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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空心化 / 吴重庆/人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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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详情

     超越空心化


  • 作者:吴重庆

  • 书号:314037

  • 定价:¥69 元

  • 字数:126 千字

  • 印次:1-1

  • 开本:

  • 出版时间:2023-02-14

  • ISBN:978-7-300-31403-7

  • 包装:



★  编辑推荐

本书基于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对乡村呈现的反空心化动向做出深刻分析、对2012年之前的主要政策进行反思,阐明如何给小农赋能,提出一条依靠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令人耳目一新,是一部积淀深厚的大家之作。

 

★内容简介

近年来,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空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扭转。本书名为《超越空心化》,既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新迹象的揭示,也是对中国农村发展未来的期待。本书由三部分内容构成,一是立足于“大国小农”的国情农情,研究小农户为何被“去能”以及如何“赋能”,关注内发型发展及县域城乡流动;二是聚焦“同乡同业”现象,剖析经济活动与乡土社会网络如何互嵌以及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三是阐述乡村空心化、阶层分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本土化策略以及乡村社会的生机。作者通过对“隙地”“狭地”“边地”的调查,在具体的区域中寻找中国农村,探寻基于激发乡村内生力量、与城镇化并行的乡村发展之路。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华南农村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开放时代》特约主编,民政部第三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广东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乡村研究》、Rural China编辑委员会委员。著有《儒道互补:中国人的心灵建构》(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华南古村落:搁浅于时光长河的乡土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法律出版社,2014)、The Path to Sun Village(Brill,2017)等。

 

★专家推荐

这是一本充满新鲜思路和概括的书,无论是对学界一般的经典设定的质疑、2012年之前主要政策的反思、农村新呈现的实际的概括,还是以往被提出的各种可能发展出路的评述。其中最具冲击力的也许是在导论中所提出的分析:在中心地带之外的“隙地”(如革命时期多省边际间的革命根据地地带)、边远地区的“边地”、沿海缺地的“狭地”农村,我们才会看到与农村巨大的“空心化”趋势相反的动向。作者从小农户“去能”和 “赋能”的框架来看待空心化问题,也比较独特。

 

—— 黄宗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荣休)“超级教授”

 

 

本书基于吴重庆教授对于超越乡村空心化,建立小农主体价值的社会经济方案的持续观察与研究,其洞见极具启发意义。书中的机制性研究令人信服地说明,小农的“赋能”与组织起来的合作如何能协同激活乡村自主性发展空间,建构出在地化、多元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为以小农为主体的乡村社会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一条可能道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强调小农的主体性不仅是“赋能”的前提,也是其基本权利。

 

——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求解“超越空心化”是推进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无法回避的沉重课题。该书清新的思想、真挚的情怀、深刻的见解、建设性的主张,彰显出与“土教条”和“洋教条”不同的学术姿态。这不仅源自作者深厚的学养,更源自作者倾心于用脚步丈量乡土,用眼睛察觉乡情,用耳朵倾听乡音的学术方式。学术唯有接脉于历史、生活与千百万人同心所向的实践,才能根深叶茂,生机勃勃,并不断回馈于历史、生活与实践的滋养!

 

——徐俊忠  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

 

乡村之嬗变,既激荡壮阔,又往复细腻,岂一模型可蔽之?本书丰富的田野调查、历史考据如高倍放大镜,捕捉到“隙地”“狭地”“边地”等的萌动与蛛丝马迹,再细推物理辨析之,满满的乡土地气、中国元气。作者文笔精湛温婉,读后意犹未尽。 

 

——胡靖  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教授

 

第一章 小农与扶贫

重提小农

小农能否继续作为谋生方式

作为扶贫手段的普惠小农政策

 

第二章  内发型发展与开发扶贫

作为反思视角的内发型发展

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双重脆弱下的开发扶贫

贫困人群是如何被“去能”的

贫困人群的主体性及其再组织化

 

第三章  小农户发展:“去能”与“赋能”

“去能-赋能”的提出

该如何对小农户赋能?

 

第四章  常态化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

小农户现状及其与贫困户的交集

扶持贫困小农户的长效机制

 

第五章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来自“界外”的案例

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第六章  “同乡同业”:“社会经济”或“低端全国化”

“同乡同业”概念的提出

作为“社会经济”的“同乡同业”

“经济”是如何嵌入“社会”的

是“社会经济”还是“低端全国化”

余论

 

第七章  超越空心化----内发型发展视角下的县域城乡流动

县域内的城乡流动现象引人关注

农民工返县就业

县域内非农就业与在家农业就业的结合

县域一二三产业如何融合发展

内发型发展及适当的区域范围

结论

 

第八章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危机与生机

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无中心场域”

  “不在村乡贤”治村

农村空心化、阶层分化及“项目制”背景下的公共产品供给

乡村自治及其对本土社会资源的利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逐年提高,但农村社会却在不断解体。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中国农村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外流,可谓史无前例。

在农村大量劳动力离土离乡之后,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是否还在运作?我试图以“无主体熟人社会”(baseless society of acquaintance)这一自创概念,描述并解释中国农村空心化之后的社会生活。

“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在“熟人社会”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同时,也受到贺雪峰在研究村民委员会选举时提出的“半熟人社会”的启发。但“半熟人社会”揭示的是与“熟人社会”之间的量(熟识程度)的差异,其解释力表现在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上;而“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为了揭示与“熟人社会”之间的质的变化,并试图解释空心化农村的社会运作逻辑。

之所以把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在经历历次冲击之后,老人的传统权威式微,青壮年日渐成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

“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哪些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第一,舆论失灵。

如上所述,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我们知道,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则当事人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同仇敌忾”式的压力。于是,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可奈何的现象:在家种地的媳妇苛待年迈的公婆,老两口在忍无可忍之际向远在他乡的儿子诉苦;而年关临近,儿子与其他青壮年一道回家过年,媳妇又一反常态,中规中矩地奉敬行孝,儿子一头雾水,往往责怪起自己父母。我们可以指责“媳妇”虚伪之至,但事实上,“媳妇”的行为变化又是有章可循的——其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其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而道德舆论压力又与舆论传播者的数量成正比。

第二,“面子”贬值。

说行为的“道德”含量总是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是宽广,“面子”就越是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长期不在村,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在村的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的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

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这在家庭操办喜宴的受邀来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比如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他们之中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黑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黑恶势力来“摆平”。

第四,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

之所以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因为时至今日留在村里的人仍然生活在熟人圈里,还因为“无主体”的农村社会,也周期性地呈现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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