可能用儒家文化去教化那里的野蛮洋人。他认为圣贤之光无法照到英伦这样的区区小岛，它之所以能够强大起来，不过是通了些“鬼怪之气”，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啊。曾国藩十分器重王闿运的才华，给了他“不做清臣，不受清事，来去自如”的特殊待遇。王闿运得之，心安理得，后来受了点气，便怒怼曾国藩，拂袖而去。连同为“狂人”的左宗棠都看不下去，说他不过是个“狂悖之徒”。王闿运闻此大怒，直接写一长信给左宗棠，让他用镜子照照自己。但这个“狂人”不仅有血性和个性，而且做事很靠谱，答应的事，一定办好。比方，他对王夫之的学问有些不以为然，曾在王夫之墓前撰联：“前朝干净土，高节大罗山。”郭嵩焘欲请王夫之入祠，王闿运并不热心。彭玉麟去世后，船山书院无人主持，王闿运应郭嵩焘之托，前往衡阳，这一去，就是25年。他曾多次造访湘西草堂，在东洲岛上重建船山书院，力倡船山学说。郭嵩焘去世后，作为船山书院山长的王闿运揽下了一年一度祭祀王夫之的重任，在他治下，一时“学在船山”，名重一时，大批弟子如杨度、刘光第、齐白石等，都在此求学问道。

就是这样一个集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于身的“晚清大儒”王闿运，章太炎却对其多有鄙夷之姿，反讽其“能近雅”，意思是他刻意求雅却雅不起来。钱基博对他的评价则是“名满天下、谤满天下”，也暗示了王闿运是一个饱含诸多争议的人物。某种意义上，争议越多，动笔越难，行文越谨。因为，历史早已为王闿运做了太多的铺垫，也做了太多的注脚，甚至是太多的隐喻，而这些铺垫、注脚或隐喻都需要作者去聚焦、切入、还原并阐释，既不能戏说，又不能虚构，既要吃透史料、依凭史料，又要跳出史料、寄寓个人的臧否。作者要用一个又一个事件、一个又一个场景、一个又一个细节，将传主塑造成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的有血有肉之复杂性格的人物，这是一个极其折磨人的创作过程。作者有此识力、辨力、韧力和才力做好吗？

读完这本传记，我发现作者压根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复杂，写得那么痛苦。相反，她写得很从容，很淡定，牢牢抓住“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宗旨，从王闿运的立身、交友、授徒，乃至于为夫、为父、为邻等方面，以传主的个人经历、生命体验和历史记忆为主线，将个人的道路选择置于时代大潮下，采取众声喧哗的复调叙事方式，异常丰富地勾勒出王闿运“时过境迁心不移”极其不平凡而多维的一生。

优秀的传记等同于优秀的历史叙述。历史人物的传记可以视为从个体视角观照历史的一种方式。晚清波澜诡谲的时代赋予了王闿运太多的神奇色彩。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王闿运因其倡导的“帝王之学”以及晚年与袁世凯的一些来往让其背负了太多负面的声音，其私生活更是成为后人戏谑调侃的谈资。作者跳出了这些杂音，从整体上审视传主，将笔墨投向更值得后人关注和研究的“大儒”身份。跨越两个世纪的王闿运，他所见证的是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所面临的民族危机与时局艰难的生存处境。时运动荡、小家飘摇、世人讥语给王闿运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心灵冲击，这就使得王闿运在不同时期著书立说、所言所诗不仅是观其性灵和内心世界的窗口，更是反映一代学人在国危民乱中“穷年忧黎元”心路历程之缩影。

王闿运对“知”与“行”有着坚定的信仰和执着的追求，它贯穿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情结。世风日变，王闿运历经大风大浪的变迁，不变的始终是他身上一直存留的文人风骨与少年气概：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得不为喜，去不留恨。王闿运的治学、交友、论道等，无不透露出他作为文化大儒所具有的浩然之气、君子之道，他正身直行，众邪自息，谦逊而不傲慢，博大而又深沉，温柔且有韧性。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传记并没有以王闿运的生命轨迹作为全书的叙事红线，而是抽取他生命中重要的时间节点，紧紧抓住“雅”“儒”做文章。首先是王闿运学术上的“风雅”。该书用了充分的内容来表现王闿运在史学、文学上的巨大成就。例如，书中提到王闿运在编纂《桂阳州志》《湘军志》等志书时，他使用班马笔法针砭时弊，虽非史学家但仍坚持秉笔直书的史家个性。在研学治学上，王闿运提出“一代之语，不可仿古，要须择其雅言也”。他在学术上对“风雅”的追求，彰显了“儒”的底色。其次是王闿运生活上的“淳雅”，“蓑衣耦耕自逍遥”“与子乐为琴瑟吟”“流水高山万里心”，书中这几个章节从归隐、与妻处、与友交来表现其怡然自得的生活雅趣。他在生活上的“淳雅”，见证了“儒”的品格。最后是，语言上的“诗雅”。作者没有采用叙事性的平实话语亦没有采用学院派的学术话语，而是用散文体以及古诗式的诗性语言来为王闿运立传，突出传主“儒”的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以“语言上的诗雅”呈现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者以五言、七言句式的诗句做章节标题十分契合王闿运文人雅性的精神气质，即王闿运身上所带有的文人之风骨、之精神、之气血也在这种细腻的且流动性的诗性语言中获得了最独特、最贴切的呈现和表达；另一方面，王闿运的诗很多都是至情至性所作，愤慨现世、悼念妻儿、怀念挚友、感时伤怀都在诗中一一具显。该书这种诗性的语言与传主本身的人生选择具有一种“同构力”和“内向力”，即一种向人物心灵深处开掘的力量。因为作者以真情、温情、深情待之，凸显了王闿运这一历史人物的“人间性”的独特性价值——既伟大又渺小，既闳阔又偏狭，他是文化大儒但又是凡夫俗子，既有雅洁高格的修为与自律，又有七情六欲的现世生活，一切都是从生命至情至性处出发，不屈尊，不放任，嬉笑怒骂，自呈风骨。正因为此，作者这种诗性语言的书写，使该传记具有了一种“至浅而深”的诗学气质。作者对于“雅”的追求也拉开与同类著述的距离，提升了本书的思想品格，使得这本书成为一部类似于王闿运心灵简史的传记。

有论者认为：“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历史人物传记写作，不仅要求作者有对那个阶段历史的深刻认知，有对所传人物的精确把握，更要有常人往往不曾具备的独到眼光，能够洞穿历史烟云的重重遮蔽，发现人所未知或是已知却有意无意间忽略的真相。”这恰恰也是本书作者所秉持和追求的书写方式。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诟病，虽然其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或“不合时宜”，但作者在讲述王闿运所倡导的“帝王之学”时，并没有将过多的笔墨停留在对其思想“局限”的批判上，亦没有以后来者的眼光对其进行居高临下的热嘲冷讽。相反，作者将王闿运的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结合起来，透过思想去观看历史，再透过历史观照思想，这样的书写，才是我们今天大力倡导的真正的“大历史观”。在书中有这样一段夫子自道：“他始终是一个‘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倦探索者。即使是观点谬误，他也是一位古道热肠的文化人、学者和诗人。其谬误之处既有他个人的原因，也有他个人无法克服的时代障碍。”在作者看来，王闿运思想的局限是其时代的局限所造成的，王闿运想借助帝王之学来挽救江河日下的局势在现代人看来无疑是荒唐可笑之举，但在作者看来，历史人物传记的意义从来不是以猎奇者的眼光去消费历史人物，更不是用后来者的眼光对历史人物进行价值论与道德论上的评头论足，而是以尊重和有温度的眼光，从主人公个人史的角度去探寻背后的原因，更加深层次地认识和把握他们那代人所处的时代之境以及对于百年后的当下意义。从这位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巨人的历史命运里，从有益于世道人心或者是文化的继承与提升方面，也许我们可以总结出些许的经验教训，而不只是将这位巨人当作无聊之谈资、打趣之衰朽，甚或是癫狂之名士。

一部部历史人物鲜活生动的“个人史”汇聚一起，才得以成为中华民族源源不断、奔腾不息历史长河的“民族志”。该书以悲悯情怀重构王闿运“个人史”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审视了那段无法忘却的历史，以敬畏的眼光去看待王闿运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下负重前行留下可贵复又可叹的瘦长的背影，这是一个人的背影，也是晚清的历史风云与知识分子的集体缩影。书中这样评价王闿运饱含争议的一生：“王闿运一生的目标不在做官，而在做事：做于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他的纵横术，到处兜售帝王学，说到底也是这样。当他发现自己所认定的人，与自己的本意相背时，他毫不留情地与之绝决。他的悲剧是他有始终不渝的报国之心，有的却是自认正确的报国之术，结果只能是处处碰壁。这不是个人，而是他所属的时代悲剧。”给出这样的评价需要勇气，从中也充分反映出作者对于传主始终抱有一种生命自审、文化自省与书写自觉的态度，这样的态度就使得作者在对史学界与文学界等汪洋大海般资料的搜集、整理、参考与处理上，避免了从文本到文本的史料搬运与无效嫁接。该书从总体上以悲悯视之，以真情待之，以平等姿态与历史人物对话，恰到好处地将天下、国家、民族之宏大话语与个人、家庭之小写话语糅合起来，成为“有史、有人、有魂、有温度”的好作品，基于此，我要向作者表示祝贺，更要表示敬意。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