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著名法学家梁治平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法政思想的新作。作者从中国政治思想传统中最核心的五个观念入手，诠释其义，考竟源流，以观念史的方式重新勾画中国文化的基本要义及其在现代的转变与延续。

全书由《论语·为政》开篇，探究先秦时期中国的“为政”与“致治”理念的脉络、分歧与流变，接着围绕“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等五个核心观念展开论述。作者认为，这几个观念在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堪称中国文化中的“大观念”。透过这些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观念，古代中国人对于人类乃至宇宙秩序的基本看法和信念昭然若揭，直至清末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不仅如此，这些看法和信念以某种方式延续至今，融入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之中，成为塑造今日和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思想元素。

作者简介：

    梁治平，生于“大跃进”之年，上学于“文革”之中，后入工厂习艺凡三年。1978年考入西南政法学院，从此以读书、教书、著书为务。研究多围绕法律史、法律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展开。著有《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1991）、《法辨》（1992）、《法律的文化解释》（1994）、《清代习惯法》（1996）、《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2013）等，并有两卷本自选集：《法律史的视界》（2013）和《法律何为》（2013）。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为政思想不但表现于政治、法律、军事、外交等方面，更涵括经济、社会、伦理、教育及宗教诸议题，其意旨精微，内容宏富，源远而流长。本书择取“天下”“为公”“民本”“家国”“礼法”五种观念，由语词演变、观念结构、意义系统及制度形态诸方面入手，探究其含义，追溯其源流，揭示其古今之变，期以展现古代中国人的致治理念与实践，同时为今人认识传统和再思中国提供更多可能。

目录

自  序

一 “天下”的观念

二 “为公”的理念

三 民本思想源流

四 “家国”的谱系

五 “礼法”探原

说明与致谢

征引主要古代文献

文摘一

《为政》自序

梁治平

《论语·为政》首章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此句极简，含义却十分丰富。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从若干方面加以申说。

首先，在结构上，《为政》列于《学而》之后，为《论语》第二篇。按古代经学家的说法，这是因为“学而后入政”（语出《左传》），“故次前篇也”。（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现代儒生申明此说，以《学而》为总论，《为政》以下为分论。不过，作为分论，《为政》这一篇的地位十分特殊。列于“总论”之后，“分论”之首，其题旨的重要性可知。不仅如此，若着眼于其内在的关切与理路，我们也不妨说，“为政”的思虑与论述，其实也贯穿于《论语》，贯穿于孔子乃至儒家思想，甚至贯穿于先秦诸子学以及历代圣贤思想。然则，孔子所谓“政”究竟何指？

一般认为，古代所谓“政”，有政治、政权、政令、政策诸义。释“政”为“政治”不能说错，却有些似是而非。盖因古代并无现今相对于经济、法律、宗教、道德而独立的政治概念。《洪范》八政，《周礼》六官，其范围除了行政、司法、外交、军事，还包括教育、宗教、农、工、商业等，显然较今人所谓政治为宽泛。孔子言政，也有广狭二义。有人问孔子为何不为政事（“子奚不为政”，今人多译为“从事政治”），孔子引《书》“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作答，说践行孝、友就是为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即是说，伦理与政治无别，家事与国事同其重要，修身也不只是关乎个人私德。《大学》之“三纲八目”，从明明德到亲民到止于至善，由修身进至齐家、治国、平天下，展现的就是这样一种视野宏大的政治观。

自然，先秦诸子百家，持这种伦理政治观的主要是儒家，法家诸子论政，除了早期的管子，皆不屑于仁义之说、道德之教，而是以法律政令威势权谋为务，后者当然也属于“政”。孔子言政，并不排斥政刑之类狭义的“政”，只不过要把它放在一种从属的位置上，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而在“孔子之治术”（萧公权语）中，德礼政刑，缺一不可。邢昺谓《为政》一篇“所论孝敬信勇为政之德也，圣贤君子为政之人也”，这里还应该补充一条：礼乐刑政为政之制也。关于此节，《礼记·乐记》说得好：“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有人，有德，有制，方成治道。而德之一项，不仅涉及治道，亦关乎政道。

德之观念兴起于周，为周人最重要的政治观念之一。在天命流转、民心向背、政权鼎革的过程中，作为统治者品性的德，被认为是关键性的因素。一方面，“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另一方面，王者惟有敬天保民，不坏其德，方能维续天命。中国早期思想中这些关于统治正当性的观念，在诸子时代被发展成一套围绕天、天命、天下、王者、生民及其相互关系展开的政治学说，影响深远。此外，德的观念后来又与阴阳五行观念相结合，或用以证成王朝的合法性（如“五德终始” 说），或用来为国家制度提供形上基础（如谓“阳为德，阴为刑”）。

孔子去周未远，然周之礼乐崩坏，终不可复，故孔子只能在思想文化上将他理想中的周制发扬光大。而强调德礼，因德见仁，以仁说礼，正是孔子对中国古代思想的一大贡献。孔子所谓仁，“始于在家之孝弟，终于博施济众，天下归仁”（萧公权语），既是俢己之德，也是正人之道，由近及远，贯通内外。是有仁心，有仁行，有仁人，有仁政。故孔子之后，“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梁启超语）。

最后，由治道角度看，孔子以众星环绕北辰（北极星）作譬喻“为政以德”也颇值得玩味。传统注疏家谓：“德者无为，犹北辰之不移而众星共之。”这种解释很有意思，也颇有争议。后之学者指出，“为政以德，则本仁以育万物，本义以正万民，本中和以制礼乐，亦实有宰制，非漠然无为也”。不过话说回来，“政皆本于德，有为如无为也”（李允升：《四书正疑》）。这种有为、无为的辩证观启人神思。孔子论政有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谓：“其身正，不令而行”；此外又有君子德风、小人德草之喻，大约都属“有为如无为”之例。而修己正人乃至“正万民”之举，也不一定非“实有宰制”不可。《易》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重点在自正其身。这同样符合古人对“德”的理解。“德者，得也。言人君为政，当得万物之性，故云以德也”（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卷一）。朱熹亦云：“为政以德，则无为而天下归之”（《四书章句集注》）。后之儒者论政与治，主张“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为心，以天下之耳目为耳目”，进而“通天下之志，尽天下之情”，甚而认为“与天下同欲者谓之圣帝，与天下违欲者谓之独夫”（陆贽：《论裴延龄奸蠹书》），这种主张不但可以解作“政”的无为论，也可视为天下为公理念的治道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