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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敦煌遗书包括从敦煌直接押运进京部分与后续入藏部分。国图敦煌特藏目前编到16579号。 
本书以条记目录的方式，从文物、文献、文字等三个方面，全面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各种研究信息，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作了详尽的著录。并在前言中对国图敦煌遗书入藏、现状、编目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

作者简介

方广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从事佛教学、敦煌学研究，主要著作有《佛教志》、《中国写本大藏经研究》、《敦煌学佛教学论丛》、《敦煌遗书散论》等，主编《藏外佛教文献》一至十六辑。 
李际宁，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黄霞，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

章节目录

目錄 


第一冊BD00001號到BD02000號1~1202 

第二冊BD02001號到BD04000號1203~2380 

第三冊BD04001號到BD06000號2381~3518 

第四冊BD06001號到BD08000號3519~4650 

第五冊BD08001號到BD10500號4651~5858 

第六冊BD10501號到BD13000號5859~6964 

第七冊BD13001號到BD15000號6965~8310 

第八冊BD15001號到BD16579號8311~9412

精彩片断

五、《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的編纂 
（一）四個階段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以下簡稱《國圖敦煌總目錄》）的編纂，大體可以分為如下四個階段： 
1 1984年到1990年 
1984年秋，我師從任繼愈先生攻讀佛教文獻學。當時，任先生正在主持《中華大藏經》的編纂，他給我交代的任務是清理敦煌遺書，從中找出未收入歷代大藏經的文獻，以為《中華大藏經》所用。開始以為這個任務並不難，按照現有敦煌遺書目錄進行核對、整理，列出未入藏佛典目錄即可；但真正動手才知道，現有的敦煌遺書目錄，實在不足以反映敦煌遺書的現實，無法真正依靠。深感没有一個完整、詳實、編排科學的目錄，對研究者從事相關課題研究是多麽不便。敦煌遺書是中華民族珍貴的文化遺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卻缺乏一部實用的目錄，這一現狀與敦煌遺書的地位、身份實在不相稱，於是萌發了自己編一個敦煌遺書目錄的想法。現在看來，當時的確屬於“初生牛犢不怕虎”，或稱“不知水深淺，貿然就下河”，把編纂《國圖敦煌總目錄》的工作，看得太簡單了。 
我把這個想法向先生彙報，先生非常支持。工作一個階段以後發現，國圖敦煌特藏數量巨大，編目工作量非同小可。先生當即決定，由我招聘一名助手，工資由他設法解決。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文科博士研究生，可以有自己的專用助手，我大概是絶無僅有的一個。有了助手，工作進度大大加快。 
1985年下半年，經任繼愈先生介紹，在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為《國圖敦煌總目錄》立項，學會給予1萬元課題經費。所以，這個項目最早屬於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的重點項目。有了經費的支持，我買了必要的參考書籍，請人做了5萬多張卡片，還把黃永武的《敦煌遺書最新目錄》輸入電腦，編撰成敦煌學界第一個電腦版敦煌遺書索引。所有這一切，為《國圖敦煌總目錄》的編纂提供了方便。 
開始，我的工作依靠臺灣新文豐出版的《敦煌寶藏》圖版進行；但是，深入工作才知道，光憑圖版無法真切把握敦煌遺書，衹有依據原卷，纔能編纂出真正科學、翔實、實用的目錄。為此我曾向北圖的有關人士提出合作推進編目工作，但因緣條件尚未成熟，合作的設想未能實現。 
1984年剛開始編目時，流行的敦煌遺書目錄或為簡目，或為敘錄。我考慮敘錄雖然便於編目者納入個人的研究，形式比較自由，但如略不留意，容易將需要著錄的項目漏掉。且剛開始工作時，首先接觸的均是國圖敦煌特藏中那些常見的佛教典籍，基本上没有較多可供發揮的研究內容。於是把《國圖敦煌總目錄》設計為條記目錄，即將需要著錄的內容，用條目的形式一一羅列。早期的條記目錄內容比較簡單，除了少量文物形態的著錄外，主要是關於文獻、文字信息的著錄。招聘助手後，由於助手既不懂佛教，也不懂敦煌，需要有一種簡易的方式，便於助手盡快掌握工作內容。當時發現條記目錄就是一種比較適合的工作方式。工作時，一些簡單的項目由助手負責著錄，有難度的項目由我自己著錄，兩人分工合作，工作比較順利。如遇到研究性內容，條記目錄中無法容納，則另行記錄。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中國，電腦開始進入普通辦公領域。由於在利用電腦將黃永武的《敦煌遺書最新目錄》編纂成敦煌遺書索引方面嘗到甜頭，我便想到將來可以利用電腦來處理龐大的敦煌編目數據。比較而言，條記目錄顯然比敘錄更易為電腦所接受，所以在此後的編目工作中，將條記目錄這一形式堅持下來。 
曾有先生評論這一條記目錄，稱這種方式乃從日本《佛書解說大詞典》、《大正藏勘同目錄》等有關目錄學得。實際上，雖然工作中經常查閱日本的那幾本目錄，但當時將《國圖敦煌總目錄》設計為條記目錄，的確與那幾本日本目錄無關。關於這一點，衹要比較《國圖敦煌總目錄》與日本的《佛書解說大詞典》、《大正藏勘同目錄》的異同，即可得知。 
截至1989年，共完成了4 000餘號國圖敦煌遺書的編目。1990年國圖編目開始，便將這些草稿搬到國圖以為參考，其後因在國圖已經編了新的《總目錄》，這些早期稿件失去使用價值，故在清理雜物時除留下少量以為紀念外，均皆丟棄。 
參加這一時期工作的，除了先後聘請的王之温、李靉雲兩位助手外，還有李瑞芹、任重、張伶等同志。 
2 1990年到2004年 
1989年3月，我調到國圖工作，任善本部副主任。這樣，依據原卷編纂《國圖敦煌總目錄》的可能性便浮現出來。在館長任繼愈先生的提議與支持下，《國圖敦煌總目錄》項目開始提上議事日程。如前所述，在敦煌遺書入藏國圖以後的數十年間，國圖為館藏敦煌特藏先後編過八個目錄。這八個目錄總計收入敦煌遺書約達11 000號，約佔國圖敦煌特藏的66%。此時計劃編纂的則是第九個目錄，擬將國圖敦煌特藏全部納入。所以，新的敦煌遺書的編目工作本身既屬於國圖對館藏藏品應做的基礎工作，也是賡續國圖前輩的編目工作而發揚光大。 
編目的準備工作，從1990年初善本庫搬庫工作結束不久就開始了。新的善本庫為敦煌遺書設立了專藏，是一個庫中庫。我們首先清理藏品，並把相關資料全部集中到敦煌庫中。比如1990年8月初，把原來散存在新字頭櫃中的簡編號遺書取出登記，集中存放。同年8月16日，把原來存放在戰備書庫中的新字號敦煌遺書共29號、唐卡4幅提存敦煌庫。緊接著，我與杜偉生、王揚等幾位同仁一起，用大約一周時間把年初善本書庫搬家時發現的兩箱敦煌遺書殘片逐一清點、分類，做簡單登記。1990年10月，清點了當年京師圖書館時期、北平圖書館時期所編纂的各種館藏敦煌遺書目錄的稿本及當年寫經組留存的各種資料。 
由於國圖不少敦煌遺書殘破較甚，故編目之前，必須解決敦煌遺書的修復問題。如本文“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修復與保護”一節所述，善本部圖書修整組組長杜偉生同志剛從英國圖書館參加敦煌遺書修復回來，帶來國外的經驗與他的思考。當時善本部組織了多次敦煌遺書修復論證會，冀淑英、丁瑜等先生對開展敦煌遺書修復工作大力支持並提出指導性意見。國圖敦煌遺書修復工作的順利開展，為敦煌遺書編目工作的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由於善本部人手不足，編目工作初期由善本部與國圖敦煌吐魯番資料中心合作進行。1990年12月25日，任繼愈先生在編目成員全體會議上作動員講話。 
任先生指出：擔任國圖館長以來，看到國圖保存著許多珍貴資料，但因為没有整理編目，不能公佈使用，常以為憂。現在已經具備對敦煌遺書進行編目的條件，感到很高興。這一編目工作對國內外都會產生重大影響，而且衹有國圖的工作人員纔有條件承擔這一工作。我們應該把它做好，承擔起這一責任。他說：講到善本，傳統重視經史子集，但佛教、道教也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組成部份。清朝編纂的《四庫全書》雖然龐大，但收入佛教典籍衹有13部300多卷。實際上佛教典籍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僅《趙城金藏》就收經7 000卷。所以，以往對傳統文化的觀點需要改變，要重視對佛教典籍的研究。敦煌遺書中佛教典籍較多，有必要先做好這一部份的工作。現在的編目，就屬於基礎性的工作，既是對館藏藏品的基礎工作，也是對佛教典籍的基礎工作。他要求參與者不但要學習佛教知識，還要學習隋唐史，要熟悉隋唐的社會，要練就扎實的基本功。希望參加這項工作的年輕人要有長遠的眼光，不要急功近利。對自己的發展要有一個規劃，要培養自己發展的後勁。他說：參加敦煌遺書編目，實際上就是為自己將來的發展培養後勁。最後他强調指出：集體勞動要注意職業道德。不能公佈的東西不公佈，不能發表的東西不發表。世界很多單位都有類似的規定，要遵守這一規定，不要沾染搶先發表資料的壞學風。1990年12月25日任先生讲话，據李際寧記錄稿整理。 
肇創初始，工作環境比較艱苦，猶記得春節前那段時間，資料中心的同志黎明、尚林、李德範、李錦繡、孫曉琳等同志克服種種困難，趕到紫竹院新館，在狹小的辦公室中參加編目。後來由於種種原因，除了黎明同志外，資料中心的其他同志不再參加。再後來，黎明同志從敦煌資料中心正式調歸善本部。 
這樣，工作量大、人手不足的矛盾嚴重凸顯。根據這一情況，任繼愈先生決定從“中華大藏經編輯局”抽調人員，參與《國圖敦煌總目錄》的編纂。先後調來的有趙瑞禾、陳剛、張桂元、牛培昌、余岫雲、馬彤謹、蘇燕蓀等。這些人士大多是退休人員，唯有最年輕的牛培昌先生是返城知青。其中張桂元女士原是退休工人，其後為了敦煌遺書幾乎投入後半生的精力。她雖然衹有高中學歷，但勤奮努力、細心周全，後來成為我們編目工作的主力之一。她雖然終生没有寫過什麽專著或論文，但實際已成為敦煌遺書研究的專家，甚至可以根據筆蹟，直接判定某號殘卷屬於什麽文獻，大約什麽年代，有的甚至可以說出是那個寫經生寫的。趙瑞禾先生是青海回京的退休教師，工作執著認真，一絲不苟，一直堅持到著錄初稿全部完成。陳剛先生原為武警軍級幹部，當時已將近70歲，每天與其他工作人員一起朝九晚五，勤勤懇懇，一紙一紙地量，一字一字地抄，一段文字、一段文字地查核原文。諸位先生原來對佛教都不瞭解，而國圖敦煌特藏絶大部份為殘破佛經。當時還没有電子版大藏經，我們的工作全部靠人工查閱《大正藏》。為了核對那些殘卷到底是什麽經典，先生們翻爛了一部《大正藏》、一部《大正藏索引》。“中華大藏經編輯局”條件有限，給予的待遇非常微薄，每月衹有幾十元的補貼；但先生們出於對民族文化的熱愛，不計報酬，不計辛勞，執著地投入這一工作，並以今生能夠參加這樣的文化工程為榮。我記得因為陳剛先生年齡較大，我擔心他的身體受不了這樣高强度的工作，經再三動員，他纔很不甘心地退出這一工作，其後還經常抽空來看看。由於善本部本身參加這項工作的人員有限，所以《國圖敦煌總目錄》的初稿，絶大部份由這些先生完成。這些初稿至今完整保存在我家，看著上面工工整整的鉛筆字，私心區區，實不能已。 
善本部參加這項工作的，除了我以外，先後還有李際寧、黎明、陳紅彦、黃霞、胡謙。我時任善本部副主任，有許多職務內的工作必須承擔，並不能整天守在編目組，衹能在佈置工作以後，每天去看幾次，解決一些疑難問題。有時疑難問題比較多，衹能讓大家把它們先留下來，待我有時間再去解決。日積月累，疑難問題堆積如山，這也是《國圖敦煌總目錄》日後長期未能定稿的原因之一。李際寧時任善本組组長，我若不在，便由他負責掌控全局。黎明、黃霞兩位每天負責從庫房提取、歸還遺書，監護遺書的安全，參與目錄編纂。嗣後黎明同志離開國圖，這部份工作就由李際寧、黃霞承擔。先後擔任善本部主任的李致忠先生、張國風先生從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對這項工作給予了支持。 
我於1993年5月調離國圖。離開前，與善本部簽訂協議，承諾繼續承擔編纂《國圖敦煌總目錄》的工作；善本部則承諾給予我在館時同樣的工作條件。該協議經主持工作的唐紹明常務副館長簽字生效。此後，我經常到國圖去。由於解脫了行政職務，可以安心從事編目；但畢竟已經不是國圖的工作人員，許多具體的事情更多地由李際寧挑起重擔。其後李際寧擔任善本部副主任，工作擔子更重，但對《國圖敦煌總目錄》的編纂從不鬆懈。 
大約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國圖敦煌總目錄》的初稿全部完成，國圖敦煌特藏的主體部份均已著錄，當時能夠查到的文獻，大體均已查出，並對部份文獻做了錄文。其中的藏文部份，則在黃明信先生的指導下，由東主才讓先生承擔著錄工作。 
這裏想對著錄內容做一點交代。 
《國圖敦煌總目錄》用條記目錄的方式，對敦煌遺書進行了全面的著錄。著錄項目共分14個大項42個小項。與以往敦煌遺書目錄不同的是，我們清醒而有意識地从文物研究价值、文獻研究价值、文字研究价值等三個層面釐定並著錄敦煌遺書的各個知識點。在工作中逐漸完善體例，嚴格按照體例採集數據，編纂目錄。我們這一著錄體例，其後成為編制《敦煌遺書定級標準》（國家標準）的基礎。 
就文物研究價值而言： 
《國圖敦煌總目錄》對國圖敦煌特藏全部遺書重新給予統一的新編號，命名為“北敦號”，用漢語拼音字頭“BD”表示。編號時兼顧到敦煌遺書的文物特徵與遺書上所抄寫的文獻特徵，創造了對敦煌遺書進行編號的新方法。 
《國圖敦煌總目錄》對遺書的文物特徵進行了較為詳盡的著錄，包括遺書的總體數據，即長度、寬度、紙數、正面抄寫總行數與行字數、背面抄寫總行數與行字數。還對該遺書每紙的具體數據，包括長度與抄寫行數進行了測量、統計與著錄。此外著錄了遺書的裝幀形式、首尾存況、護首、軸、軸頭、天竿、縹帶、經名是書寫還是貼簽、扉葉情況、扉畫情況、卷面殘破情況及其位置、有無界欄及其情況（墨欄、硃欄、折疊欄、方格攔、有豎欄無上下邊欄、豎欄頂天立地等等）、尾部情況、有無附加物（蟲繭、油污、綫繩及其他）、有無裱補及其年代、是否修整、其他（曾經折疊、綫縫等）。 
《國圖敦煌總目錄》對同一遺書抄寫若干件文獻的情況做了較為詳盡的著錄，並對這種情況的形成，同一遺書上諸文獻的關係逐號進行分析。 
如有可以綴接的遺書，《國圖敦煌總目錄》盡量予以綴接並予以著錄。即使不能直接綴接，但如原屬同卷者，亦予以著錄。有些綴接的情況比較特殊，則另闢一條專門著錄。 
就文獻研究價值而言： 
敦煌遺書常有同經異名、異經同名、同經異本、同經異卷等情況出現，一般研究者常常因此困惑。《國圖敦煌總目錄》對每一種文獻均釐定其具體內容，採用通行名稱予以著錄。如果遇到同經異名、異經同名、同經異本、同經異卷等情況，一概在經名項中予以括註，使研究者從開始便分清文獻的異同。 
《國圖敦煌總目錄》對每一號遺書上所有的文字均進行查核，力爭做到每一行字都有交代。凡屬有傳世文獻留存的，盡量與傳世文獻核對，找出它的首尾對照項。如果没有傳世文獻留存，則盡量與敦煌學界已有的錄文核對，找出它的首尾對照項。如果尚無錄文或錄文不符合需要，則編目者自行予以錄文。如果因篇幅、時間等原因，編目者一時難以錄文者，則對文獻內容作簡要說明。如果所著錄文獻與對照本文字有差異，也予以說明。 
《國圖敦煌總目錄》對文獻現存的首尾題、題記，在目錄中均原文照錄。凡屬有意義的雜寫，也一概原文照錄。為節省篇幅，對無意義雜寫不錄文，但均予以描述性著錄。凡有印章，一概著錄印文內容，並著錄其大小、形狀、顔色、位置。 
《國圖敦煌總目錄》著錄每一文獻的書寫年代，遺書上所抄文獻的語種，包括雜寫中出現的語種，每個文獻均給予分類號，以與《分類解說卷》互檢。 
《國圖敦煌總目錄》還著錄遺書卷面二次加工情況，諸如句讀、點標、科分、間隔號、行間加行、行間加字、硃筆、墨塗、倒乙、刪除號，以及重文號等各種其他書寫符號。 
就文字研究價值而言： 
《國圖敦煌總目錄》著錄該文獻所用的字體、有無武周新字及其使用情況、避諱字、古字、異體字等情況。 
如前所述，我們在工作中將敦煌遺書的文物研究信息、文獻研究信息、文字研究信息分解為14個大項42個小項，分别予以採集著錄，《國圖敦煌總目錄》公佈其中的13個大項39個小項，數據庫中目前將上述信息分解為14個大項47個小項。當然，剛開始時，採集項目還没有分得那麽細，上述著錄項目是在多年工作中逐漸發展與完善的。實際上，目前數據庫中雖然分解為14個大項47個小項，但真正統計、檢索時，依然嫌其粗略。故下一步我們將會進一步完善數據庫，考慮將有關項目分解為80多個小項，以使這些目錄數據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們的基本態度是：對數據的採集應盡量客觀。這裏包括兩層含義：第一，數據本身應該是客觀的。第二，採集者應該用一種客觀的心態來對待與採集數據。在這個問題上，我們也走過彎路。 
比如說，早期著錄時，我們採用“字品”來著錄遺書上所寫文字的書寫水平及書寫者書寫時的認真程度，用“書品”來著錄遺書上文字的謀篇、佈局及其書法成就，並分為“佳”、“尚可”、“差”等三級來加以評價。但後來發現這種評價主觀性很强，不同的著錄者面對相同的遺書，所給的等級可以完全不同。即使是同一個人，今天看到這件遺書，可能評價為“佳”；明天再看同一件遺書，評價也許變為“尚可”。我本人有過這樣的經驗：當連續看到幾個書法比較差的遺書，再看到一個書法好一些遺書，所給評價可能為“佳”；相反，連續看到若干書法較好的遺書，然後看到一個書法相對差一點的，所給評價可能為“差”。但如果把上述分别評價為“佳”與評價為“差”的遺書放在一起再作比較，就會發現它們之間的實際差距並没有那麽大，有時甚至發現評價為“差”的那件與評價為“佳”的那件書法水平實際差不多。所以，後來我們廢止了用“字品”、“書品”這種從純主觀角度來評價敦煌遺書的項目。 
有些項目，看起來似乎非常客觀，但著錄時卻往往深度涉入著錄者的主觀因素。這些項目，也以不予著錄為好。比如有些敦煌遺書目錄著錄遺書的顔色，看起來遺書的顔色是一種客觀存在，似乎與著錄者的主觀因素無關，所以剛開始我們也著錄遺書的顔色。其後的實踐證明情況並非如此。首先，由於著錄者觀察條件的不同，比如在自然光下、日光燈下、白熾燈下乃至觀察時光綫强弱等等，觀察者所觀察到的結果會有很大的差異。其次，著錄者個人對顔色的敏感程度，也會影響他的判斷。據研究，人類的眼睛是依靠一種椎體狀的細胞來分辨顔色的。大多數人擁有三種椎體狀的細胞，為三色視覺；色盲者只有兩種椎體狀的細胞，為雙色視覺；個别人為四色視覺，這種人能分辨出1億種顔色，比一般人多9 900萬種，見http：//newssinacomcn/w/2012-06-21/112824634078shtml。為了避免上述客觀條件、主觀因素的干擾，我曾經設想採用色標對照的方式來進行顔色的著錄，並托人到日本購買《標準土色帖》作為對照工具。但緊接著發現即使有了那樣的工具書，遺書顔色的著錄依然是一項無法完成的任務。因為敦煌遺書歷經千載風塵，種種磨難，頗多水漬、霉爛、油污、塵穢等情況，以致一個卷子往往五花斑駁。著錄某件敦煌遺書的顔色時，到底以它哪個部位的哪種顔色為標準呢？即使找到一小塊似乎没有遭到各種侵害的地方，也往往可以發現它與其他似乎同樣也没有遭受過侵害的地方顔色有差異。在敦煌遺書已經飽經風霜，它的顔色已經完全失去原樣的今天，再來著錄它的顔色，不但没有意義，而且會誤導讀者。所以，我們的目錄放棄了對顔色的著錄。 
目前各出版社、各收藏單位出版了一批彩色圖錄，網上也公佈了一批彩色圖版。與黑白圖版相比，這些彩色圖版的色彩固然大大逼近原卷，相對來說更加真實地反映了原卷的面貌，但從筆者的實際經驗來說，這些彩色圖版的顔色未必完全等同於原卷。因此，要想真正瞭解某遺書的顔色，衹有親自考察遺書原件。即使這樣，由於上述主觀、客觀條件的限制，某研究者的結論也未必能夠定於一尊。 
由此我認為，目錄衹能解決部份問題，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對不同的研究者來講，因其研究目的之不同，有時必須考察原卷。 
初稿完成以後，到2004年《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大型圖錄）編輯以前，我們做了這樣一些工作： 
（1）將全部鉛筆手寫目錄初稿輸入電腦。 
（2）對初稿原稿與電腦錄入稿進行反復核對。 
（3）設計數據庫，將電腦稿輸入數據庫。 
（4）在數據庫中對著錄數據進行規範與整合。 
1997年，我提出的《敦煌遺書總目》被中國社會科學院列為重點項目，社科院先後兩次，共計給予12萬元課題資助。《國圖敦煌總目錄》實際是《敦煌遺書總目》的一個組成部份或階段性成果。社科院這筆費用的撥付使上述輸入電腦、建立數據庫等工作成為可能。 
這一階段，在任繼愈先生的主持下，國圖與江蘇古籍出版社合作，出版大型圖錄《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999年出版了五冊，2001年又出版兩冊，總計七冊。配合圖錄的出版，對相關遺書的目錄初稿進行修訂，纂為定稿。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這一合作以後未能繼續。 
妙智、凈染、通了、李瑞芹等參與了這一時期的工作。慧海公司承擔了將初稿錄入電腦的任務。 
3 2004年到2012年 
2004年下半年，在主編任繼愈先生的推動下，在時任國家圖書館館長詹福瑞先生、副館長陳力先生，時任善本部主任張志清先生的支持下，國圖敦煌特藏圖錄的出版再次啓動，成立了專門的編輯委員會與出版工作委員會，將圖錄定名為《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由北京圖書館出版社負責出版。 
2004年12月21日，時已88歲高齡的任繼愈先生與參加圖錄工作的全體人員見面，並講了如下一番話： 
……文化建設不能那麽快就看到明顯的效果，可是會有所感覺。看報上深圳地鐵開通，幾十萬人擠啊，擠來擠去。咱們看擠公共汽車，一擁而上。有力氣的就捷足先登，老弱就被擠下來了。諸如此類。排隊時加塞啊，司空見慣。民族文化品位真正地提高不是很快就能夠見效，要長期積累纔行。不長期積累，光靠突擊恐怕不行。搞衛生，大掃除，掃除一陣也就行了；但經常講衛生，養成講衛生的習慣，一個民族那才是乾淨的。我們到日本，那裏平常就比較乾淨，不是客人來了打掃打掃纔乾淨。我們這個工作，說大了是改善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品位的工作。這個工作當時看不到效益，效益在若干年以後慢慢纔開始出現。這是慢工，不是速效化肥，投上幾天以後苗就返青，就旺了。没有那種效果，但非常重要。 
現在我們國家，文科没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文科建設也没有受到足夠的重視。現在我們印刷出版敦煌遺書是開始重視文科的表現，引起注意了。 
我們這個工作意義比較重大，因為它是中華民族文化建設不可缺少的一個部份。文化建設先行部份就是積累資料。這又是一個第一步，就是積累資料。積累資料就好比打仗要糧草先行。文化的糧草就是積累資料。看來，真正的文化高潮大概你們到了中年以後纔趕得上，這個世紀的中葉就會看到一些苗子。現在我們做一些準備。就因為開始做準備，這個意義就比較大了。人家還没有注意，我們先走一步，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情。 
再一個是大家都很敬業，這一點我也很佩服。比如我知道黃霞同志並不熱愛這件事，但她的敬業精神非常好。這一點我有同感。我來圖書館時，本來想幹個兩三年就回去了；但來了以後看回不去，既然來了就盡心盡意地做這件事情。（方插話：黃霞倒不是不熱愛敦煌。幹了這麽多年敦煌，她對敦煌非常有感情，但她對佛教没有興趣。） 
大家還要認識到，我們這個工作没有什麽顯著的引起社會重視啊，出名啊。不像别的人那麽照耀啊，那麽光輝啊，燦爛啊，没有那種情況。這個要耐得住寂寞。我記得我們編《中華大藏經》，方廣錩也在，先後有十二三年吶，106本。那個書我是主編，大家看書上，没有我的名字，没有出現過。與中華書局訂合同時，甲方、乙方，當然有我的名字，那是合同上的，書上没有。最後出目錄的時候，講編纂經過，纔提到我怎麽參加的，書上也没有。要為了出名的話，花十幾年搞這個事情，划不來。實際上我們是為中華文化做貢獻，這是我們感到很安逸的地方，這比什麽鼓勵都好，比什麽獎勵都好。我們為中華文化出了一份力量，出的力量還是比較長遠的，很不容易。現在有些流行的書，壽命也就是三五年，甚至於出版以後馬上就不行，就銷毀了，這樣的書很多。我們的書不是這樣的，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所以不要求速效，求實際的。方廣錩同志念博士學位的時候，一般是三年畢業，畢業以後打算怎麽怎麽了。他的工作没有完，論文做起來也不大踏實，他就延長一年，晚畢業。為了這個晚畢業，工作做得挺好。他也没有計較這些。我覺得這很好。人要拿點奉獻精神纔行。大家要認識這件事情的意義，大家共同共事，對文化建設做一份應盡的工作。這件事，我覺得說偉大也夠偉大，說平凡也夠平凡。就是這麽一件工作，很值得做一做。 
現在有這麽個機會，國家肯拿出錢來做這件工作，咱們就兢兢業業地把它做好。很高興看到大家這麽認真負責地做這件工作，我也很愉快，了一件心事，完成一件任務。全世界等著我們這個呢，英國、法國都有了，我們的還没有拿出來。而且我們加了一個說明提要（方按：指圖錄所附《條記目錄》），很有意義。這個有什麽意義？它們都没有這個東西，我們有。它們是印出來就完了，我們是拿了我們的判斷，加上說明，等於一人一個戶口本，一般的就是一個相片，貼一張相片，而我們有職業、年齡等等，多了一點。顧炎武說著作不一定要求多，要“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後世之所不可無”者，這樣的任務做起來就有意義。《日知錄》那本書一條一條的，後來他自己發現前人已說過的，就刪掉一些，不是越厚越好。咱們也不要趕時髦。咱們的這件工作就是前人没有來得及做的，後人非做不可的，我們做了這麽一件事情，這不是意義很重大嗎？這不是很好嗎？報材料寫什麽“填補了空白”，那是隨便一說，什麽叫空白？咱們這個事情真的是個空白，因為從來没有嘛，外國也没有過，咱們開始做，這就很好嘛。做點實際的，不要圖虛名。做一點實事，心裏就很踏實。這就不容易。我就這麽個想法。少做些後悔的事，心裏就健康了，就踏實。做些遺憾的事情，心裏也不踏實。 
這裡談一點初步的想法。大家要苦幾年，把它做完。希望大家共艱苦、共甘苦、共患難。有什麽難題，共同解決，一定把它做好。大家有什麽要求、願望，提出來，我願意為大家服務。不能在第一綫像你們那樣艱苦地工作，我摇旗呐喊、幫幫忙、協助協助還是可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讓我們大家共同做好。 
那天先生開始講話以後，我纔想到應該錄音，所以該錄音缺失先生講話的開頭部份。先生在講話中闡明了這項工作在中華文化建設中的價值與意義，强調要不務虛名，耐得寂寞，不企求榮譽與光輝，唯求為中華文化做一點實實在在的奉獻。强調不求速效，唯求實際。並針對新組班子中大多數人以前没有接觸過敦煌遺書，特意以黃霞同志為例，提倡敬業精神。 
配合圖錄的出版，我們依據館藏敦煌遺書原卷將《國圖敦煌總目錄》條記目錄草稿逐一全部再次核對，解決遺留問題，正式纂為定稿。由於我已經於2004年6月調到上海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將《敦煌遺書總目》列為特别資助項目，給予我較為寬鬆的工作條件，較為寬裕的科研經費，使我有條件集中精力進行《國圖敦煌總目錄》條記目錄的定稿工作。 
2009年7月11日，任繼愈先生辭世，這對我們是巨大的損失。我們按照先生的教導，不講名、不講利，講工作、講奉獻，不求速效、唯求實際，繼續一步一步地將這項工作推向前進。 
2012年5月，大型圖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46冊全部出齊，標誌著第三階段順利結束。 
共同參加這一時期定稿工作的主要有李際寧、黃霞、張桂元、張麗、侯沖、程佳羽。全部藏文草稿，由中國藏學研究中心黃維忠先生重新審核修訂。方曦、朱雷先後協助建設了兩個數據庫，努力用數據庫來處理龐大的編目數據，取得良好的成果。方廣鑒、鮑田珍、徐東、屈憲生、王岳、張國風、薛岫樺等同志曾協助工作。王鷹、李素潔、王侃、張磊、曹凌、伍小劼、陳王庭、劉倩、蕭基平、張賢明程度不等地參加了部份工作。 
4 2012年到現在 
如下文所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共分為四卷。2012年大型圖錄《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46冊全部出齊，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而言，僅完成編目所需要的基礎數據的採集，故此後的工作主要是針對這些基礎數據進行補充、修訂與規範。四卷《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其中《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新舊編號對照卷》已於2013年4月出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如今也已完成，交付出版社。其餘兩卷正在定稿。 
朱雷、張麗、侯沖、王孟、伍小劼、史經鵬、王招國程度不等地參加了部份工作。 
在此我要特别提到李際寧、黃霞兩位對這一目錄的貢獻。 
從1990年開始，李際寧即參加目錄的編纂，至今已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把人生最美好的時光獻給了這項事業。他生性忠厚謙和，在工作中踏踏實實、仔仔細細，做了大量瑣碎而又不得不做的工作。他繼承傳統美德，甘做配角，做了大量拾遺補缺的工作。特别是我離開國圖以後，如果没有他繼續擔當，這個目錄就有夭折的危險。他是這一目錄當之無愧的棟樑。 
黃霞參加這一工作也同樣有四分之一個世紀。她工作細心，有極强的責任心。為了保證工作效率與遺書的安全，善本部決定將敦煌特藏庫交由編目組單獨管理，具體的管理工作就由黃霞承擔。從那時到如今已經20多年，敦煌特藏庫没有發生任何差錯與安全問題。我曾經這樣說：如果敦煌遺書在我們編目的過程中發生丟失、損壞等情況，我們的全部工作就統統變成了罪過。由於黃霞同志以她强大的責任心保障了館藏敦煌遺書的安全，保障了我們戰略後方的安全，從而使得編目工作能夠順利進行。從這個意義上講，黃霞同志是這個項目的第一等大功臣。 
我還想提到的是，我們這個團隊從1990年至今，已經合作20多年。大家的確如任先生所教導的，不講名、不講利。說出來也許讓人難以置信，但事實是20多年來，大家為了這一工作付出那麽多的勞動，卻從來不講報酬。2012年，《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圖錄146冊全部出版。這部圖錄凝結了工作團隊從1990年以來共計22年的心血，但國圖出版社没有給工作團隊支付一分錢稿費，團隊成員也没有一個人提出諸如稿費、報酬之類的要求。在當今普遍趨利的社會中，這或許可以稱為一個奇蹟。在此，我要向李際寧、黃霞以及其他諸位同志深深地鞠一躬。 
在《國圖敦煌總目錄》即將完成的今天，我們特别懷念任繼愈先生。這個目錄的每一步工作，都離不開先生的支持，都凝聚著先生的心血。凡有困難，都是先生為我們解决。不僅如此，先生對編纂目錄的指導思想也給與了很多具體的指導。他多次指出：我們做的是工具書，一定要詳盡、扎實、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