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子安宣邦作品集

《孔子的学问》（2017.06）
《江户思想史讲义》（2017.07）
《何谓“近代的超克”》（即出）
《国家与祭祀》（即出）
《汉字论》
《现代日本的“亚洲”观》
《现代日本的中国观》

内容简介

对于希望了解日本思想现状的中国读者而言，本书是一个“窗口”：在今天的日本，《论语》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而近代日本的《论语》解读也一定程度上折射近代日本的思想、社会与政治特征。

子安宣邦在书中梳理了近代日本解读《论语》的代表人物：诸桥辙次、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并兼及朱熹、李泽厚等中国学者的解读。本书并非对这些解读的完整呈现，而是记录了学者们接近孔子曾经面对的问题的努力。从中可见：日本人是如何解读《论语》的；他们如何面对一些常问常新的问题，如什么是“学”“仁”“道”“信”“天”“政”“礼”。子安宣邦的解读方法同样可以启示：再次思考《论语》中的“学”“仁”“道”“信”“天”“政”“礼”等核心问题，对于当今中国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子安宣邦，1933年生，日本著名思想史学者，毕业于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对江户时期以来的日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代表的时代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其思想卓然成家，并取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吴燕，文学博士，现于日本多摩大学任教。研究方向为清末民初与明治日本的文化交流。译著：《时尚的哲学》《叙述民族主义》等。

精彩书摘

中文版序 致中国读者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评讲《论语》的书呢？因为我知道《论语》是可读的，并且我也了解谈论这种“可读性”的欣悦之情。作为日本思想史家的我，重新发现了《论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一直专注于对现代日本之“民族主义”“亚洲认识”和“中国问题”等主题做思想史上的整理工作。其成果目前已结集为七本著作刊行，其中几本书已有中译本，北京的三联书店也参与了出版发行。然而，作为日本思想史家的我，原本关心的领域是德川时代的儒学思想史。德川时代在日本被归入“近世”这一历史时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构成近世日本社会的思想主流的正是儒学思想。

于是，将以《论语》为首的经书及朱子等后世儒家的注释和论述，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近世日本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者的著述一并阅读，就自然成为我研究的题中之义了。不过，当时我并无从自身的关注出发积极阅读《论语》原文的需求，更谈不上考虑对人讲论《论语》了。当然，也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从大学教职退休之后，我开设了与普通市民一同阅读、学习思想史文本的系列讲座。在读 完福泽渝吉的《文明论之概略》与日本古史《古事记》等文本之后，我们决定开始读《论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我自己来解读或解说《论语》。我想谈的是诸位先贤是如何读《论语》的。这里所说的“先贤”，包括在日本《论语》接受史上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朱子；对朱子学说进行批判，并试图开辟回归《论语》本义之路径（古义学）的伊藤仁斋；更有将朱子与仁斋一起批判，并从古代先王的政治论及治国论的视点解读《论语》的荻生徂徕；还有汉学积累深厚的现代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以及其他现代日本具代表性的研究中国的专家。在市民讲座上，我谈的就是这些人如何读《论语》，并且认为，这就是思想史家从思想史视角阅读《论语》的方法。而就在如此这般反复阅读之际，我开始逐渐发现《论语》对自己而言也变得“可读”了。

《论语》文本中那个不断发问、不断回答的孔子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清晰。这可算是我个人发现的《论语》了。从那之后，阅读《论语》，并与人谈论《论语》就成为一件令我愉悦之事。那么，对我而言，《论语》之“可读”究竟指什么，《论语》又是如何“可读”的呢？

所谓《论语》之“可读”，是指对文中涉及的古代语词进行详尽周全的注释后达成的理解吗？抑或是指对《论语》全书的理解与内部性的解释，已经深刻到足以构筑起一个属于《论语》的统一的思想世界？我以为，《论语》之“可读”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其实不只是《论语》，我认为所有具有原初性的经典文本，从其经过编撰方才成立的文本历史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不适用于上述两种阅读方法。《论语》是经过漫长的编撰时间才作为书面文本被确立的。而在其成立的那一刻，孔子及其众弟子们的语词在其发言之初具有的含义，已经消融在书面文本的完整性中，反而成为“不可读”的文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论语》作为书面文本成型的时刻，几乎就是注释工作开始的时刻。自《论语》文本成立以来，人们始终是参照注释来阅读的。《论语》始终需要通过注释，仰赖注释，才能为后世所理解。也正因如此，朱子的《论语集注》作为阅读并理解《论语》之必读书目的地位一经确立，便使《论语》的阅读圈从中国扩大到朝鲜，乃至日本。朱子学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学问，使《论语》在东亚范围内被普遍接受。于是，《论语》也就首次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读书阶层必读的第一经典。如果这一思路正确的话，那么我在市民讲座上以“《论语》是如何被阅读的”为主题展开的《论语》阅读，以对先贤们的解读为途径，则并非“旁门左道”，而应是对原初性经典文本的一种正确的解读方法。

然而，在我以先贤们的注释为基础来阅读《论语》之时，对注释文本的批判性思索必然会将我的视线引导回《论语》文本本身，此时《论语》的文本就成为可资参照的“原文本”。“原文本”不同于内部已经包含有深刻意义的那种“根源性文本”。那类“根源性文本”在解释学意义上已经被卓越的解读者们专有化了（换言之，这些文本已经被封闭了）。如果朱子学算是一种解释学体系的话，则这一“被封闭的文本”指的就是已经被朱子学的“意义所浸染了的文本”。因此，我所说的“原文本”，毋宁是指这样一种文本：在阅读朱子等卓越的解读者所做的《论语》注释时心生疑窦，感到“不是这样吧”的读者们，回过头去参照《论语》时他们眼中所呈现的《论语》原文。如此，对这些回过头来参照《论语》原文的读者而言，《论语》原文就成为能够赋予他们新的解读可能性的“敞开的文本”了。当《论语》在这种意义上被视为“原文本”时，我也认为《论语》是“可读”的了。我觉得《论语》已经为我敞开了一种新的阅读可能性。

将《论语》视为未被意义浸染的“原文本”，意味着对我而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与众弟子间的问答交流，不是已经为解释者所提供的意义浸染了的问答，而是能够从中发现提问与回答之“原初性”的问答。而《论语》作为经书的“原初性”，也来自这种问答的“原初性”，也就是说孔子第一次针对“某物”发出质问并尝试着回答。比方说孔子问“学为何物”，没有人先于孔子提出“人之学为何物”这样的反省式问题。正是因为孔子，我们才初次面对针对人类社会之现象提出的“人之学为何物”之类的反省式问题。不仅是“学”，孔子还首次对“礼”“信”“政”“孝”和“君子”等现象发问。因此，说《论语》是我们可回头参照的“原文本”，正是意味着它是这样一种带有“发问之原初性”的文本。

当我们了解《论语》是具有“发问之原初性”的“原文本”时，阅读《论语》这一行为的意义也就为之一变。《论语》不是能够为我们提供礼教体制或道德规范体系之神圣起源的那种经典。毋宁说，《论语》是具有发问之原初性，即根源性的经书。对后世的我们而言，它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对诸如“学”“礼”“信”“政”等等既成概念之本质意义重新发问。之所以称之为“经书”，是因为《论语》是这样一种“原文本”，它第一次用“反省式发问”的方式面对“礼”“德”“政”等社会现象，并以此教会我们必须对这些现象进行本质性的再探询。我在本书中所记录的，都是在“思想史家读《论语》”这一方法论引导下产生的阅读结果。在循着先贤们的《论语》认识之路径前行的同时，我是如何与孔子“最初之发问”相遇，并由此开始对既成概念作出重问。这一切都请读者诸君在本书中一一确认。

最后容我再次重申我的阅读方法，亦可称之为《论语》之“外部”阅读法。所谓“外部”，当然是针对《论语》的“内部”阅读方法而言。而所谓“内部”阅读方法，指的是通过对《论语》内容的解读，对价值上或思想上的某种同一性进行重构的阅读方法。换言之，就是在借《论语》对“儒教思想”“中国思想”抑或是“东洋伦理”之类具有思想上之同一性的概念进行重构的同时，又不断地从《论语》中重复生成此类概念的阅读方法。此即是“内部”阅读方法。我所谓的“外部”阅读法，则带有对这种封闭于自我同一性圆环之中的阅读方法的批判意味。在我眼中的《论语》，是能够赋予读者新的解读可能性的“敞开的文本”，是能够触发我们内心对概念进行重问之冲动的、带有“最初的发问”特质的文本。这样的《论语》与“外部”阅读方法密切相关。诚然，作为日本思想史家的我来读《论语》，在领域区分上算是个局外人了。只是就学问领域而言的局外人，未必就自动具有《论语》之“外部”阅读者的资格。文本阅读的“外部性”，是在方法论上构筑起来的一种立场，而这种立场，是通过与封闭的“内部”阅读，也即与不断重构自我同一性的阅读法进行持续抗争而构筑起来的。如果说拙作能够为中国的读者带来任何启发，那大约就是我用这种阅读方法，在《论语》中发现了孔子“最初之发问”带有的根源性意义吧。

本书之中译本得以面世，乃拜忘年挚友林少阳先生之推荐，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编辑部叶彤先生热情相助所赐。在此谨致谢意！同时，我也对能够完成如此困难的翻译工作的吴燕女士之学识与努力表示敬意，厦门大学的吴素兰教授也进行了校译。在此一同致谢！

子安宣邦

2013 年11 月25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