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晦庵书话》虽已多次出版，但在当下读书界仍享有盛誉。原因在于唐弢历览经典著作，精骛、神游、静思、切问，体味经典思虑之深、情意之切、气象之宏、文辞之工，于浩繁典籍中发潜掘幽，在浸香书卷里获得智慧和安静，沉浸浓郁，快然自足。抱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坚守对世俗的警觉和反抗，与先贤对话、与现实对话、与未来对话，从而在探寻生命的根本价值和终极意义上，言自己之志，抒独立之言，抒写了特质性、独创性体验，为当下散文创作提供了值得学习和思考的最佳范例。

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术的享受。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四个部分。

唐弢以丰富、全面的藏书为基础，又比照传统版本、目录之学，为现代文学的文献研究作出开拓性贡献。一九四五年，唐弢开始写作现代文学;书话，;将每一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后多有人以;书话体裁归为唐弢首创。《晦庵书话》评论李大钊、鲁迅、刘半农、刘大白、王统照、朱自清、许地山、闻一多、朱湘、茅盾、郁达夫、郭沫若、沈从文等的作品，虽无当下学术著作炎炎巨制之形，却对现代文学的许多作品和事实做出了清晰明确的解说、考订、澄清，钩要提繁，为理解现代文学的历史地形打下了坚实基础。或叙其版本历史、事实掌故，或述己观点、审美情感，不以枯燥的资料汇编为己任，而力求将文艺的灵动融汇于充实的内容。

唐弢（1913_1992），浙江镇海人。现代散文学家、文史研究家。20世纪30年代起从事创作，以散文、杂文为主。40年代创办《周报》，主编过《文汇报》副刊《笔会》。出版杂文集、散文集、评论集二十余种。40年代以来，以;晦庵为笔名撰写;书话，用序跋式散文形式，钩稽现代文学、文化、出版工作的大量史料。

唐弢先生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家，这有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为证，也有他写的一系列研究鲁迅和其他现代重要作家及文学史各个阶段各种现象的论文为证。但我还是更看重他的书话，因为我从他的大量书话作品中既得到了许许多多他的文学史著作中没有的现代文学史;知识，同时也得到了;艺术的享受，两全其美，岂不更好？陈子善

唐弢先生本身就是作家，艺术感觉极好，深知创作的甘苦，他谈论作家作品，总是三言两语就能抓住作家的风格特色和作品的独特成就，把最有味道的地方传达出来。严家炎

唐弢先生自称;为读书而藏书，对;为藏书而藏书的旧式藏书家很不以为然，可这并不妨碍他的;嗜书如命，读《晦庵书话》不难明白这一点。唐弢先生是著名的杂文家、鲁迅研究家和现代文学史家，可我最喜欢的却是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的书话。陈平原

书话

读余书杂

诗海一勺

译书过眼录

书城八记

我写《书话》，开始于1945年的春天，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蛰居上海，有时披览书籍，随手作些札记。最初给我以发表的光荣的是柯灵同志主编的《万象》。不久，柯灵同志被敌宪逮捕，感谢友情的支持，我从别人口里得到他间接带出来的消息，仓皇离家。一面以;王晦庵名义，从龙华弄到一张;居住证，一面又在寓所附近另外找个安身的地方，独自住了下来。刚刚开始的《书话》，就这样宣告中断了。

那一阵风声很紧张。留居上海的熟人，一个个决定分头出走。我的离寓暂避，目的也是为了等关系。长夏缓缓地消逝了。到8月，日本投降，大家离沪的计划又纷纷打消。有一个时期，我因忙于别的工作，形成了与;书无缘的局面，当然也无从;话起。至于再次为《书话》执笔，则是出于《文汇报》编辑的敦促，他们指《万象》上的文章为例，约定每天一段，长短不拘。我于是又动起手来。其实发表的地方也不限于《文汇报》一家，先后登过《书话》的还有《联合晚报》以及杂志如《文艺复兴》《文讯》《时与文》等。不过登载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还是《文汇报》。计算起来，大约写了一百篇光景。后来又突然中断了。这次中断也有一个为局外人所不知道的内幕。1956年，当《读书月报》约我写《书话》的时候，我曾在《开场白》里交代过。现在就把它摘录在下面：

有一次，我的《书话》终于碰痛了一个大特务。他在汪伪时期担任过伪中央大学的教授，在上海开过旧书铺。利用书店做他鬼鬼祟祟的工作。;八一五以后，国民党官员;从天上飞过来，从地下钻出来，到处;劫收。这位;教授兼书店老板摇身一变，居然成为红极一时的;要人。我在《书话》里揭破了他过去的历史。他请《中央日报》总主笔来找我，要我在《书话》原地更正。否则的话，他手下有三百名全副武装的;豪客，随时随地可以枪毙我。人要活命，这是不错的，可是人也要有能够支持自己活下去的力量。我写的既然都是事实，事实又怎么能够更正呢？主笔劝我和他当面谈谈。我想，我诚然闲得发慌，却还没有;吃讲茶的工夫，便决定由他去。乱世人命，这一点我很懂得，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执行这个枪毙的判决。倒是《文汇报》编辑爱惜我，从此就不再来逼我写《书话》了。天下可做的事正多，我也乐得趁此放下这副担子

《书话》在解放前就是这样结束的。解放后为《读书月报》写的也不多，大约连载了三四期，我又忙着去干别的什么了，刚开头就煞了尾。去年起重新执笔，则是登在《人民日报》的副刊版上。当时曾经公开声明，没有时间不写，有时间写一批，陆续刊出。几个月来，或断或续，一共写了二十几篇。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个集子，我觉得数量太少，旧稿又大都散佚，只能就手头剪存的部分选改十几段，合成四十一篇。即使如此，它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册子。

中国古代有以评论为主的诗话、词话、曲话，也有以文献为主，专谈藏家与版本的如《书林清话》。《书话》综合了上面这些特点，本来可以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不过我目前还是着眼在;书的本身上，偏重知识，因此材料的记录多于内容的评论，掌故的追忆多于作品的介绍。至于以后会写成什么样子，那是将来的事，不必在这里预告。说句老实话，我并没有把《书话》当作;大事业，只是在工作余暇，抽一支烟，喝一盅茶，随手写点什么，作为调剂精神、消除疲劳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也希望读者只把它看作是一本;闲书。当你们工作后需要休息的时候，拿来随便翻翻，如果居然能够从中看到一星有用的东西，那么，你们的任何一点收获同时也将是作者的收获。

至于文章的写法，我倒有过一些考虑。我曾竭力想把每段《书话》写成一篇独立的散文：有时是随笔，有时是札记，有时又带着一点絮语式的抒情。通过《书话》，我曾尝试过怎样从浩如烟海的材料里捕捉使人感到兴趣的东西，也曾尝试过怎样将头绪纷繁的事实用简练的几笔表达出来。我现在可以向读者坦白：我是一个和文字结了缘的人，不得不时时探索这些问题，《书话》是我的描红本，它给我以锻炼笔头的机会。十几年来，所以一直没有放下《书话》的写作，这就是唯一的秘密。艺术无止境。自然，我的尝试是失败的，这个小册子就是一个失败的标本。有什么办法呢？虽然白发偷偷地爬上两鬓，而我还在为自己的描红本感到害臊。

晦 庵

1962年4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