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金竹山：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先后出版《陈其美与辛亥革命研究》《蒋百里生平与军事思想研究》《白崇禧大传》《陈立夫大传》《张学良全传》《张元济传》《陈其美传》《黄郛传》《章乃器传》《蒋百里传》等。

◆内容简介

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吴国桢指出，蒋一生最爱读、读得最多的两本书是

《孙子兵法》和《战国策》。他从《孙子兵法》中学习军事谋略；从《战国策》中揣摩纵横捭阖的权术。蒋介石表面上以王明阳、曾国藩的理学标榜，但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权术以及帝王术的揣摩已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李宗仁说：“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该书稿讲述了蒋介石的的用人、识人以及纵横捭阖之术。

◆序言

在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各大军政幕府中，蒋介石幕府存在的时间最长 a，规模最大，如果夸张一点，也可以说是谋士如云、猛将如林了。这是蒋介石能够统治旧中国达 22 年之久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挑选幕僚的 ？他又是如何驾驭这个人数众多的幕府并维持它的运转的呢 ？

笔者在下面就此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讨论。

一、 以“三缘”原则遴选幕僚

熊式辉是政学系巨头，蒋介石的高级谋士，对蒋的了解相当深刻，认为 “蒋一切用人行政不外三缘（地缘、血缘和学缘）”。

董必武 1944 年在《大后方的一般概况》一文中也指出：“蒋和他的干部有三种关系”，即“亲戚关系”“同乡关系”和“同学或部属关系”。a 综合熊式辉、董必武两家的说法，著者以为，将其概括为血缘、地缘和业缘更全面些。下面分别叙述：

（一） 血缘

蒋介石很注重血缘关系，他特别倚重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等外戚成员。宋子文是蒋介石的妻兄，在蒋家王朝有国舅之尊，他历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院长等要职；孔祥熙是蒋介石的连襟，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宋、孔两人轮流为蒋介石执掌财政、经济、金融以及行政大权。

此外，蒋介石还任用了不少蒋氏族亲及外婆家的亲戚。

据《蒋氏故里述闻》一书记载，他们是：侍卫长蒋孝先、王世和，内务副官蒋孝镇、蒋富寿，军法司长王震南，信托局长孙义宣，侍从室组长汪日章，要塞司令孙星环，铁路局长孙鹤皋，空军司令毛邦初，军令厅长毛景彪，督察长毛圣栋等。

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四房夫人，但却是官方认可的“第一夫人”。蒋宋不单纯是夫妻关系，从公的方面说，宋氏担任过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评议员等多种职务，多次陪同蒋介石或代表蒋介石出国从事外交活动，是国民党对美外交的主导人物之一。更重要的是，在蒋介石的家族政治中，宋美龄与孔祥熙、宋蔼龄夫妇结为政治同盟，在幕后干预蒋的决策，具有相当的政治分量。

抗战时期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在日记中就宋美龄与孔宋等外戚结成政治同盟干政一事写道：“魏伯聪（道明）又谈：渠以为年事入老境者，无不受少妻支配，只是程度轻重而已，盖以方蒋介石与王宠惠者。按蒋先生之护庇宋孔，不仅不利于国家，且不利于宋孔（不能使其早接受小的惩处以远引，反使彼等生心活动地位，彼等之亲近更藉以蠢国）。” 蒋介石的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在其日记中颇有感慨地写道：“自古姻戚无不影响政治，委座不能例外，难矣哉 ！”由此可见，国民党上层人物都认为，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宋美龄及其背后的外戚势力支配的。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唐纵在其日记中有很详细的记载，这里不赘论。

蒋经国是蒋介石唯一的亲生儿子（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情人的私生子，从血缘角度讲是蒋介石的养子），他们之间也不单纯是父子关系。在蒋介石的部下面前，小蒋对老蒋不称“父亲”而叫“领袖”，这就明确说明他们之间是上下级关系。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是家天下，辛亥革命结束了家天下的封建帝制，在名义上建立了天下为公的共和政体，但家天下的残余观念的影响依然无处不在且十分强烈。蒋介石大权独揽，实际上是个未加冕的皇帝，他从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要培养儿子蒋经国接班。在大陆时，国民党内部阻力重重；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借重新洗牌之机加快了培植儿子接班的步伐，并且如愿以偿。1975 年蒋介石去世后，蒋经国很快顺利接班。

（二）地缘

中国由于地域辽阔，在历史上形成了以省为核心的强烈的地域观念，同省的人称老乡，显得特别亲切，这就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地缘观念。蒋介石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地缘。一位在海外研究中华民国史的学者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蒋对其浙江籍追随者有特别的感情，也信任邻省江苏籍的追随者。他早年同陈其美在一起的经历也许加强了这种乡情。在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年中，他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他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朋友后来成为他所信任的谋士。他们当中有张人杰、陈果夫、陈立夫、戴季陶、黄郛和张群。他在其支撑派系的追随者中，同浙江人比较亲近。陈氏兄弟、戴笠、胡宗南就是引人注目的例子。”

蒋介石幕府成员中，浙江籍的幕僚人数最多，所处的地位最重要。张静江、戴季陶、黄郛、邵力子、蒋伯诚、姚琮、吴思豫、翁文灏、孙越崎、陈其采、周骏彦、陈果夫、陈立夫、陈诚、陈布雷、朱家骅、胡宗南、蒋鼎文、汤恩伯、陈仪、俞大维、俞飞鹏、戴笠、毛人凤、徐恩曾、周至柔、俞飞鹏、俞大维、俞济时、林蔚、潘公展、董显光、吴嵩庆、毛庆祥、毛邦初、毛瀛初、陈良等都是。他们中，张静江、戴季陶、黄郛是蒋介石最倚重的三大军师，而其他人物则分别为蒋介石掌握党权、军权、特务权以及交通、财政金融、军需、后勤、机要、审计、侍卫等重要部门，他们是蒋介石幕府中最显赫和最有实权的人物。

江苏（清末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上海在行政区划上归江苏管辖）与浙江毗邻，这两个省的经济文化都很发达，江苏与浙江历来联系在一起，被称为江浙。基于地缘的因素，蒋介石也很信任江苏人，在他的幕府中，江苏籍的幕僚人数虽然没有浙江多，但也有不少有分量的人物，吴稚晖、钮永键、顾祝同、叶楚伧、钱昌照、钱大钧、陈继承、余井塘、叶秀峰等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

（三）业缘

业缘的范围很广，包括诸如同学、同事、师生、结拜兄弟等多种关系。在上述关系中，蒋介石最重视的是师生关系和结拜兄弟关系。

蒋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他之所以能够在政坛屡仆屡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一人的黄埔系军队，这是蒋介石维持其统治的最有力的支柱。三民主义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中华复兴社等，是由一批狂热拥护蒋介石的黄埔学生组成的，他们中的骨干分子被称为“十三太保”。

杨杰说：“委员长的成功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

不仅全国所有的军事学校由蒋介石兼任校长，到了抗战时期，蒋还想兼任所有普通高校的校长。有一天，蒋邀教育部长陈立夫共进晚餐，对陈说： “全国军事学校，均由余兼校长；全国诸大学亦由余兼任校长如何 ？”陈委婉地回答说：“与其全国诸大学由钧座兼任校长，则不如由钧座兼任教育部长，立夫任次长为宜。文学校不若军事学校之单纯，不易管理也 ！”蒋考虑了一会儿说：“那么先以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为试，如何 ？”陈立夫不便再持异议。但经过几个月的试验，蒋介石因没有精力和时间常到学校视事，才打消了兼任所有高校校长的念头。

中国历史上“桃园结义”、“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蒋介石早年在家乡求学时，就与同学结拜过“十弟兄”。蒋走上政坛后，比任何人都要热衷于结拜兄弟。据学者研究，蒋一生与陈其美、黄郛、张静江、许崇智、邵元冲、吴忠信、张群、戴季陶、杨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十人结拜为异姓兄弟。蒋之所以热衷于此道，在其未发迹以前，是为了攀附贵人以便让把兄提携自己。“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蒋发迹后，仍以结拜的方式羁縻他人，为其效忠，或者是利用一时。因此，蒋介石与其结拜兄弟的结局也各不同：对长官许崇智，蒋是忘恩负义，逼宫夺权，然后将其打入“冷宫”；对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等实力派首领，蒋是利用于一时，其结局往往是反目成仇，乃至兵戎相见。而陈其美、张静江、戴季陶、黄郛、张群、邵元冲、吴忠信等则是蒋的提携者或死心塌地的追随者。

对于蒋介石热衷于以结拜兄弟的封建落后方式笼络他人，陈铭枢曾当面对他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当蒋循例提议与陈铭枢结拜兄弟时，陈当面对蒋说： “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用它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 ！你现在是国家元首（国府主席），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陆海空军总司令），只要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都会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单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杜塞了贤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向背 ！” 当然，像陈铭枢这样不讲情面当面提出批评的人毕竟是个个例，其他的人即使不愿高攀，也只是通过第三者出面委婉地加以拒绝。

当然，三缘之内的人物仍有亲疏之分。军统著名特务头目毛森就说：“在党国要人中，我亲耳听到称蒋公为父兄，自称为子弟者，仅戴雨农（戴笠）、陈诚和汤恩伯三人。（戴有时称蒋公为家长，对外人多称蒋先生。）”

戴笠、陈诚和汤恩伯与蒋介石都是浙江同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亲切，蒋介石也最信任他们。蒋介石的黄埔系大将宋希濂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是亲戚和同乡。”

就以宋希濂本人来说，宋希濂与胡宗南都是黄埔一期学生，论统兵作战的能力，在国民党军界公认宋比胡要强一些，但就因为宋是湖南人，而胡是浙江人，无疑蒋介石更信任胡宗南，胡所统率的军队数量远远超过宋，这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蒋介石先后赋予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个浙江同乡以特殊的军权，让其自成庞大的系统，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的军权。陈、胡、汤三人因此被称为蒋介石嫡系中的“三鼎甲”。蒋介石的这种特殊安排，在非浙江籍的黄埔系军官们看来是绝对的不公平。不平则鸣 ！ 1944 年，黄埔一期出身的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陕西人）大闹昆明，气得陈诚胃出血的事件就是对这种不公平的公开反抗。

1945 年 4 月，有两个黄埔军校毕业的同学在重庆分析黄埔军校同学将来的发展趋势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将来的军事实力，会落在浙江人 手中。”b

其实，蒋介石未必不清楚统兵作战并非浙江人最擅长的领域。但他执意如此安排，必然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那就是在他看来，只有重用同乡，才能确保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总之，通过“三缘”，蒋介石幕府内形成了以亲属关系、裙带关系、派系关系、同乡关系、结义关系等为结构的权力分配系统。

当然，在“三缘”之外，蒋介石也先后延揽了一批重要幕僚。如何成湖睿、贺国光、贺耀组、吴铁城、徐永昌、王世杰、吴国桢等。此外，蒋还延揽了蒋廷黻、何廉等一批类似“客卿”的人物为其效劳。他们看起来地位很显要，但并不是心腹人物，多数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

何廉是南开大学著名经济学家，20 世纪 30 年代被蒋介石延揽加入南京政府，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农本局局长等职务。何廉在回忆录中认为，他和翁文灏等人“虽都在政府中位居高职，比起‘圈内集团’来，毕竟还是外人。我们并非政府的里层人物，也非党的成员，我们不过是政府里的‘装饰品’”。

总之，蒋介石通过上述各种途径，笼络了大批各式各样的人才。何廉在回忆录中说：“最后，我开始认识到，他认识人，也懂得用人，但是他不懂得制度和使用制度。我和他谈问题时，一谈到许多事情该制度化的时候，他的注意力就会向别处转移。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他办起事来，首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而不是靠制度。”a

总体来看，蒋介石幕府，可以说是谋士如云，武将如林，其规模和人才质量，均远远超过了清末和民国时期各大军政幕府。蒋介石幕府里，文臣或长于谋略，或精于理财，或擅长组织，或文雄一世，或善于游说四方；武将则能征惯战，文韬武略，也都是一时之选，极一时之盛。这是蒋介石能够击败对手，统治中国 20 多年的原因之一。

二、以权谋术驭众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有一门极端发达而又成熟的学问，那就是帝王术。帝王术是一门研究如何扬君王之威，求驭下之策的学问。这门学问的集大成者是战国时代的韩非，他创立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体系，特别强调君王必须讲求驭下之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亲，天下不得不为己听”。历代帝王及著名政治家无不以韩非子为师，蒋介石也不例外，他的一生之所以能够战胜无数的政治军事对手，主要依靠其高超的政治权谋手段。

长期追随蒋介石的吴国桢指出，蒋一生最爱读、读得最多的两本书是

《孙子兵法》和《战国策》。他从《孙子兵法》中学习军事谋略；从《战国策》中揣摩纵横捭阖的权术。蒋表面上以王明阳、曾国藩的理学标榜，但实际上，对中国古代权术以及帝王术的揣摩已达到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境界。

李宗仁说：“蒋先生统兵、治政的本领均极端低能，但其使权谋、用诈术则天下第一。”

张发奎评价蒋介石说：“他熟谙机巧权术，他知道怎样去欺骗、威胁、分化他的政治对手，善于运用‘银弹攻势’。我知道在许多例子中，他运用这一战术诱导敌人向他投靠。例如，唐生智、俞作柏被蒋先生策反，转头对抗桂系，又如冯玉祥、唐生智的部属被他贿买倒戈，还有余汉谋转而反对陈济棠，等等。纵横捭阖是蒋先生取胜的重要原因。……自私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我们中国人比外国人更加自私。袁世凯固然也依赖权术与金钱，但他的政治权谋不如蒋先生这样成功。我相信，自民国肇建以来，蒋先生是运用政治权谋的第一名。他希望别人对他诚实，但他自己不诚实。”

陈铭枢曾上书指出蒋介石的六项缺点：“（1）全凭主观；（2）对部下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干涉权责，破坏牵制；（3）以权谋术数驭众，所用者类属权谋术数之流，以之对内争尚可收效，以之用于现代国家对外斗争则全属外行；（4）临时应付，全无国策；（5）偏听不确实及伪造的报告；（6）无中心的集议。”

吴国桢、李宗仁、张发奎、陈铭枢与蒋介石都有数十年的交往，他们的评价虽然难免有偏激之处，但总体来看应非无中生有。事实上，早在 1926 年3 月 26 日，蒋就在日记中写下了座右铭式的格言：“政治生活全是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

蒋介石的驭下权术层出不穷，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以派制派分而治之

蒋介石的嫡系分成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三大系，到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又有了太子系等派系。在黄埔系内部，又有陈诚的“土木系”、何应钦系、胡宗南系等。这些派系都以拥蒋为出发点，但在拥蒋的前提下，各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矛盾十分尖锐，常常势同水火，甚至相互陷害、仇杀。蒋介石则高高站在他们之上，操纵驾驭他们。为此，唐纵在日记中曾感叹：“党内派系对立，门户森严。”

对于蒋介石以派制派的权术，许多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并且有深刻的分析。

陈立夫说：“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

校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康泽说：“蒋好用权术，制造矛盾，掌握矛盾，使部下各树一帜，互相牵制。今天的分崩离析一半也是他自己造成的。”

何廉说：“委员长老是准备让他随便哪个下属成群结党，只是要由他来当头头，而事实上，他是每个派系的最高领袖。每当有一个派系组建时，事先都得报告他，并经他同意。他随时注意着派系的进程，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他也知道派系之间的角逐，但是只要在他面前保持一致，他就高兴，这是他所希望的。在理解委员长的品格和心理上，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心底里，委员长有一种操纵驾驭的嗜好，他要在矛盾中显示他的至高无上。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要派系继续活动，唯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合在一起。这并不是说他不是真正要消除国民党与三青团之间的摩擦，可是他做不到。当然表面上，他能将上层三青团的头头和国民党的掌权者叫在一起训他们一通。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唯命是听，但这两个派系的下级在当地依然争斗不误。玩火者，火闹大了，是控制不了的。”

美国将军史迪威在 1944 年 9 月 22 日给美国参谋总长的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已沦为一群互相倾轧的落伍派系，一种不稳定的平衡局势，既无强有力的原则，也无民众的基础。蒋用巧妙的政治手腕，操纵这些派别而统治”。

因此之故，蒋介石的高级参谋郭汝瑰后来总结说：“蒋介石一辈子玩弄权术，他暂时成功在这上面，最后失败也在这上面。”

（二）因人而异区别对待

蒋介石幕府中，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蒋根据不同的对象，区别对待。

对于追逐名利之徒，蒋则尽可能地给他们以高官厚禄。财政部、军需署、后勤部、审计署都由蒋介石的亲信和私人控制，国库犹如蒋的私人钱包。蒋不仅用金钱、官位、美色收买分化敌对阵营的对手，也用这些手段笼络自己的亲信。蒋介石早期的亲信幕僚钱昌照说，蒋介石习惯于每到年终，给左右亲信的人都送一笔钱，以示笼络。b 在唐纵的日记中，也有数处提到蒋介石给亲信幕僚送金钱。

对于少数品德操守良好且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参政的知识分子，蒋知道不能单纯地用金钱笼络，则放手让他们发挥才干，不加干涉。如对钱昌照、翁文灏等人，钱昌照留学英国，怀有“工业救国”的强烈愿望。回国后，由连襟黄郛推荐给蒋介石，成为蒋的亲信。钱昌照在教育部办理移交时，蒋问钱：“听说你在教育部节省了一笔钱，有多少 ？”钱答：“21 万元。”蒋立即说：“这笔钱你自由使用，不必移交。”钱马上回答：“不行。公家的钱，我不能自由使用，这是攸关人格的问题。”c 蒋了解钱的脾性后，再也不向钱昌照送钱。钱昌照与翁文灏后来主持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经济部。有一次，钱昌照以资源委员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蒋听了很满意，对钱说：“把这事交给你啦。”自此以后，钱昌照用蒋的名义发号施令做了不少事情，有时连相当重要的事也不需汇报，有一次翁文灏颇有顾虑地对钱昌照说：“不好吧 ！”钱很有把握地说：“可以放手做，委员长不会反对。”

对于陈布雷那样愚忠的少数旧式知识分子，蒋则以尊重其人格相待，使之有知遇之恩。尽管陈布雷比蒋介石小好几岁，但蒋对陈口口声声称“布雷先生”而不称其名，相见之时，蒋总是颔首倾听、态度专注。蒋介石这种 “礼贤下士”的作态，使陈布雷感激涕零。1936 年 1 月 11 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写道：“接蒋先生复电，嘱安心静养，不必急急入京，假期即再展延十天亦可。诵电，感激无量。此次因病请假，京中猜测纷纷，有谓因不满意于政治组织而称病者；有谓因人事关系而拂袖以行者；甚至谓对某种职务未获任命而失望者。大抵皆误认余为有‘政治抱负’（即做官举趣之谓），或政治欲望之一人，而鲜有同情于余之病苦者。独蒋先生始终谅解，宽其督责，多方安慰，语有云：人之相知，贵相知心，蒋先生之知人，每能洞见其肺腑，斯非常人所可企及也。” 陈布雷五十岁寿辰，蒋亲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志”赠陈，“略表向慕之意”。显然是自视为刘备，而以诸葛亮比陈。为此，陈布雷在 1939 年 12 月 26 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五十初度……是日蒋公手书‘宁静至远，淡泊明志’，八字以为赠，勖勉期许之意溢于言表，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蒋的一套笼络手腕，使陈布雷始终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信条，直至在大厦将倾之时，自杀以殉蒋。

对于戴笠之类无恶不作、声名狼藉的特务头目，蒋出于需要而予以重用，但在内心中却从不把他们当人看。拿戴笠来说，戴掌握军统这个庞大的特务组织，手握生杀大权，权倾朝野，让人谈虎色变。但蒋对戴无丝毫尊重，平时可以随意责骂、罚跪甚至抽耳光。蒋规定，特务人员的职权范围，就是做他的耳目和工具，“除服从领袖命令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地绝对服从主官的命令，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

为了让蒋介石放心，戴笠经常自我表白说：“在领袖没有命令叫我不做以前，只要一息尚存，我还是要始终如一，贯彻到底，生死成败，在所不计，一切的一切，但求对得起领袖。”还说：“如果领袖叫我去死，我心里有一句怨言，我对不起我生身父母。”还说：“如果父亲做贼、母亲偷人，领袖问我，我隐讳一个字，我便不是我爷娘所生的。”

但蒋介石并没有因为戴笠的表白而放心睡大觉。为了防范戴笠，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排不同的职能部门对戴笠予以牵制和监视，以防其尾大不掉。对此，戴笠本人也有所觉察，他曾对人说：“这个工作做得好，头一定给敌人杀掉，做不好当然要给领袖杀掉。”

（三）大权独揽  事必躬亲

蒋介石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一生始终信奉必须“王权在我”，也就是说，大权必在自己手中，而不能太阿倒持。蒋介石一生的职务屡变，任过的职务大小数以百计，但从 1926 年起，他就始终是权力的中心所在。

何廉说：“政府的真正实权所在，始终是围绕着委员长转的。委员长不仅是行政院的头，军事委员会的头，党的头，如果化成实权来说，他是万物之首。因此，他的个人总部或参谋部——侍从室——在一切领域中都居于重要地位，处理一切和委员长有关，更确切地说，和中国有关的事。”

一旦大权旁落，宁可弃职而去，也绝不恋栈，做伴食之宰相。因此之故，蒋介石一生几起几落，成为民国史上的独特现象。

蒋介石最害怕大权旁落。自掌权之日起，蒋一切以我为中心，遇事专断。吴国桢指出：“他（著者按：指蒋介石）唯一的弱点就是嗜权，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全和扩大权力。因此，他一方面采取措施，压制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另一方面在自己周围只用些愿意充当工具的人。”

陈布雷曾经感叹说：“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事事要亲自处理，个人辛苦固不辞，但国家大政，不与各主管官商定，恐将脱节。”

唐纵也说：“委座忧勤，事无巨细，无不关注。”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政务更加繁杂，等待蒋介石处理的公文更多了，每日批阅文件，签发命令，听取报告，核改方案，时间常在 10 小时以上。这样工作，短期内是可以维持的，但时间长了，就难以吃得消了。

唐纵 1943 年 2 月 21 日的日记写道：“吴麟孙（蒋的侍从室医官）私语，委座于旧历年初，吐痰带血，现略平复。但委座镇定如常，处理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曾不少酸甜，令人感激不已 ！惶恐不已 ！”

蒋介石事事独揽大权，表现在作战指挥上，便是他爱越级亲自干预战场指挥。蒋介石喜欢在百里千里之外遥控指挥，干涉战斗部署。

蒋介石越级亲自干预指挥的习惯，他的机要电台接线员王正元知道得最清楚。王正元回忆说：“蒋介石经常越级指挥，战区司令长官或集团军总司令一级尚未接到命令，蒋介石就直接打长途电话给军长一级。这样一来，不但中央一级部署乱了，连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部署也被打乱了，弄得中央作战部门和前线高级指挥官严重脱节，怨声载道。如陈诚和薛岳通话时说：‘委员长屡次布置的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这样我们就很棘手了。’……蒋介石经常利用长途电话随心所欲，从中插一杠子，完整的作战计划虽被打乱了，但哪一个也不敢非议。蒋介石自己下达军令，自己指挥战事，已成为他的习惯，一天二十四小时内，他不论什么时候叫接长途电话，即使是深更半夜，前线高级指挥官们也要从床上爬起来接听。……蒋介石每每亲自部署一事，往往一夕数变，经常是尚未考虑成熟，就下达命令。上面接到命令，研究后刚刚通过实行，传达到下面，岂知蒋介石一时心血来潮，又打长途电话给司令长官更动刚下达不久的命令。蒋介石这一套经常出现，弄得上下都无所适从。” 蒋介石喜欢越级指挥，只是表明他对自己的自信，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指挥水平有多么高明。魏德迈将军在回忆录中说：“史汀生问我，委员长的军事才能如何 ？我告诉他：据我判断，从现代的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一个经过严格训练的或者熟练的战略家。他曾经非常顺利地领导中国军队，反对过中国的军阀和共产党，但他显然对现代军事策略和战术知之不多。我补充说，许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和心理的）所产生的压力会耗尽任何一个人的才智和力量。在他的周围有一些他能绝对信任的军事顾问，这无疑是很重要的。”

蒋介石的越级指挥，令所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感到头痛。龙云在一则电报中说：“委座之遥为指挥已成习惯，不易改正。论理则行营不但指挥部队，即司令长官也可指挥，主任职权不为不大，但因上述缘故，遂无法负责。”

由此看来，蒋介石根本不懂得作为最高统帅，主要应抓战略上的关键性大事，“将能而君不御”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一条经验。蒋介石不理解前线局势情况不是地图上所能完全说明的。而且，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他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了，军师长们也都知道执行他的命令，是要打败仗的。但是，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出了乱子，又怕受军法审判。所以，有时明知不对头也只好执行。反正执行命令，败了好交代，免得自作主张担风险。

历史上，宋太祖遣将用兵喜欢在后方“遥制方略”，前线将领指挥作战

“咸听成旨”，其结果往往贻误战机，导致“覆师丧旅，”蒋介石似乎是重蹈了宋太祖的覆辙。但蒋也有他自己的苦衷，在一次军事检讨会议上，蒋曾如此当面抱怨自己的部下：“现在有很多人批评，以为统帅部对各级将领限制太多，拘束过严，这是不合事实的。如果我们一般将领能够彻底奉行命令，誓死达成任务的话，那我何至像今天这样的辛苦 ？”a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蒋介石未能培养出一批能够独当一面的、具备战区指挥能力的将才，这是他军事上经常吃败仗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外，由于蒋介石喜欢包揽一切，如陈仪所说的，领袖的脑壳决定一切；那么，久而久之，参与决策的幕僚们自然会产生一种依赖而不负责任的心理， “一切唯总裁是赖”；长此以往，必然导致统治效率的急剧降低。韩非子《八经》谓：“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上之智。”从这个角度讲，蒋介石只能算是“下君”了。

一个原本亲信的幕僚，如果被认为不忠，立刻就会失去蒋介石的宠信。张静江、何应钦、酆悌、晏道刚、卫立煌、曾扩情、贺衷寒、邓文仪、杨杰、钱昌照等一大批幕僚，因种种原因先后被蒋介石疏远，或被蒋介石打入“冷宫”，或被蒋介石暂时罚坐冷板凳，或者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在著者看来，蒋介石与以上亲信幕僚疏远或分道扬镳的原因，有的看起来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

只有那些善于揣摩蒋介石旨意，唯唯诺诺，从不忤逆他的意志的人，才能善始善终。张群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张群追随蒋介石六十多年，两人从未翻过脸，张群的朋友们曾经对此议论过，“众友评岳军，只能呼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唯知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张群本人颇有自知之明，曾对镜自言自语说：“张群何人 ？蒋介石走狗也。”张群晚年还对台湾的新闻记者说过一句名言：“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吃什么菜，我就做什么菜。”这实际上是对张蒋关系的总结。因此之故，与蒋介石生同年、幼同学、同赴日本留学的溪口小同乡杨志春批评蒋介石：“骄傲专擅，用人不问邪正，只顾顺逆，独裁偏见……”

这样一来，蒋介石难免蒙上只用奴才之讥讽。李宗仁说：“蒋只知一味地制造奴才，而不敢培植人才。”

抗战期间，民盟中央主席张澜曾写信给蒋介石，批评蒋氏左右“无忠直之士”。

陈布雷则借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娿”来形容蒋介石与其幕僚的关系。一个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和一群唯唯诺诺的官僚宠臣构成了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

《史记·商君传》云：“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蒋介石的失败，正是“墨墨以亡”的又一例证。

另外，蒋介石对其高级幕僚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宁可腐化，不可恶化”。所谓“恶化”就是左倾化；所谓“腐化”，无非是吃喝嫖赌、三妻四妾、贪污受贿一类的老套。蒋介石对其高级文武官吏的腐化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少加以过问。这样一来，国民党的高级文武官吏吃喝嫖赌、三妻四妾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如此长久普遍地腐化下去，不用说政治无法清明，就是对于高级将领的战斗意志和胆量来说也都是严重的腐蚀剂，使人髀肉复生、斗志全无、不堪再用。

蒋介石幕府里这种人才的逆向淘汰机制是个人独裁制度下的必然产物。这一点，在军事人才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蒋介石东征西讨立下过战功的所谓“八大金刚”“五虎上将”等，到了 20 世纪 40年代，要么已经老朽腐化，不堪重用，如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朱绍良、刘峙等；要么已经与蒋分道扬镳，或离心离德，如陈铭枢、杨杰、卫立煌等。而蒋介石在 20 世纪 30 年代以后刻意栽培起来的陈诚、胡宗南、汤恩伯等，又并非大将之才。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看出了蒋介石用人的特点，他在给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一再指出：“看来蒋委员长的个人偏向，喜欢任用故旧和他个人认为可靠的老伙伴，以担负重要的职位。至于明知他们腐化贪污有据，或缺少能力等，他却置之不管。”“与他长期相处的经验表明，他已经不再可能进行变更与改革，或裁汰左右的庸人，任用贤能。……蒋委员长之选择人员，不是根据于军事上的才能，而是根据于个人的可靠与否，以致政府和军事指挥的局面都每况愈下。”“蒋委员长之选任人员，是全凭个人可靠性而不凭军事能力。”“也不能撤换一批无能的官僚以引进能胜任的人。”

1941 年 5 月间，熊式辉就预言“再过两年，恐无可用之将”。

陈布雷则焦虑地说：“现在的干部不行，行的干部在哪里 ？新的干部又

如何始能起来代替旧的干部呢 ？这是一个大难题，目前的党，是发牢骚的集团，既无权又无能。”

蒋介石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颇感叹我文武人才不济”。

在蒋介石幕府里，庸才去不了，而有用的人才又不能脱颖而出，到最后形成无人能用的局面。

到 1946 年蒋介石挑起反共全面内战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我们看看国共内战中五大战场国共双方主帅人选，就不难分出高低：

东北战场：国民党军三任主帅杜聿明、陈诚、卫立煌；解放军主帅林彪、罗荣桓。

华北战场：国民党军主帅开始时是傅作义、孙连仲两人，1948 年后是傅作义一人；解放军主帅则是聂荣臻。

华东战场：国民党军三任主帅薛岳、顾祝同、刘峙；解放军主帅陈毅、粟裕。

中原战场：国民党军三任主帅刘峙、顾祝同（兼）、白崇禧；解放军主帅刘伯承、邓小平。

西北战场：国民党军主帅胡宗南；解放军主帅彭德怀。

在上述各大战场中，解放军主帅彭德怀、林彪、聂荣臻、陈毅、粟裕、刘伯承、邓小平、罗荣桓等都是一流的军事家，而蒋任用的主帅人选则相去甚远。连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也承认：“共军的领袖，都是极端能干的人，远胜国军将领。”

刘峙、顾祝同、胡宗南等国民党军的战区最高指挥官，可以说是平庸无能的代名词。以顾祝同为例，此人军事指挥才能平庸，人称“顾粥桶”。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 1946—1949 年的国共内战中首先担任陆军总司令，不久兼任徐州司令部司令，直接指挥华东、中原两大战区 100 多万大军与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作战，后又继陈诚担任参谋总长，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仅次于蒋介石、陈诚。对于这个顾祝同，国民党统帅部高级参谋郭汝瑰的评价是：“为人阴柔无疾言厉色，表现不出大的才干，但还平稳。”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少将则对顾祝同出任参谋总长、余汉谋出任陆军总司令感到失望，他说：“遴选这种军官来担任这些很重要的军事职务，殊令我感到失望。他们的军事背景缺点甚多，他们都是固执支持蒋委员长的人。显然，他们的任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由于他们有才能。我从前会见过他们两位，深感他们缺乏个性。”

在整个国共内战期间，国民党军方面出过风头的倒是傅作义、白崇禧这两个杂牌军头目，但蒋对他们并不放心，既利用又防范，相互牵制，不可能成大事。

1949 年 2 月 23 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李宗仁派来的“求和”使者江庸、颜惠庆、章士钊和邵力子四老时，谈话中毛泽东曾问到：“你们看蒋介石为何失败 ？”

对此，身为法学名家的江庸老先生脱口而出：“我以为主要是不能用人，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

当然，蒋介石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但他在选人用人上存在的问题，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历史总是会给后人留下值得回味的经验教训。但令人触目惊心的倒是唐朝的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指出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由此可见，凡是涉及人性中根本弱点的东西往往是很难克服的。

◆ 简要目录

综述

第一章  两位“良师”

第一节  蒋家王朝第一号军师张静江

第二节  蒋家王朝的“师保”吴稚晖

第二章  两位“益友”

第一节  蒋记三民主义理论家戴季陶

第二节  “政治南伐”的关键人物黄郛

第三章  新政学系巨头

第一节 “诸葛亮”杨永泰

第二节 “和事佬”张群

第三节  多谋而寡断的熊式辉

第四节  多面人物吴铁城

第五节  “民主先生”吴国桢

第四章  新老 C.C.系首领

第一节  C.C.系主帅陈果夫

第二节  C.C.系副帅陈立夫

第三节  新 C.C.系主帅朱家骅

第五章  两大超级“财神”

第一节  国舅宋子文

第二节  连襟孔祥熙

第六章  经济巨头

第一节  工业巨子钱昌照

第二节  经济主官翁文灏

第三节  “煤油大王”孙越崎

第七章 “八大金刚”与“五虎上将”

第一节  党军大管家何应钦

第二节 “福将”刘峙

第三节 “粥桶”顾祝同

第四节 “飞将军”蒋鼎文

第五节 “和平将军”张治中

第六节 “嫡系中的杂牌”卫立煌

第七节 “儒将”钱大钧

第八节 “八大金刚”之尾陈继承

第八章 嫡系中的“三鼎甲”

第一节 “小委员长”陈诚

第二节 “西北王”胡宗南

第三节 “中原王”汤恩伯

第九章 其他重要军事幕僚

第一节 “小孟尝”何成濬

第二节 “战略专家”杨杰

第三节 “安边儒将”朱绍良

第四节  悲情大吏陈仪

第五节  侍卫将军俞济时

第六节  标准幕僚林蔚

第七节  黄埔名将杜聿明

第十章  力行社台柱

第一节  政训头子贺衷寒

第二节  别动队头子康泽

第三节 “复兴社的戈培尔”邓文仪

第十一章 特务头目

第一节 “希姆莱”戴笠

第二节 杀人魔王毛人凤

第三节 中统元凶徐恩曾

第十二章 三大“文胆”

第一节 “和平老人”邵力子

第二节 朝秦暮楚的周佛海

第三节 “文胆”兼幕僚长陈布雷第十三章 “贤内助”宋美龄

第十四章 霸业继承人蒋经国

参考征引书目文献

◆书摘

第一章 两位“良师”

以国民党元老资格辅佐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过程中起过关键作用，且被蒋介石尊为“良师”的，有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他们被称为国民党的“四 X”。其中张静江、吴稚晖更是不遗余力地维护和帮扶蒋介石，发挥的作用更大。

第一节  蒋家王朝第一号军师张静江

在蒋介石崛起及其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张静江发挥过独特的作用，蒋介石尊其为“良师”。

一、以金钱资助孙中山，赢得“革命圣人”称号

张 静 江（1877—1950）， 谱名增澄，后改名人杰，字静江，晚年又号卧禅。1877 年 9 月 19 日（清朝光绪三年八月十三日）生于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湖州市）南浔镇。先世以经营丝、盐起家，逐步积累了巨额财富。到清末，南浔镇有所谓“四象、八骆驼、七十二只肥猪猡”的乡谚。其中刘、张、庞、顾四大巨富号称南浔“四象”或“四大金刚”。张静江的父亲张定甫，生子七人，张静江居第二，人称老二先生。张静江出身豪富家庭，从小养尊处优，张家虽为他延师教读诗书，但张静江对攻读圣贤之书兴趣不大，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骑马，常常在南浔镇小街狭巷中纵马疾驰，以致科举功名一无所成。张静江 19 岁时突发骨痛症和眼疾。骨痛症使他一条腿残废无法正常行走，眼疾又使他视力严重下降。与张静江有数十年交往的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在《谈卧禅》一文中说：“我初识卧禅，他不过 24 岁，已是‘眇能视，跛能履’，虽还不是卧禅后几年抬在椅上的形态，但已是初步。……他的眼镜和皮鞋均与普通人不同！别人偶然可以借朋友的眼镜和鞋，他则不能！他的目与足均与常人迥异：普通人的眼镜玻璃不过像是一张平面纸作微凸之状而已；在卧禅则不然，其镜之玻璃不但特别厚而且均匀，故别人绝不能借用；其鞋之特殊，则类似以前女子缠小脚时所用之裹高低，即足与鞋底之间置一木块，名曰：裹高低；卧禅之鞋与此有略似处，因足为风湿病变其骨型所致然，所以他走起路来很不方便！”

足疾和眼疾折磨了张静江一辈子，但他个性顽强，并不因身体残废而消沉。他转而研究书法和绘画，并在古董鉴别方面下了一番苦功夫，这为他日后经营这方面的国际贸易打下了良好基础。

张静江 20 岁时，由其父做主与苏州道员之女姚蕙订婚。姚家虽慕张家富有，但总嫌张静江无功名而美中不足，在姚家的示意下，张父以 10 万两白银的巨款为张静江捐了个江苏侯补道的官衔。1902 年，杭州人孙宝琦出任驻法公使时，张静江就凭候补道的官衔随赴巴黎，在驻法使馆任随员。使馆并无张静江的工作，张静江认真考察了中国货物在巴黎的销售状况后，于1907 年回国，从其父亲手里取得 30 万元巨款，前往巴黎开办独资经营的通运公司，专卖中国古玩古瓷，兼销丝茶绸缎，并且很快将业务扩展到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获利甚多。

张静江不仅是一名长袖善舞的富商，而且对政治也非常热衷。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张静江就对腐败无能的清王朝十分不满；又受到当时法国盛行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就成为一名激进的反清革命的倡导者，他以中国无政府主义的“宣讲师”自居，经常在旅欧华人中发表反对清政府的言论。1905 年年底，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国的轮船上邂逅相识。罗家伦主编的《国父年谱》是这样描述的：“时人杰乘轮赴法，闻先生（指孙中山）同舟，遂趋谒，自道姓名，谓先生曰：‘君非实行革命之孙君乎，闻名久矣。余亦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近数年在法经商，获资数万，甚欲为君之助，君如有需，请随时电知，余当悉力以应。’先生乃与之互约通电暗号，约定ABCDE之次序：A为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 E为五万元。后先生从事革命每遇困难，辄得其巨资相助。”面对这位素昧平生、初次见面即许下重大诺言的富商，孙中山开始时是半信半疑，但仍觉得是遇到了一位“奇人”。

1906年12月，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等在巴黎成立世界社，次年1月，又创办了《新世纪》周刊，由张静江负责经费，吴稚晖负责编辑，李石曾、蔡元培、褚民谊等协助撰稿，介绍薄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学说，猛烈抨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号召进行社会革命，与日本东京的《民报》相呼应，使反清革命的影响日益扩大。1906 年张静江返国途中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队伍中的有力一员。次年6月张静江在香港养病时，同盟会香港分会负责人胡汉民、冯自由请他补行入会手续。当他看到同盟会盟书中有“当天发誓”的字样，便对胡、冯二人说：“余为无政府党，不信有天，如许余不用‘当天’二字，当可如命。”胡汉民和冯自由对这位富商破例应允了。于是，张静江便以自己的方式履行了入会手续，成为同盟会的正式会员。

1907 年，同盟会总部经费枯竭，筹款无着，困难万分。胡汉民向孙中山建议向张静江求援，孙中山虽然心中没有底，仍按照与张静江的约定发了电报，电文仅一个“A”字，数日后果然有一万元从巴黎汇来。后来费用不够，孙中山就对胡汉民说：“他是个很爽直的人，我们就打一个 E 字去吧。” 胡汉民照办，果然就有5万元汇了过来。孙中山得到款后，大喜过望，立即让胡汉民写一长函致谢，并报告款项用途并说明今后之计划。a 张静江复函孙中山说：“余深信君必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长信多多。”张静江以捐输资财赞助革命的独特方式对反清革命做出了特殊贡献。对于张静江的这种仗义疏财之举，孙中山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自同盟会成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也称赞张静江“开国有功”。孙中山并称之为“革命圣人”，并亲题“丹心侠骨”四字相赠。在湖州南浔镇张静江故居正堂的柱子上，游客还可看到孙中山亲自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静江正在上海。他大力支持陈其美、于右任等人在苏浙沪起义响应。张静江在上海的寓所，成为革命党人的秘密交通站，催促孙中山回国的电报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二、结识蒋介石并结拜为金兰兄弟

就在这一时期，张静江认识了在陈其美手下奔走的蒋介石。据说，张静江开始对这个年轻人印象并不好，认为他浮躁。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提请张静江出任临时政府财政部长，但张静江却坚辞不就，他约集兄弟数人，加股通运公司，准备扩大贸易。当时，南北尚未统一，张静江与褚民谊等人捐献 10 万两充作军饷。这对当时财政极为拮据的临时政府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资助。

1913 年 3 月 20 日，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遣的凶手刺杀

于上海火车站，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陈其美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军进攻北洋军占据的江南制造局，张静江亲赴前线激舞士气，并在经济上予以大力支持。上海讨袁失败后，张静江又与蒋介石潜赴南京，参与南京的讨袁斗争，但江苏的讨袁斗争也已接近失败，张、蒋已无能为力，次日便返回上海。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悬赏通缉革命党的高级干部。张静江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想方设法掩护革命党人，资助他们中的一些人离开上海，亡命国外。当时，陈其美和蒋介石还留在上海，企图再次举事。

10 月 1 日，陈其美奉孙中山的电召，离开上海赴日本，参与创建中华革命党，蒋介石则留任在上海。当得知孙中山、陈其美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的消息时，张静江立即响应，在国内按规定履行入党手续。1913 年 10月29日，蒋介石由张静江做监誓人，在上海填写了入党誓约，成为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之一，他的入党誓约是102号。蒋介石在陈其美赴日前，受命负责上海方面的工作。

12 月间，蒋介石赴日本。不久，蒋介石经陈其美的介绍，晋见了孙中山，1914 年年初夏，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从日本回到上海，准备再次在上海发动讨袁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制订了一个夺取上海的作战计划，准备分三路起事。但蒋介石等人的活动刚刚展开，就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悉。 5 月 30 日夜间，闸北巡警出动，破获了蒋介石等人的秘密指挥所，搜去枪械和文件等，有4名革命党人遇害。蒋介石逃到张静江的寓所，也被军警跟踪，差一点落网。不久，袁世凯将蒋介石作为主犯加以通缉，蒋不得不于6月间亡命日本。

蒋介石离开上海后，张静江也离沪去了巴黎。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陈其美、居正、许崇智、胡汉民等人的大力支持下，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了一个带有强烈宗派情绪和关门主义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提名张静江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但此时，张静江似乎很消极。他仅允“摆摆名字”，声称“一切公事，我都不管”。因此，直到 1915 年 2 月，中华革命党才正式成立财政部。

蒋介石赴日后，继续追随陈其美从事反袁活动。1916 年 5 月 18 日，陈其美在上海为袁世凯派遣的凶手刺杀。陈其美的遇难，使张静江和蒋介石失去了共同的朋友，对于蒋介石来说，更是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政治上的保护人。蒋介石在为盟兄陈其美料理完后事，寻找新的政治靠山时，把目光投向了张静江。张静江的财富、与江浙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张静江与孙中山的特殊关系对蒋介石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于是，蒋介石开始有意接近张静江；而张静江对蒋介石这个同乡后生慢慢改变了看法。认为这个年轻人能文能武，是个有用的人才，于是也有了结纳之意，并且多方面给予支持和鼓励。

1916 年，在张静江的说合下，张静江、蒋介石与时任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的许崇智焚香换帖，三人结拜为盟兄弟。张静江为大哥、许崇智为二哥，蒋介石为三弟。从此，张静江便以盟兄的身份提携蒋介石。

上海是旧中国最大最繁华的都市，既是全国经济、贸易中心，也是一个声色犬马、光怪陆离的城市，号称十里洋场。许多人一进入这个花花世界，便身陷其中而不能自拔。无论是陈其美，还是张静江、蒋介石，都是情场高手。蒋介石不仅迷恋上海灯红酒绿的生活，而且喜新厌旧，一连娶了两房小妾。蒋介石是个亡命徒，金钱有限，张静江多方予以资助。据说在南京市档案馆中，尚保存有蒋介石写给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还有材料说，张静江先后借给蒋介石的钱达 10 万元之多，蒋介石还不起，就要他的第三夫人陈洁如拜张静江为干爹，这样一来，这10万元就当成了张静江的见面礼。

1917 年 12 月孙中山成立援闽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邓铿为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许崇智为支队司令。不久，又命令蒋介石为作战科主任。1918年 9月，蒋介石升任第二支队司令。蒋介石在粤军任职期间，由于陈炯明及其亲信把粤军视为自己的禁脔，对蒋介石这样的外省人有意排挤；加之蒋介石性情骄躁，与人格格不入，因此多次负气离职。或是滞留上海、宁波、奉化，或是闹着要出国留学，游山玩水，徘徊观望。从1920年至1921年的两年中，在粤军和上海、宁波、奉化老家间，曾七上八下，大部分时间是在上海和浙江老家度过的，真正在粤军所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3个月，每次都待不上几天就拂袖而去，有时“只不过是短暂地打个照面罢了”。而对这个动辄撂挑子的年轻将领，张静江和孙中山、戴季陶等时常对他进行指教规劝。蒋介石承认：“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将其视为仅次于孙中山的良师。

1920年2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宁波帮大亨虞洽卿为临时主席，张静江当选为候补理事。开始，蒋介石与陈果夫等合组“茂新号”，由陈果夫做经理，朱守梅做协理。同年年底，“茂新号”改组，张静江、戴季陶等参加进来，17 位投资人共同组织了一个经纪人牌号——“恒泰号”，向上海证券制品交易所缴纳了 35000 元保证金。这 35000 元分成 35 股， 1000元一股，其中，张静江5股，张静江的侄子张秉三4股，哥哥张弁群1 股，张望征 3 股。此外，还有蒋介石 4 股，戴季陶 2 股。蒋介石的股金4000 元也是张静江替他代缴的。蒋介石对此感激涕零。1921 年 1 月 10日，蒋介石在给张静江的信中说：“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以冀有成。弟自知尚有贤贤嫉恶一日之长，唯养气功浅，加之自少欠缺居敬工夫，持之不能恒久，故随俗变迁之病，仍不能免，每用自戒，而终未能痛改为恨。季陶为我益友，而公则为我良师也。唯自苦天资顽钝，素性暴躁，对于爱我诸公，恒未能奉若神明，而时出侮辱之言行，既伤感情，复灰友心，非有一二笃爱友好，严厉督责，因事规正，终恐陨越贻羞。因之每发岩居穴处甘与豕鹿为侣草木同腐之叹，沧白性懒，无足深责。季陶爱我而不知我之短处，且感情用事，责人太苛。日前广州之行，竟弃弟而不与携手，又只知骂人偷安，而不恤人之困难。吾公患病，行动不便，又不能常亲聆教，此弟所以孤陋益甚，日月无长进也。此次赴粤，实迫于孙先生之命，明知其地非我所能久居，其事非吾党所能挽救，而必欲强之使从，是亦至不幸之事，悔疚在念，敢为倾腹一谈。孙先生七日来电，命我速行。弟意：一、以动员之日起程；二、须季陶同行；三、请速汇（周）淡游、（邵）元冲之款；四、以个人私交，随从督战，勿居名义。祈吾公代复一电，措辞易圆，不致有伤感情耳。”由于有利可图，1921 年，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又投资组织了“利源号”，总资本 3 万元，每股 1000 元，分 30 股，张静江 1 股，戴季1 股，蒋介石 3 股。开始时获利颇多，但因为张静江投机心理太重，大量 “套利”，结果大败亏输，经理人周骏彦亏空 20 万元，两次跳黄浦江自杀未遂。

交易所投机生意失败，对财大气壮粗的张静江影响不是很大，但对蒋介石却是致命打击。以至于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上海学校的 15 元衣服费也交不出，不得不写信向张静江求援：“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唯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此所忝在爱下，故敢不避公私，剖腹一谈。”b

1921 年 6 月 14 日，蒋介石的母亲在溪口老家病故，蒋介石在办理母丧时，桂系陆荣廷发动了粤桂战争，孙中山决定讨伐桂系，兵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很快占领了梧州、浔州等广西重镇。为了彻底消灭桂系军阀，孙中山、杨庶堪、邵元冲等自6月下旬开始就不断致电蒋介石，要他葬母后立即 “墨绖从戎”。但蒋介石以母亲去世不久，要为之守孝为名，不肯离家。孙中山写了一封亲笔信，命张静江直接交给蒋介石。张静江臂缠黑纱赶往奉化，表示愿意替蒋守孝，促其赴任。情理难却，蒋介石才不得不跟着张静江上了路。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发动叛变，企图加害孙中山。孙中山在卫士的拼死保护下脱险，登上了永丰舰，随后电令北伐军回师平叛，一面致电蒋介石告以：“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总算还讲义气，得报后，决定立即赴难，并致书张静江，以后事及两个儿子相托，以示“决心赴难，虽死不辞”。蒋介石于6月25日离开上海南下，29日抵达广州，然后潜行穿越叛军的封锁线，登上永丰舰。对于蒋介石的到来，孙中山十分高兴，当即授以海上指挥全权，直到 8月 9日离开广州，经香港回上海，前后正好 1个月。蒋介石赴难勤王，大大地提高了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1923 年，孙中山决定以俄为师，改组中国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组织训练一支完全受国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

8月，孙中山决定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和王登云4人组成的代表团于1923年8月16日从上海乘船出发，至 12 月 15 日回到上海。蒋介石回到上海后，不去广州向孙中山复命，却跑回溪口老家去了。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催他去广州复命，蒋介石却置之不理。12月27日，张静江写信给蒋介石，劝他早日去广州复命。张静江在信中说：“介石吾弟如见：沧白来电，属转促速去。昨晤果夫，云吾弟之行期尚未定，奈何。以兄私意，似不宜再缓，并候近佳。兄人杰顿。”

经过张静江一再劝说，蒋介石才于1月16日赶到广州，向孙中山汇报其考察苏联的情况。

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改组后的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张静江就被孙中山提名为“中央执行委员会” 委员，并列入大会主席团，列席会议的蒋介石当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没有进入“中央领导机构”，蒋介石多少有些失望。但孙中山很快又任命蒋介石担任了黄埔军校校长，这又是蒋介石的一大胜利。蒋介石通过黄埔军校训练出了一支以忠于他个人为中心的黄埔系军队，成为他发迹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