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1889_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年冬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反袁斗争。1916年5月回国，任北京《晨钟报》编辑部主任、《甲寅》日刊编辑，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20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同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积极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春与陈独秀开始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3月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年10月创建北京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派人到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北京地方委员会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负责领导党在北方地区的全面工作。1922年参加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同意国共合作，会后赴沪与孙中山会谈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组问题。1924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首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审定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负责国民党中央北京执行部工作。会后即返京建立了北京、天津、直隶省国民党党部。同年6月，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旋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是年冬回国，主持中共北方区委工作，组织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群众革命运动。国共合作期间，在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是中共第二至第四届中央委员。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继续领导北方地区的革命斗争，以策应北伐战争的胜利进行。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编辑出版一部文本准确、注释可靠的《李大钊全集》，是理论界和学术界的现实需要，也是广大干部群众学习李大钊思想、事迹的迫切需要。中国李大钊研究会和人民出版社历来重视李大钊著作的编注与出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李大钊著述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工作。1994年，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主持的《李大钊文集》编辑、注释工作启动，经过五年的努力，于1999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2006年3月，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补本《李大钊全集》（新注释本）。该书出版后受到广泛关注，并于2009年荣获国家图书出版界的高奖项“第二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2011年，人民出版社启动《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出版工程，选定将2006年版《李大钊全集》收入该文库，重印发行。接到通知后，中国李大钊研究会会长、《李大钊全集》编注组组长王学珍召集参编人员开会，讨论此次修订工作的方针、原则和工作重点。编注组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对2006年版《李大钊全集》作了修订。修订工作从2011年8月开始，至2013年4月结束，历时一年半。现将主要修订之处说明如下：
　　一、文字校勘
　　校勘是此次修订工作的重点。本次特别注意了底本的对比和选择。原则上以手稿、初刊本为底本，对全书200万言文字再次进行了校勘、审订。主要工作为：
　　1.多篇文章更换了校勘底本，恢复了文章原貌。如李大钊在中共旅莫斯科党支部大会上的两篇讲演记录稿——《中国最近的政变》和《中国的事变与本团的训练》，原来所采用的底本对原文改动、删节较多，此次改用1999年中共中央档案馆在《党的文献》公布的文本为底本，并再次与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原始记录整理稿作了互校。又如《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与《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以前采用的底本，并未完全依据《守常文集》原文排印，且改动之处不少。此次依据北新书局1949年出版的《守常文集》作了校勘。
　　2.对李大钊文章中引用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字，均依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整理出版的校勘本核校了引文。
　　3.对2006年版《李大钊全集》存在的一些排印错误作了订正。
　　4.李大钊讲演的记录稿，发表时大多未经作者本人审阅，文句有记录不准或刊印讹误之处，凡有可靠证据的，酌加订正；凡校正无据的，一仍其旧。
　　二、篇目编排
　　篇目编排，原则上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但对其中反映李大钊思想演变历程的标志性的重要文章，则按研究中新发现的史料和证据，进行了调整。具体为：
　　1.《青春》，原按《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6年9月1日）编排，本次修订后将该文改排在《民彝与政治》（1916年5月15日）之后。
　　2.《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原按《新青年》发表的时间（1919年9月、11月）编排，本次修订后作为第三卷的开端，编排在《再论问题与主义》（1919年7月21日）之前。
　　3.《俄罗斯文学与革命》、《俄国革命与文学家》两篇文章，原编排在1918年7月，现按新考得的依据改排在1918年1月。
　　4.在同一时间发表而写作时间不能确定先后的文章，则从文章的内容考虑，以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先后或文章内容的重要性编排。如《大哀篇》改排在《弹劾用语之解纷》之前（二文同时发表在1913年4月1日出版的《言治》第1期）；《暴力与政治》改排在《此日》之前（二文同时发表在1917年10月15日出版的《太平洋》第1卷第7号）。
《第一卷》
前言
隐忧篇
（一九一二年六月）
大哀篇——（一）哀吾民之失所也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弹劾用语之解纷
（一九一三年三月上旬）
筑声剑影楼纪丛·朱舜水之海天鸿爪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更名龟年小启
（一九一三年四月一日）
暗杀与群德
（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
筑声剑影楼纪丛·东瀛人士关于舜水事迹之争讼
（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
覆景君函
（一九一三年五月一日）
裁都督横议
（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
论民权之旁落
（一九一三年六月一日）
原杀（暗杀与自杀）
（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
论官僚主义
（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
一院制与二院制
（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
政客之趣味
（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
是非篇
（一九一三年九月一日）
论宪法公布权当属宪法会议
（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
法律颁行程序与元首
（一九一三年十月一日）
文豪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欧洲各国选举制考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各国议员俸给考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游碣石山杂记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自然律与衡平律》识．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风俗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
物价与货币购买力——致《甲寅》杂志记者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日）
政治对抗力之养成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一日）
国情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日）
警告全国父老书
（一九一五年二月初）
《中国国际法论》译叙
（一九一五年四月）
新书广告三则
（一九一五年四月）
国民之薪胆
（一九一五年六月）
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杂志记者
（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
民彝与政治
（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五日）
青春
（一九一六年四、五月）
《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新生命诞孕之努力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五日）
“第三”
（一九一六年八月十七日）
介绍哲人托尔斯泰（LeoTolstoy）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


《第二卷》
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九——二十一日）
共和国与荣典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法国内阁改组之由来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面包与和平运动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俄国大革命之影响
（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战争与人口问题
（一九一七年三月三十日）
调和之法则
（一九一七年春）
青年与老人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战争与人口（上）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美与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
学生问题
（一九一七年四月三日）
学生问题（二）
（一九一七年四月五日）
都会少年与新春旅行
（一九一七年四月七日）
讲演会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四月八日）
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二日）
大战中之民主主义（Democracy）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真理之权威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
大亚细亚主义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八日）
不自由之悲剧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九日）
受贿案与立宪政治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罪恶与忏悔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简易生活之必要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中心势力创造论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上）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中）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
（一九一七年五月二日）
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续）
（一九一七年五月五日）
川局罪言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

《第三卷》
《第四卷》
《第五卷》……精彩书摘　　左丘失明，乃传《春秋》。屈灵均忠爱缠绵，而蔽伤于谗，憔悴行吟，卒沈湘水，而（作）《离骚》、《楚辞》，《诗》亡而后，此其继音。马迁身被宫刑，填胸愤慨，《史记》之作，模式来兹。乃至少陵忧国，血泪挥干。白也无家，佯狂弃世。放翁有种族之痛，渔洋有故国之思。他如金圣叹、李温陵之流，千古奇才，竞罹惨祸，杀其身而不足，更毁其书。中土文豪，大抵有身世悲凉，家国陵夷之痛者。而环稽西乘，唐德系出名族，中年飘泊，流寓天涯，《神曲》之作，为意大利文学之警钟。杰尔邦德士少年投笔，荷戈从军，雷邦特之战，伤中左腕，展转归途，虏于海寇，五载穷岛，困苦作奴，僧侣救之，始返故国，潜心著作，致西班牙文学得跻于英、德之林。汉伯德曼目击社会悲惨，痛心阶级制度之不良，发愤著书，有十九世纪沙翁之目。伊普逊以贫商之子，生于北欧，寂寞荒寒，贫且不能自给，童年供使，药屋愉[偷]闲，辄事文学，大学卒业后，伤祖国文学之不振，闭户著书，对兹缺陷社会，不惮口诛笔伐，文章声价，重于全欧。士多林贝尔西幼时，无力求学，艰苦卓绝，著书自活，为文伤时厌世，颇极深酷凄切之致，瑞典奄无生气之文学，至是始有新机。托尔斯泰生暴俄专制之下，扬博爱赤帜，为真理人道与百万貔貅、巨家阀阅、教魔、权威相搏战，宣告破门，杀身之祸，几于不免，而百折不挠，著书益力，充栋汗牛，风行一世。高尔基身自髫龄，备历惨苦，故其文沈痛，写社会下层之黑暗，几于声泪俱下。凡此者类皆艰苦备尝，而巨帙宏篇，独能照耀千古者也；是岂文章憎命，才华有以使之然欤？抑遭时不遇，荡析流离，余兹历劫之身，乃得优游以事文学，故其言之深长足以动人欤？嗟嗟！江山故宅，文藻空存，册籍千秋，声华不朽。吾侪生兹末世，不见古人之面影，不闻古人之款謦，徒对陈编，怅维遗迹，叹文豪之遭遇，不禁掩卷失声也矣。而于彼古人，虽躯尽骨灰，一点灵光，尚能岿然与天地终古，亦安庸吾辈之欷歔慨感为者！文豪之幸不幸，夫岂在瞬息百年之遭遇也哉！
　　吾尝论文豪与世运之关系，其见重于社会，不在盛世，而在衰世。盖当承平之世，物阜民康，群德日进，饮食各适其宜，作息各得其所，凡属圆颅方趾之伦，均得优游歌舞于熙嗥和乐之天，击壤鼓腹之歌，曲巷流俗之谚，何莫非盛世元音，粉饰泰平，文章祝颂，岂必俟夫文豪者。若夫世衰道微，国风不作，举世滔滔，相率而趋于罪恶之途，百物丧尽，民不聊生，天地有晦冥之象，群象无生人之趣，倘无文豪者应运而出，奋生花之笔，歌黍离之章，则蚩蚩者不平之诉，呼吁何从，而精神上乏优美高尚之感化，忏悔之念，亦无自而发。人心来复之机既塞，惟日与禽兽暴掠强夺，相残杀以自活，其类将绝灭于天地之间也久矣。文豪之于衰世也，顾不重哉！顾不重哉！
　　抑吾闻之，千古之文章，千古文人之血泪也。盖欢愉之词难工，而愁苦之音易好。昔人尝有“诗以穷而益工”之语矣。夫喜怒哀乐，同为心理之变象，胡以一时感性之殊，发为文章，遂有声韵工拙之别。盖尝考之，其因缘有二：一世界观，一同情心也。吾人幻身于兹，假现世界，形躯虽间物我，精神则源于一。故优美高尚之文章，每为世人所同好。作者执笔之际，愁思郁结，哀感万端，悄然有厌倦浊世之思，精神之所倾注，恍然若见。彼真实世界之光影，不自知其流露于声气之间。人天物我，息息相见以神，故能得宇宙之真趣，而令读之者，有优美之感。
　　…………前言/序言　　1889年，李大钊出生之际，正值中华大地衰乱之时。正是由于以他为代表的一代先驱，立志“深研政理”，“再造”中华，首举“赤旗”，传播马列，“从此神州不陆沉”①，开启了后来新中国的创建。历史进入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接近于现实。在此，谨将我们在新版《李大钊全集》修订工作过程中秉承的理念、产生的思虑和取得的收获，略作申述，盼能稍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理解革命先贤李大钊。
　　一
　　《孟子·万章下》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清代学者焦循对此所做的解释是：一乡、一国、天下的善士，之所以能够相友，是因为“同在今世”，“若生今世而上友古人，则不同世何以知其人之善？故必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惟颂其诗、读其书而论其世，乃可以今世而知古人之善也。”①孟子所说的上古“善士”，并非一般人士，乃是周公、孔子辈曾立德、立功、立言、立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李大钊正是这样一位人物。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探索者。但是，斯人已逝，我们要想学习、了解他的思想，所能依凭的，只有其“永在”的“遗文”，中国“革命史上的丰碑”。②我们今天编辑李大钊全集，目标是努力以求全面而准确地反映李大钊思想的全貌，而为收入全集中的文章做注释，则是为了帮助今天的广大读者能够准确完整地读懂和理解李大钊的著述，也就是说，为他们“颂其诗”、“读其书”、“知人论世”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文本。
　　二
　　李大钊著作的搜集、编辑工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条件下开始，这就是1939年4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守常全集》，该书约20万字，收文30篇。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59年和1984年出版过《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上、下册）等。前书近40万字，收文133篇，后者增加到100万字，文章也增加到438篇。这两部文集，在当时对宣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它们都是在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下编成的，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政治气氛与盛行的政治思想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1959年出版的《李大钊选集》，不仅未能将当时已搜集到的李大钊论著全部收录，而且对收入其中的不少李大钊的文字进行了删节、改动。这种现象，即使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仍未能完全消除。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文集》，为了“维护”李大钊的光辉形象，对李大钊文章中关于“吴佩孚”、“考茨基”等人物的肯定或赞扬的言辞也予以删除。这种做法，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不能完整、准确地展现李大钊思想的全貌及其探索的曲折过程。而我们编注的1999年版的《李大钊文集》和2006年版的《李大钊全集》，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各种文集、选集所存在的某些不足，但是，由于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未能完全发现并改正这些版本中存在的此类问题，排版时仍以1984年版作为底本，致使一些原已存在的问题延续下来。
　　此次修订后，全集中所收李大钊著述，凡是当时公开发表、能够找到最初发表的原件的，一律使用原件作为底本排印，其他各种版本则只作为参考，力求所收录的文字均为发表时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