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  
ISBN：9787308189392  
作者：柯安哲  


内容提要：  

【书名】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

【作者】〔德〕薛 凤 〔美〕柯安哲 编

【译者】吴秀杰 译

【丛书】科学与社会译丛 刘 东 薛 凤 柯安哲 主编

【出版单位】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8月

【ISBN】978–7–308–18939–2

【页数】471

【定价】78.00元

【上架建议】科学、历史

【装帧】平装

【内容简介】

从果蝇遗传学研究到到“绿色革命”中的农作物新品种培育；从古典晚期的数学史到战后法国的核反应堆建设；从对疾病的界定、西方女性健康医学中的社会性别问题，到晚期帝制中国的技术与文明；从科学交换中的道义经济、知识的开放获取到集体作者的署名权等等。本书通过分析历史上的不同个案，尝试讨论如下问题：知识与技术的创造、生成、传播和应用的过程和走向如何被嵌入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事实、成为社会发展中具有驱动意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科技发展的方向。

【相关推荐】

科学如何实际运作？科学家如何“从事科学”，如何创造、分享和交流知识，如何确立、质疑命题的真理性？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些都是由现实中的人在现实社会语境中完成的活动。本书展示了三十年来这一研究取向中最令人兴奋的成果，其对象范围从古典晚期到当代，从16世纪的冶金学到当代的粒子研究和基因图谱绘制。纵观下来，实验室中形单影只的科学家英雄这一旧有看法被瓦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推进科学和技术从来都是集体活动，大多以自由地交换思想、文字、人员、工具、样本为基础。这本书钩沉历史上知识分享的多种形式，给读者带来新知识、新视角、新思路。

——艾约博（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副教授，《以竹为生》的作者）

琳恩·尼哈特（Lynn Nyhart）曾说，之前的主流科学史提供的图像是一棵植根于西方的科学思想之树，如今更适当的图像则是“纷繁河岸”：人与物复杂多样，充满社会、文化、经济和宗教生活，范围延展至全球。《科学史新论：范式更新与视角转换》这本文集，适时而出，展现了河岸的一派生机盎然。其中既有具体而微的案例研究，又有框架性问题的追索。它提示出科学史的新趋势：chao越地方性，关照知识流转和技术迁移；chao越社会建构论，强调实在之物和被忽视之人群的能动性；chao越专门史，追求与一般历史的融

合。这些精心遴选的文本，代表了一种新的共有性。它是对中文读者的邀约，是扩大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真诚努力。

——杨海燕（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编者简介]

薛凤（Dagmar Sch?fer），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德国汉学家、科技史学家。

柯安哲（Angela N. H. Creager），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史专业Thomas M. Siebel讲席教授，主讲生物学史。

[已出版的相关书籍]：

【目录】

导论 科学史的新对话：理论和视角/柯安哲 薛凤001

diyi章 知识公开：16世纪采矿与冶金著作中的理想

及其语境/帕梅拉·朗023

第二章 疾病的架构：病痛·社会·历史/查尔斯·E.罗森伯格077

第三章 政治设计：核反应堆与“二战”后法国的

国家政策/加布里埃尔·赫克特097

第四章 中国帝制晚期的技术与文明/白馥兰135

第五章 注述文本：古典晚期与数学史/瑞夫·内茨173

第六章 果蝇遗传学研究中的道义经济、物质文化和

共同体/罗伯特·E.科勒205

第七章 拥有“库鲁”：医学科学与

生物殖民主义交换/沃里克·安德森231

第八章1550—1700年间应对信息过剩的阅读策略/安·布莱尔283

第九章 论集体作者/彼得·伽里森313

第十章 知识在流转/詹姆斯·A.西科德347

第十一章 让社会性别进入女性医疗史/莫妮卡·H.格林385

第十二章 利于小农的育种与墨西哥“绿色革命”的

初始阶段/乔纳森·哈伍德443

【书摘】

导论

科学史的新对话：理论和视角

柯安哲

薛凤

编纂这本《科学史新论》的想法，发轫于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2015年3月的闲休恳谈会上。在那个雾蒙蒙的日子里，研究所同事们暂时放下日常学术活动，聚在柏林郊外的一处度假地，在放松的氛围中交流各种成熟或者不甚成熟的想法。一张拍摄于上海某书店里的照片催化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这张照片中，人头攒动的书店里，一位读者正专心致志地捧读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diyi卷 导论》，该书的简体中文版出版于1990年。在科学史(1)这一非常国际化的学科中，翻译活动的目标、所选取的主题、读者的接受情况如何？科学史、技术史与医学史领域的研究者在其自身研究成果（研究方法与关涉问题）的跨语言扩散中，该担当怎样的角色？

这本论文选集便是对该讨论的最初回应，它反映了学者内心深处的一种愿望：集体思考和评判1990年以来发表的富有影响力的英语论著，并主持翻译其中的一些成果，以便让那种由市场驱动和个人选择两种因素促成的科学史译著出版现状得到扭转和补充。德国柏林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与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牵头成立了一个编选委员会，其成员也包括来自其他六个专业学会的代表。这六个学会是：美国医学史学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英国科学史学会（British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科学技术史与科学技术哲学国际联盟科学技术史分会（Division of the History of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欧洲科学史学会（European Society for theHistory of Science）、技术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和医学社会史学会（Society for the 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选集中的12篇文章，是2015年10月至12月间以在线投票方式推选出来的。编选委员会对进入短名单的78篇文章进行审读、评判、排名，由此形成了最后的入选名单。考虑到使用英语的科学史学者遍布各地的情况，这种做法让编选委员会可以采用当前的全球技术，将提议候选著作的任务“众包”给业内学者，同时保证能适当地平衡这些关于科学、技术、医学的文章所覆盖的时间段和地区，以及作者的多样性。

我们认为，语言文字层面的翻译作为一种学术实践，在国际化竞争的学术研究中担负着重要的功能。国际化竞争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是:一方面，具有多样性、使用多种语言的研究主体数量正在增加;另一方面，科学研究又正在日渐趋于一种语言霸权式的进路(2)。与合作完成的单一语言出版物（作者们经常有着不同的语言背景）形成反差的是，著作翻译使得对内容、形式和含义的协商凸显出来。认同、妥协和误读都会暴露，译本责任者必须决定哪个词能最好地代表另一词；要想让含义清楚，哪些社会–文化关联以及历史或政治语境需要被考虑进去。

在讨论科学发展的历史动力时，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这角色有时候也不乏暧昧之处。在中国与“西方”（欧洲和北美）交流问题上的讨论尤其如此，其研究焦点已经从“西方科

学”的扩张，转换到多边效应中的某一方面。比如，《几何原本》进入中国的叙事，一度单单强调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 如何向徐光启（1562—1633） 传授西方科学（Fung & Bodde，1937/1983），如今变成了对一项互惠式进程的研究：这一进程不光影响了不同的欧洲群体，也同样影响了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行动主体（Engelfried，1998；Jami & Engelfried & Blue，2001；Brockey，2007）。

早年的研究曾集中在书籍传输的内容及其接受上，而哈罗德·库克（Harold J. Cook）和斯文·杜佩雷（Sven Dupré）在最近的著作中，强调了历史上翻译者至为重要的作用，他们所承担的“经纪人”和“中间人”的角色（Cook & Dupré，2012）。狄天霞（Bettina Dietz）的研究也表明，翻译者在特定情境下的用词选择如何被其他人所采用，从而变成受到认可的术语，由此让林奈的植物学术语自20世纪以来发展为一种国际标准（Dietz，2016）。因此，翻译者的专业技能不容小觑。

本书的编纂工作也对这些观点有所回应。我们特别关注到那些决定词语选择和概念框架的历史动力，我们认可这一历史观点：“科学术语过去和现在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每一个词，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一个新事物，都是用前人的用词逐渐构造出来的……有那么一些术语，是在特殊领域中被创造出来的，该术语（如今所负载的科学理解和含义）要经过一些时间才在所有的专家当中通行和常见。”（Tabirizi & Pezeshki，2015：1174）

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经过若干来自不同领域、掌握多种语言的专业学者的审读。这本文集的形成，展示了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翻译学专业反复强调的一点：翻译绝不止于一项简单的（知识）传递或者转移活动；翻译所具有的阐释性特征及其效应不容忽视（Holmes，1988）。在过去的两年中，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对话使得新想法得以产生，新学术联系得以建立。此外，遴选文章的活动促使个人和集体来思考关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史学研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问题。我们希望，这些富有成果的讨论会继续下去，本书的出版会有助于在全球化的科学史领域中推进方法论上的发展。

这篇导论首先综述科学、技术和医学领域中的翻译史研究，探讨其在汉语–英语交流史中的角色，来描述某些能对国际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的挑战和机遇。接下来，我们把入选本书的文章置于英语学术界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研究的大景观当中。

一、翻译、科学史以及东西方交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学界和政界人士一直主张，有必要提升公众和学人对于历史感与科学变迁的理解。这一议程也是自然科学家培养方案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目前在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的大学里已经设有与此相当的课程，尽管在一代人以前这种现象还很不普遍（申先甲，1991；蒋茜、李欣欣、申先甲，2013；刘兵，2011）。历史学家们也在日益扩展视野，自身研究所涉及的地域和时间框架，都有着包容式的全球观。当学者们重新考虑课程设置时，他们也开始分析那些决定了其方法论工具的历史动力。

与20世纪大多数民族国家一样，以中国之科学为对象的历史研究也以聚焦本国为特征。从丁文江（1887—1936）、张资珙（1904—1968）到李约瑟（1900—1997），早期的科学家也是历史学家，他们不光传授科学内容本身，在序言和附带报告中也添加科学史内容（或者故事），来描述西方科学知识是如何产生的以及“现代化”的理念和模式（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翻译小组，1975：23）。一些英语科学史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有中文译本，一些海外中国留学生将自己导师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竺可桢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是《科学史年鉴》的发起人。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翻译西方学者的科学史研究著作则基于个人兴趣与机缘巧合，译著书目未免有些纷杂，比如弗·卡约里（Florian Cajori）的《物理学史》（A History of Physics，1899）、E．G．波林（EdwinG. Boring）的《实验心理学史》（A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1929）、J. R.柏廷顿（J．R．Partington）的《化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Chemistry，1937）、W．C．丹皮尔（W．C．Dampier）的《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A History of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and Religion，1948）、贝纳尔（J．D．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Science in History，1954）和莫里斯·克莱因（Morris Kline）的《古今数学思想》（Mathematical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1972）。

这些著作中的绝大多数仍在学术界当中流传，并把“西方”科学家和科学的英雄故事带到了中国。(6)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冷战”趋近尾声、国际交流程度日益增强的条件下，英语学术界已经开始质疑并有效地解构了那些关于西方科学与科学家的“英雄叙事”。重要的是，正如许多学者已经讨论过的那样，“科学革命论”的发起人、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亚洲学术界赢得盛名，首先在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而后也在中国大陆学者当中广为人知（吴彤，2002；也参见吴国盛，2005）。日本学者中山茂（Shigeru Nakayama）用“科学共同体决定论”（scientificcommunity determinism）这一新说法来描述在“后库恩时代”（the post-Kuhnian era） 在亚洲出现的研究视角（Hanson，2012：505）。韩嵩（Marta Hanson）给出的完备分析，解释了那些致力于中国研究的历史学

家们——无论身在东方还是西方——如何看待库恩的理论：它提供了一种“非欧洲中心主义”研究科学的方法；一种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亚科学实践的“平常科学”的概念。这一研究进路在研究西方和东亚的科学实践中都可以采用；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开启了一个新研究领域，即科学共同体与科学知识之间的互构性基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西方的历史研究日益关注语言翻译在科学交流中的角色。与此同时，“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这一专业在全球兴起，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形成了一种坚持不懈的学术兴趣，要为这一几乎被丢弃的学术实践恢复声誉（Cook，2010）。在世纪之交，关于中国以及跨东亚的翻译与科学交流方面，若干具有突破性的历史研究著作以英语形式出版了。斯科特·蒙哥马利（Scott Montgomery）在讨论明治时代的日本时观察到，“大多数人并不看重”翻译的复杂性及其在科学交流中的角色（Montgomery，2000）。大卫·莱特（David Wright）在同一年晚些时候发表的著作中突显翻译对书面语言的深广影响:在19世纪中国的化学领域新造或者重新启用了“新”汉字（Wright，2000：246）。

大体在同一时间里，中国和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语言学家们也将自己的视野扩展到翻译行为及其对全球科学研究的影响上。比如，刘禾（Lydia Liu）强调翻译行为作为“一种协商‘含义–价值’的交互进程”所具有的重要性，其角色为“符码的首要动因，使得符码能够交换，让含义的生成和流通在语言和市场里显现为价值”（Liu，1999：4）。

尽管我们在这些研究中可以发现相似的行动者和参与者，然而其学术活动的本质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已有所改变。正如翻译托马斯·库恩著作所表明的那样，那时中国学术界显然更着力于推进高影响力著作的传播。随着9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放程度的深化，中国学界在研究中国之外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方面奋起直追，海外这类研究著作的翻译数量也同时有增无减。近年出版的这类著作有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的《真理的社会史》（The Social History of Truth），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彼得·伯克（Peter Burke）的《知识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于2016年出版。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20世纪初期以及中叶，国家机构对学术翻译的介入和支持经常把完成一些经典巨著作为目标，比如组成专门工作小组翻译李约瑟主编的系列《中国科学技术史》，或者由“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小组”来完成克莱因的《古今数学思想》三卷本的翻译。近年来，也有个人致力于这类工作，比如张卜天。现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的张卜天，就读于物理学专业，主攻理论物理学，而后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之后致力于学术翻译。迄今为止，他出版的译著已经chao过40本。2016年，他启动了一个新的科学史翻译系列，推出的首部著作便是一本李约瑟于1969年出版的文集，中文版为《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尽管李约瑟这本文集的关注范围也包括古代希腊和中世纪，但其聚焦点是“科学革命”讨论的核心时期，即16和17世纪的欧洲、亚洲和非洲。张卜天的目标在于从当代科学的角度把科学史介绍到中国，将历史经验作为一种手段来批判性地分析在中国出现的西方现代性。

概括而言，西方对中国科学的研究、中国以外的科学史概览以及某些专项研究著作，都不乏中文译本，由西方语言（英语、拉丁语、法语、德语等）翻译成中文的科学史著作数量相当丰富，然而这是带有某种任意性的传输过程的产物。题目选择取决于学术合作上的机缘巧合、个人兴趣以及市场力量，仍旧缺少对研究领域、学科目前定位、方法论选择以及那些会有利于人才培养并深化国际学术交流的各类学术问题以及重大话题的集体思考。

二、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发展观

本选集的目标在于让中文读者领略到科学史研究领域一些以英文发表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为此，我们有必要首先注意到1990年以前英语学术界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研究中的主要趋势。通常人们都承认，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初版1962年，1970年第二版）在对后来全部科学史研究产生影响方面无出其右（Kuhn，1962）。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不是累积和递进性质的，而是不连贯的、有赖于科学家的社会组织的——他们要形成有共同信念的共同体。从这一角度看，科学知识被归整到“范式”（paradigm）当中，而“范式”则依靠关键性个案来描绘理论何以能够解释自然现象。按照这一理论的说法，那些无法为这些“范式”所解释的非同寻常的发现，会给从业者共同体带来危机，他们中的一些人会试图以提出新范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比如，在经典物理学中，黑体辐射的频谱分布极为反常：在频率zg时，辐射能量反而低而不是无限大。马克斯·普朗克提出的答案是，电磁辐射以量子的形式被释放，并且当能量低于一个能量子时不会有辐射产生。普朗克以这种方式为量子力学新范式贡献了一个关键性概念因素。对任何新范式的接受都包含着对旧范式的拒绝，哪怕先前解释模式中的某些因素可以被转换到新范式的术语当中。在这一意义上，范式转换便意味着知识的失与得。

库恩的著作受到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激烈批评，他们认为该书将科学变迁展示为“非理性的”（库恩提到从一个范式转换到另一范式是一种“改宗”行为）；来自历史学家的批评要温和一些：他们认为，库恩理论指出的那类突出的非连贯性——革命——无法说明科学知识上众多的增量性改变（Gutting，1980；Daston & Richards，2016）。库恩本人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转向了一种更为“演化式”的科学理解。今天，已经很少有（假如还有的话）学者还会把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应用到自己的历史个案研究当中；但是，库恩对于科学实践的描述——科学依赖有着相似思想的从业者共同体来解决疑团，经由教科书和学说来传承其理论和方法——还依然渗透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著作。库恩的理论仍然是一块理论试金石，但是它也催化出其他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派。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尤其是爱丁堡和巴斯的英国学者（比如Barry Barnes，David Bloor或Harry Collins）提出的学说，扩展了库恩对科学共同体的强调，认为科学知识反映了其创造者背后广泛的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Barnes，1974；Bloor，1976/1991；Collins，1985）。这一学派的经典案例便是，骨相学和优生学的描述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和爱德华时代特定社会和阶级利益的展现（MacKenzie，1976；Shapin，1979）。在医学史当中，这类社会史指涉也意味着顾及患者的视角，以及对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职业化的社会学研究（Porter，1985；Numbers，1988）；在技术史领域，这破除了那些只聚焦于设计和生产领域（经常为男性工程师和企业家）的传统观点，也包括使用者的活动——工人、消费者，顺理成章也包括女人（Bijker &Hughes & Pinch，1987；Oldenziel，1999）。露丝·施瓦茨·考恩（RuthSchwartz Cowan）指出，使用者在“消费结点”（consumption junction）上对技术的接受或者拒绝决定了技术如何发展（Cowan，1987）。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对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社会因素”

的新关注变得更为具体，落定在特定的空间和机构上。这一趋势的先驱著作之一便是拉图尔（Bruno Latour）与伍尔加（Steve Woolgar）合著的《实验室生活》（1979年出版），它表述了科学知识生产实际情况中的新焦点（Latour & Woolgar，1979）。克诺尔–塞提纳（Karin Knorr-Cetina）沿着类似的思路强调实验室条件的人工性，以及在科学的不同分支领域（比如，物理学与分子生物学）里实验活动存在的大幅差异（Knorr-Cetina，1983；1999）。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 和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的《利维坦与空气泵》（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一书以一种特殊仪器——早期的真空泵——为中心，提供了一种关于科学革命的看法并指出，对实验结果的现场演示与以书面形式发表相关文献，这两种做法都是形成令人信服的知识的关键途径。科学争论，尤其是伦敦皇家学会成员之间的争论之所以能用这种方法平息，部分地是由于他们有共同的绅士文化（Shapin & Schaffer，1985）。通过展示这幅图景，两位作者认为，由此发展而来的那些解决科学争论以及quanwei认定可靠知识的方法，带来的结果是（英国）市民社会持续地分裂，其中一方为政界成员（以托马斯·霍布斯为代表），另一方为学界成员（以罗伯特·玻意尔为代表）。

《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将一件仪器作为焦点的做法，启发了其他学者思考实验的重要性以及实验的关键性技术。在此之后，仅仅把科学知识置于宽泛的阶级利益或者社会信念之中的做法已经远远不够了。为了理解知识是怎样被创造和扩展的，学者们重新考虑物质性的重要意义。一个直到今天仍热烈讨论的问题是，如何能最好地说明科学、技术、医学世界中物质动因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本书中的文章反映了这一持续的对话。这些文章也表明了科学史与通史在方法上和建制上与日俱增的密切整合。入选本书的文章几乎都强烈地反映出这一趋势，它们都充分地关注到狭义科学之外的语境。

关于本书

本书收录的文章都是在1990年至2015年间发表的。文章的编排依照初次发表的时间顺序，而不是按照学科的分支领域或者主题。这里的每一篇文章都对上文提及的此前的研究著作以及它们提出的核心问题有所回应。比如，自从《利维坦与空气泵》一书于1985年出版以来，学者们普遍地去注意“知识是地方的而不是普遍的”这一问题，这就提出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发现是如何传播的”这一问题。这也是詹姆斯·西科德（James A. Secord）的论文《知识在流转》中的核心问题。西科德认为，包括翻译在内的科学沟通对于知识的普遍化有着根本性的影响。

文集中的其他作者也聚焦科学知识的流传问题，尤其是自古代以来经由书面文本的传承。瑞夫·内茨（Reviel Netz）的论文《注述文本：古典晚期与数学史》以及安·布莱尔（Ann Blair）的文章《1550—1700年间应对信息过剩的阅读策略》让我们看到，在西方近代早期，那些饱览群书的读者如何通过再版更新、写评注、做笔记、摘抄段落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