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格局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

作者：陈胜前

书号：326016

定价：￥88 元

字数：200 千字

印次：1-1

开本：32

出版时间：2024-03-15

ISBN：978-7-300-32601-6

包装：平

内容简介

考古学具有大历史的宏观视角与长时段的时间尺度，有助于认识中华文明格局的形成与特点。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华文明格局有四个显著特点： 第一个是多元一体。这造就了中华文明的广大与悠久。第二个是南北相依。南北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缓冲空间，是中华文明稳定发展的经济基础。第三、第四两个特点代表中华文明的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向内陆发展，西北半壁与东南半壁河山形成共生关系；另一个是向海洋发展，稻作农业向东亚其他地区以及东南亚、大洋洲地区扩散。中华文明不仅是农业文明，而且具有多元的文化基础，其来源就是史前时代形成的文化生态格局。这个文化生态格局由四个部分组成：以农耕为主的东南板块、以游牧为主的西北板块、处在两者之间的生态交错带板块，以及海洋块板。四个板块之间的密切互动构成中华文明格局的基本框架。

作者介绍

陈胜前，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考古学理论、史前考古、石器分析等。著有《史前的现代化：从狩猎采集到农业起源》（第16届文津图书奖）、《思考考古》（2018年度全国优秀文化遗产类图书）、《中国文化基因的起源：考古学的视角》等；发表《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 《早期中国社会权力演化的独特道路》等论文一百余篇。

目 录

第1章　考古学的意义

考古学的视角

认识人与社会

认识我们是谁

第2章　文明的根基：文化与社会

人的世界

社会性的思考

第3章　文明的概念与思想基础

文明究竟是什么？

作为社会秩序的文明

文明的根源

第4章　早期中国文明演化的关键问题

“夏”的问题

史前中国的文明化进程

东西方文化交流——上古世界体系的影响

第5章　文明发展的格局

史前人类文化格局

史前中国文明格局

第6章　文明起源的模式

良渚模式

红山模式

石家河模式

中原模式

南佐模式

中华文明起源与边缘发展理论

第7章　文明化进程的节奏

大分化：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的机制与动因

大融合：史前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浪潮

大扩散：夏王朝的兴起

第8章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我们在争论什么？

争论的焦点问题

问题的解读

争论的底层逻辑

第9章　文明探源的方法论问题

文明探源的两个重要问题

文明起源研究路径的反思

从学术史角度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文明性：一个值得关注的视角

第10章　中华文明的复兴与未来

文化的竞争

大历史角度看当代中国的崛起

中国文化的前途

精彩样章

在当前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我们在实物遗存的发现、材料的科学分析，乃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但是，相较而言，理论研究就逊色不少。本书就是围绕中华文明起源所做的系列理论思考，抛砖引玉，希望能够促进有关理论研究的发展。本书主体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

第一部分（第1章）侧重于讨论考古学的意义。对于熟悉我或者考古学专业的读者而言，可能是老生常谈，可以略过。考虑到部分读者可能并不那么熟悉考古学，因此，这里不厌其详地探讨了考古学的独特视角，揭示它在认识人本身与人类社会演化，以及在认识我们作为中国人上的重要意义。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根本在于文化意义的传承，而其主要载体正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实物遗存。这也是考古学要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原因常常被忽视，至今也还没有建立起很好的研究路径。

第二部分（第2、3章）关注的是一些基础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文明？如何定义文明？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定义文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要厘清文化与文明、文明与社会的关系。这里把文明看作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状态、一类形式。文明是人类社会现象，需要从人类社会演化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因此，与之相应，文明有了三个维度的含义：是一个具有时空意义的历史阶段，也是一种社会组织演化的状态，同时还是一类社会存在的形式。目前的考古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第一个维度，正在向第二个维度深入，相对忽视第三个维度。最后一个维度也就是人文的维度，对于中华文明探源来说，所关注的是作为中华民族身份认同的中华文明，即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怎么形成的。

深入文明的定义之中，我们会发现中西方文明所立足的观念基础存在区别。在文明发生的初期，整体/集体导向与个体导向其实都存在于中西方文明中，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中西方文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中华文明选择了前者，西方文明选择了后者，这样的差别可以追溯到文明起源之初。究其原因，离不开各自的生产方式。文明就是农业社会发展的产物，全世界的文明无一例外，农业生产方式的不同深刻影响了中西方文明的特征，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第三部分（第4、5、6、7章）是全书的主体，侧重于讨论中华文明演化的阶段、格局、模式与节奏。中华文明演化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呢？我没有局限在新石器时代，而是从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社会开始展开论述。这与我个人的学术训练相关，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我的研究方向是旧石器考古，博士论文方向是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如今进入文明起源阶段。长时段的考察也是考古学的优势，这样更有利于我们把握历史趋势、理解历史进程。从长时段的视角来看，文明并不是在新石器时代或农业社会才开始萌芽的，而是至少可以追溯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

长时段本身是一种宏观的考察视角，必然带来对中华文明格局的关注。我首先从史前人类文化发展的格局谈起，然后转向中华文明格局的考察。总体来看，人类文明发展有三个独立的中心：西亚、中南美洲、中国。之所以这样区分，根本原因在于三者对应着三大主要的农业起源中心。中南美洲的农业体系缺乏合适的驯化动物，本身就比较脆弱，这也是其难以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原因之一。西亚的农业扩散到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还有欧洲，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古希腊文明在此基础上形成。但是这几个文明中心之间距离遥远，其间还分布有显著的地理障碍，文明发展一直未能实现融合。值得注意的是，以西亚为基础的农业体系本身分化为相互矛盾的谷物种植与畜牧，需要依赖交换，由此更有利于发展以个体为导向的文明，但是这种发展不利于文明的融合统一。

我们在考察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时，通常都会特别强调其“多元一体”的特征。一体化是融合，多元就是分化发展。中华文明在形成过程中曾有过分化发展的阶段，并形成了若干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文明起源中心，而且具有先边缘、后中心的发展趋势，文中我提出了一个边缘发展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多元化发展需要追溯到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在此基础上，距今8 500年前后，形成了新石器时代的若干文化区系，正是在这些文化区系中，先后以不同的模式形成了各具特点的区域早期文明。距今6 000年前后，文明化进程加速，区域文明中心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形成。然后，通过将近2 000年的相互交流，这些早期文明在4 000多年前最终融合成一个统一的王朝文明，正式开启以中原为中心的文明发展格局。

在文明发展过程中，分化、融合、扩散始终是存在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主要趋势有所区别。分化、融合、扩散，本身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本节奏，文明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自然也有这样的节奏。中华文明形成过程可分为三个特征明显的阶段：分化、融合、扩散。追溯这样的发展过程，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事件，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有独特节奏的“三部曲”，其中波澜起伏，异彩纷呈。回溯中华文明起源史，我们就像在读一部荡气回肠的史诗，观赏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戏剧。

第四部分（第8、9章）用两章的内容来讨论文明探源的方法论问题，这也是我开始关注文明探源的初始原因。可能许多人都在想一个问题：我们能够认识真实的过去吗？我们没有时间机器，无法回到过去，即便找到了真实的历史，也无法验证。我曾经在课堂上与学生们讨论这个问题，他们的认识是，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到真实，但应该努力无限接近真实，许多前辈学者也是这么想的。问题在于：你又如何知道接近了真实呢？这样的研究目标其实是个乌托邦。我用一个例子来回答学生们的问题。我们都读过《论语》，我们真的有必要知道孔夫子原来的思想吗？一部作品一旦完成，评论家就可以根据作品的内涵、时代关联、表达方式等来分析作品所想表达的东西，这样的分析是基于作品的发展逻辑进行的，至于作者原来的意思，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有些东西作者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即便是去观察当代社会，一个人听到的、看到的未必就是真实的。我们如果研究当代的废弃物—垃圾，那么就能从另外一个维度认识当代社会，可能不如听到的、看到的具体，但是可靠性很高，因为这些废弃物是实际发生的行为的遗留，而那些道听途说的事情可能压根就没有发生过。

通过以上两个例子，我想说的是，考古学研究提供的是一个维度的真实（通过实物遗存研究实现的），并不以是否符合文献记载或者某个理论模型为目的。考古学基于当前的理论、方法与材料进行研究，它所得到的成果代表这个时代对历史真实的认识，其核心是科学的一般原则、理性、客观、逻辑。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原有的真实”—这是不可能得到的。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合理的基于实物遗存分析的历史真实。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文献历史的作用。两者是不同维度的事实记载，可能会契合，也可能不同。当两者契合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二重证据法”，这不是两者之间相互证明，而是它们与历史事实的关联性得到了双重的肯定。当两者不契合的时候，实物遗存仍然可以保留其客观性。事实上，有关早期文明的历史文献往往带有传说的性质，可能存在移花接木的情况，刻舟求剑式地利用古史传说非但没有帮助，反而会破坏这些珍贵文献的价值。本书反复强调的观点是，文献历史（民族志文献类似之）的价值有二：一是作为推理的线索或启示；二是作为我们理解考古材料的文化背景关联，毕竟没有文字的史前实物遗存不能告诉我们它们究竟代表什么，只有在文化背景关联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化意义。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文明探源考古的目的并不只是获得历史的真实（基于考古学研究的），更在于理解历史事实的意义，理解它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意义。我之所以用“中华文明格局”这个概念，是因为它能够较好地把中国史前史与有文字的历史联系起来，通过对史前史的追溯来深化我们对中国历史与当代现实的理解。

由此，在本书的第五部分（第10章）也即最后一部分，我用三篇小文章阐释了考古学在这个方面的价值。回顾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农业起源阶段，中国与西亚并称世界最早的两个农业起源中心，也是人口与农业文化扩散的中心，此后在此基础上各自形成了若干区域文明起源中心。万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人类文化与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中心之一，不断融合，形成一个超大型的文明体，而且至今没有发生断裂。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坚定自身的文化自信。相较而言，西方文明主导人类历史只是非常短暂的现象。而今中华文明重新崛起，包容汇通，和而不同，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自己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