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讲述了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传奇的一生。从顾维钧幼年求学开始，讲述了他海外留学、回国效力、活跃于外交领域、参与中国政治，以及晚年任职国际大法官等人生经历。作者引用史实翔实准确，对人物评价客观公允，叙议结合，文字平实流畅，可读性强。书中配有大量珍贵历史老照片，有利于读者更好了解传主生平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

◆  编辑推荐

数说顾维钧  

0.5    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各算一，其中半个是顾维钧。

1：    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2：   一生热爱祖国两度成为战犯。

3：    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  顾维钧与周恩来、张学良并称“民国三大美男子”。

4：    四段传奇婚姻。他曾有过四段婚姻：主命，与张润娥完婚，算是旧式家庭的旧式婚姻；主贵，与唐宝玥联姻，藉以发展自己的政治地位；主富，与糖王之女黄惠兰完婚，可以多财善舞；主爱，与严幼韵结合，相亲相爱，以期白头到老。

5：   历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

6：    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作者简介

杨红林，笔名南庄，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现代史专业，现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主要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与历史影像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有《经典影像背后的晚清社会》 《经典影像背后的民国社会》《1915：中国表情》 《绥远1936：失踪摄影师方大曾的抗战记录》 《慈禧回銮：1901年一次特殊的旅行》 《暗夜中的眼睛——一名日本间谍的摄影情报档案1924—1938》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有关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传记。放眼近代中国，顾维钧堪称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多姿，袁大总统身边红人、27岁任驻美公使、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四段传奇婚姻、政坛不倒翁、第22号战犯……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他一生出使多国，6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国务总理，但也曾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共产党宣布为头等战犯。从这个意义上讲，顾维钧的传奇又不是圆满的，如他“半个外交家”的身份一样，只能落得“半世繁华”。

◆ 简要目录

再版序：半世繁华，绝代传奇

第一章  锋芒初露：一代传奇的大幕拉开了

一、在袁大总统身边的日子

二、从圣约翰到哥伦比亚

三、外交部街的新气象

四、美利坚，我回来了！

第二章   1919，巴黎没有春天

一、一寸山河一寸泪：说“不”其实不容易

二、“五四”大潮中的苦涩与喜悦

三、新时代，新希望

第三章   风雨飘摇中的一束光：一枝独秀的外交事业

一、秀才与武夫的“蜜月”

二、比利时人服软了

三、日本人最发怵的对手

四、与加拉罕的不打不成交

五、世人皆知威灵顿•顾

第四章   自古才子多风流：民国三大美男子的私家传奇

一、顾少川作了唐少川的女婿

二、“糖王”千金的盛筵

三、与复旦校花的幸福时光

四、“美男子”间有故事

第五章   繁华散尽几多愁

一、被通缉的内阁总理

二、第22号战犯

三、梦回嘉定

附录一    顾维钧大事记

附录二   北洋政府历任外交总长

附录三    主要参考文献

◆上架建议

历史·人物传记

◆书摘

五、世人皆知威灵顿•顾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往往通过外交家来实现，因为外交家的形象直接代表自己国家的对外形象，而其在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中的风度和水平，都会对自己国家的对外形象产生重大影响。在这方面，顾维钧堪称近代国际外交舞台上最典型的代表。他学贯中西、仪表堂堂、学识渊博，而且具有雄辩的口才、良好的外语以及广泛的人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顾维钧的英文造诣非常高深，不但在国内很少有人能与其媲美，即使在英美国家的上流社会也堪称一流。当年他出使英国时，有一次同丘吉尔商讨中英间重要问题。结束时已是晚上９点，丘吉尔突然提出，这次会谈内容机密，无人记录，我日理万机记不了那么多，可否请写一备忘录午夜送来。顾维钧答，午夜太匆促，可否改为明天中午。第二天，当看完顾维钧送去的备忘录后，为人一向严苛的英国首相竟连连称赞其不但记忆力好，英文更是流畅清晰。要知道，丘吉尔本人可是举世公认的驾驭英文的大师，后来还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呢。由于这些原因，在顾维钧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外交生涯中，其英文名字——威灵顿·顾（Wellinton Koo）常常被国际同行挂在嘴上。

关于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的风采，关于他的机智与幽默，至今还流传着不少逸闻趣事。有一次在华盛顿参加午餐会时，顾维钧正好坐在一名漂亮的外国女士旁边。那个年代，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往往傲慢地认为中国人都是些开餐馆、洗衣店和修铁路的苦力。因此对于身边的中国男子，那位女士也一时竟不知如何与其交谈。开饭后，第一道上的菜是汤，喝完汤之后，这位女士终于试探性地开口跟顾维钧讲话，她问顾维钧，您喜欢这道汤吗？但是她先入为主的认定顾维钧只会讲洋泾浜英文，所以便慢吞吞地问Like Soup？（喜欢汤吗？）顾维钧当时礼貌性地笑着点点头，也没有回她的话。用餐完毕后是讲话环节，于是那位女士惊讶地发现，原来午餐会的主讲人竟是身旁的中国男子。只见顾维钧起身用标准流利优美的英文发表演讲，然后在掌声中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落座后，他慢慢地问身旁那位女士，Like Speech？（你喜欢这篇演讲吗？）那女士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赶紧向顾维钧道歉。还有个故事说，有一次在华盛顿的一个国际舞会上，顾维钧和一位美国小姐共舞，这个小姐问他：“请问您喜欢中国小姐呢？还是喜欢美国小姐？”只见顾维钧面带笑容地回答：“凡是喜欢我的小姐，我都喜欢她。”

正如外交学者温源宁所称赞的：“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顾维钧博士，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光芒四射的星星。……他的朋友和敌人全都会承认，在国外代表中国利益的中国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顾博士更好的了”。的确，许多于顾维钧同打过交道的西方人无疑都深有同感。在目睹了顾维钧的外交表现后，当年一位美国五星上将曾不无感慨地对他说：“你们中国样样不如人，政治不修，科学落后，经济落后，军备亦落后，但以外交言，却办得高明，可以说与国力不相称。日本虽强，但在外交方面却远不及中国”。即便是将顾维钧视为眼中钉的日本人，有时也不得不佩服这一点。在一次鸡尾酒会上，有名日本外交代表曾意味深长地对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说：“你的丈夫对中国服务太勤奋了，他至少比中国进步二十年。你在中国也是现代化人物，但中国对于你俩任何一人都从不见有何酬劳！”大名鼎鼎的《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当年曾同顾维钧颇有交往。在回忆北洋政权末期的北京政局时，他感慨地承认，虽然那时顾维钧只是徒具虚名的政府的顶梁柱之一，但却能与各国新闻界维持和谐的关系，而且从未请求对某件新闻作特殊处理，或命令将某件新闻压下不发，不管所涉事件对那摇摇欲坠的政权有多大损害。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在提到曾提到“威灵顿·顾”这个名字时也不吝赞美之词地写道：“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江湖地位可不是一天奠定的。能够在国际外交界获得广泛的赞誉并结交众多的朋友，顾维钧也走过了漫长的路。

遥想在巴黎和会上扬名立万后，顾维钧便开始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纵横驰骋。顶着巨大的光环，刚刚三十出头的他甚至腾不出时间衣锦还乡，就被政府留在欧洲继续承担重要使命。1920年11月，顾维钧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了国际联盟第一次大会。在国联大会上，他凭借着外交和政治的广闻博识，阐述了按地区出代表的原则。出人意料的是，这条原则竟从此被所有国际组织公认，而作为三等弱国的中国由此被选入国联理事会，顾维钧则顺理成章地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对于顾维钧在国际外交界获得的殊荣，当时的国人可谓五味杂陈。著名的《东方杂志》曾就此发表评论称：“惊骇者若而人，庆贺者若而人，华族寓公，人人色喜。记者目击情状，汗流浃背；思中华民国自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起，在国际上所处之地位，已与列强同等矣。”而英国驻华公使艾思顿在给外交部的年度报告中也写道：“尽管内部可悲的困难，中国赢得外国更高的尊敬；当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时，国际尊敬的高潮开始涌起。日本虽然取得当时政治上的胜利，中国赢得道德上的胜利，并在赢得国际行政院席位时达到巅峰。”1921年 2月21日，国际联盟行政院会议在巴黎举行，顾维钧又作为中国政府全权代表在国联理事会上当选为修改国际联盟盟约委员会委员。

   在多年闯荡国际外交舞台的生涯中，几乎所有的海外媒体在谈到顾维钧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是正面的、积极的评价，甚至是不吝溢美之词，这种国际声誉一直持续到了抗战结束。1946，国内有记者撰写了一篇题为《国际红人顾维钧》的报道发表在《新闻天地》第11期，非常传神地概括了顾维钧的国际影响力：

   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顾的国际声望，涨到了顶点。伦敦泰晤士报说他是全场风度最好，言谈最好的老外交家。在当前外交圈子中，顾少川（维钧），不仅是中国的“红人”，而且是国际的“红人”了。联合国成立大会在伦敦开会，顾少川代表“五强之一”的中国，发表了很多次演说，每次都非常扼要，明晰和得体。一位英国老牌记者，在会议休息中，翘着大拇指告诉我“威灵顿顾，大会中最成功的一个”！

   顾少川本人就是这样，他对人周到，周到到务必使对方痛快。他逢人见面便拉手，逢到中国人，他总是问“好吗？什么时候上伦敦来的？”遇见外国人也是一样。有一次，我在巴黎碰见卢森堡的外交部长薄克，他最引为光荣的是“威灵顿顾是他的好朋友，”“因为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最大国家，卢森堡是仅只三十万人的最小国家”！

    联合国大会开会的时候，顾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点。英皇乔治六世宴各国代表，特别与顾少川周旋最久。伦敦泰晤士报，说顾是全场风度最好，言谈最好的老外交家，因之，大会期间，竞选新国联秘书长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请顾少川为候选人之一，因为每次顾的提议、演讲、解释，既不得罪英美，又不使苏联失望，即使大国满意，尤其使小国拥戴。这是几十年沧桑经验得来的技巧、手法，和眼光。在国联大会上，顾少川确确实实能表扬中国的泱泱大国之风。我听了他的演讲，问坐在我旁边的塔布衣夫人的感想，塔布衣夫人回答得很好：“1919年和会，他就是中国的地步，如今还是他，焉得不成功？”

正是由于多年来在国际上迅速积累了声望和人脉，即便在外交事务之外，顾维钧也总能显示出超乎常人的能量。1926年中秋节前夕，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已陷入财政枯竭的困境，就连公务员的薪水和军队的兵饷都无法正常支出。重压之下，时任杜锡珪内阁被迫集体辞职。而在新组建的内阁中，顾维钧应邀出任最烫手的财政总长。面对纷纷前来讨账的政府职员、大学教授和各路军阀，顾维钧居然神奇地帮助政府渡过了这次危机。原来，由于国内银行大佬们仅仅答应向政府提供50万元的贷款，顾维钧动用个人关系，从外国银行那里获得了一大笔没有任何政治附加条件的贷款。这个故事至今读来都非常有趣：当时北京有一家合资的中美商业银行，该行美方董事卫家立是卫理之子，而卫理曾在美国驻华公使馆长期任代办，后来成为华盛顿国务院远东司司长，他的孩子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其中卫家立与顾维钧就颇有私交。为了渡过燃眉之急，顾维钧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给卫家立打了个电话，说有急事相商。不料后者竟主动在电话中说：“顾博士，我知道你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请告诉我，你过节要多少钱？”顾维钧说要五十万元。出乎他的预料，卫家立居然说：“你的全部需要就这些？这就够啦？”还说：“如你需要，还可多些，但如你说五十万元已可应付，我们也能理解。”当顾维钧打探其有什么附加条件时，卫家立轻描淡写地说：“不，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愿告诉你，在你担任财政总长的任期内，我们都完全乐于提供贷款。我们的这次帮助并不完全因为你是财政总长，而是看在你顾维钧博士本人的面上。我们知道，顾维钧博士是不会令我们失望的”。就这样，凭借着顾维钧神奇筹集的一百万元经费，政府按许诺支付了行政机关薪金的40%、军警薪炯的70%和教育部门薪金的70%，从而化解了一场尴尬的破产危机。从中也不难看出，我们的顾博士在国际上是多么有人缘。

虽然在大多数西方人眼中，作为外交家的顾维钧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温文尔雅，但一旦触犯了他的底线，这位中国外交家也有翻脸不认人的时候。关于这一点，曾经长期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1]无疑有最深的体会。

那是在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高潮时期，突然发生了一件引起舆论界轰动的事件——时任内阁总理顾维钧采取了一个大胆举动，罢免了把持中国海关多年的英籍总税务司安格联，此即安格联事件。此事虽仅系北洋政府外交史中的一段小插曲，其意义却非同凡响。作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最典型的体现之一，海关总税务司长期由外人担任这种特殊形式，且不论其实际上对中国的影响如何，仅对国民心理上造成的阴影而言，已属不可容忍。一个主权国家的财政命脉操纵在外国人手中，所带来的恶果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从清末以来，总税务司就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对中国的总督人选都有发言权；而在外交方面，这一角色更是有着特殊的作用，以至于清朝的许多对外交涉，都听命于总税务司赫德。所以，就连许多西方人都指责说，本来是中国政府雇员的外籍总税务司俨然“成了他的主人的主人”。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现状即使到了民国也没有丝毫的变更。不过，顾维钧却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927年初，为了应付南方国民政府的军事进攻，迫于巨大的财政压力，北洋政府决定通过海关立即征收附加税。1 月 12 日，顾维钧以国务院摄行大总统名义发布总统令，安排海关征收附加税。不料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却一口回绝，声称海关不能征收未经条约列强批准的外贸税，无论政府决定采取什么行动，海关必须独立孤行。对于安格联如此傲慢的态度，顾维钧极为愤慨。毫无疑问，安格联的拒绝签字将意味着北洋政府会因财政危机而迅速垮台，而这也这直接挑战了顾维钧一向秉承的主权观。他义愤填膺地指出：“一个公务人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政府的命令，尤其是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应该知道他的地位特殊，无权使自己处于可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地位上”。虽然自清末以来海关总税务司就俨然是中国的 “太上皇”，但见过大场面的顾维钧却不吃这一套。于是乎，顾总理一声断喝，敢将皇帝拉下马！2月1日，北洋政府发布公报，明令将安格联革职，同时任命总税务司主任秘书易纨士暂代其职。

这条消息一经传出，国内外顿时舆论大哗。还没等英国人提出抗议，中国银行界却首先骚动起来。由于担心损害自己的利益，以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家璈为首的银行界头面人物直接找到顾维钧表示了他们的不满，甚至蛮横地扬言，如果政府不准备有效地应付局势，最好是辞职。同时，在北京的外交使团的代表也来求见顾维钧，要求一个满意的答复，对此顾维钧均表示了强硬的态度。不过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倒基本上是衷心地欢迎北洋政府这一决策的，舆论界一般都认为这是维护中国主权和中国政府权力的合法行动。《晨报》当时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就最能代表这种情绪，2月8日，该报就评论道：“安格联向有太上财政总长之称，既掌握海关全权，又负保管内外债之责，操纵金融，左右财政，历来当局无不仰其鼻息，而安格联之允诺，可以生死内阁，安格联之言论，又可以高低公债。虽安之滥用职权，有以致此，而官僚财阀迷信外人，实为主因，举国人心之愤慨已非一日，此次当局毅然罢免，无不痛快”。该报此后两天又连续发表题为“总税务司之地位”的社论，支持政府的行动。而《现代评论》的时评也认为，不管政府的动机如何，对安格联的“免职令一下，没有人不拊掌称快的”。

随后各方几经交涉，最终达成协议。为了保全英国人的面子，易纨士得以接任总税务司一职，而安格联则改为离职一年。一年后，在中国吆五喝六了几十年的老安灰溜溜返回英国，而这段民国外交史上著名的插曲也宣告结束了。对于这次震惊世界舆论的举动，顾维钧后来回忆道：“这段插曲更进一步加强了我的这样一种信念：只要中国立足于其合法权益的立场上，不管其行动在远东或在整个亚洲看来是如何引人注目或甚至令人震惊，也都将会在海外得到充分的理解。何况任何一个外国政府，如果它的官员像安格联一样行事的话，不论其职位多高，它也会像中国政府一样将其革职”。

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后，顾维钧虽然再也没有机会跻身于中央政府的最高层，但仍继续驰骋在外交界。20余年间，他先后担任驻法、英、美使节，同时也没有离开国际联盟这个外交舞台。由于他精通外文和国际法，擅长辩论，广交朋友，从而在国际范围内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顾维钧又被赋予参与构建战后新秩序的重要使命。1945年3月，他代表中国出席在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为此，美国顾问魏德迈曾这样称赞顾维钧，认为他在外交方面是杰出干练的代表，足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外交家相比。

1956年，年届古稀的顾维钧决定从台北“驻美大使”任上退休。过去的近半个世纪，无论是在哪个政权中任职，他所考虑的都是国家利益。而现在，该是为自己谋划一下剩余人生的时候了。更何况，尽管长期在外交界担任显赫的职位，但顾维钧却始终两袖清风，也没有积攒下多少“养老钱”。从这一点考虑，他也应该尽早脱身，以利用自己最后的能量去待遇优厚的国际机构中谋生。恰在此时，台北“外交部”发来电报，希望他同意竞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法官，以递补不久前中国籍法官徐漠在荷兰去世所遗留的空缺。

国际法院，即俗称的海牙国际法庭。作为联合国的6大机构之一，国际法院成立于1946年4月，其前身则是国际联盟时期的国际常设法庭。国际法院由15名法官组成，法官候选人需要在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分别获得绝对多数赞成票才能当选，每届任期9年，每3年改选1/3，以保持工作的连续性；全体法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推举院长，院长每届任期3年。按照有关规定，15名法官的构成中，分别是亚洲3名，非洲3名，拉美2名，西欧、北美、大洋洲5名，东欧2名；当选国际法院法官必须是品格高尚并在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认的国际法专家；在程序上，国际法院法官由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选举产生，而且都要获得绝对多数，所以往往数次投票才能成功；作为特权，5个常任理事国可一直有人担任法官。因此除1967—1984 年间由于特殊原因没有中国籍法官被提名外，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美、英、中、法、俄（苏）一直各占有一个名额。

想当年还在北洋政府时候，尽管中国只能算是三流国家，但由于顾维钧等一批外交精英在国际舞台上的闪亮登场，因此从国际联盟时期的国际常设法庭起，就有了中国籍法官的身影。著名国际法专家、曾任北洋政府外交及司法总长王宠惠，就曾于1921—1939年间任国联常设国际法庭法官。之后，郑天锡（1939—1946年间在任）和徐谟（1946—1957年间在任）又先后在国联和联合国出任这一角色。

其实对于顾维钧而言，如能在暮年进入国际法院工作，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也算是专业对口。因为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喜好国际法并有相当造诣。尽管当时台北政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日薄西山，但顾维钧仍信心满满地决定竞选国际法官职位。

当时，徐漠的继任候选人共有8人，其中有包括顾维钧在内的3个中国候选人，另两人是由荷兰提名的郑天锡和巴西提名的梁鉴立。不过这两位候选人在选举前均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弃权，郑博士还特意在确认弃权的信中写道：“我不能在未来选举中担任候选人，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我和我的同事已经提名顾维钧担任法官空缺候选人。”于是，真正的竞选便在顾维钧和日本的栗山两人之间进行的。如此看来，顾维钧的外交生涯似乎命中注定绕不开日本。进入投票环节后，顾维钧在安理会的每次会议上均获得实际多数票，但在联合国大会的历次会议上，不是选举无结果，就是栗山占优势，投票已超过10次，还是无法确认究竟是谁获选。直到1957年1月，由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的介入，日本放弃栗山竞选徐漠遗缺的候选资格，顾维钧才在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获选。后来在同年10月l日举行的第二任期选举中，顾维钧获得了绝对多数，从而确保了在国际法院中连任9年的职位。由于工作出色，顾维钧还于1964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直至退休。1966年10月，萌生退意的顾维钧以健康原因放弃竞选国际法官的候选资格，次年春便回到纽约定居。直到1985年,国际法院才再度出现了中国人的面孔。

即便是在晚年彻底退出外交舞台后，顾维钧也能凭借独特的个人魅力令“洋人”折服。有一天顾老早晨散步后去亲戚家，不料在公园门口迎面来了四名黑人将他团团围住，用低沉的声音喝道：“乖乖地把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否则老子不客气。” 只见这名白发苍苍的中国老头缓缓从身上掏出20美元说：“我老了，一直靠政府的救济金生活，想必你们早餐尚无着落，拿去吧，我们乃是兄弟，应该给你们。” 为首的那黑人一把夺过这张钞票骂道：“ 谁与你是兄弟？ ” 顾老当即从容不迫地回答说：“他们是白人，而你们是黑人，我是黄种人，我们都是有色人种，怎么不是兄弟呢？”结果，或许是“ 有色人种” 这几个字触动了那几名劫匪，为首的黑人沉吟了一下，随即便将美钞塞回给顾老，并说“我们是兄弟，我们怎能这样拿兄弟的钱？”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还了钱的4个黑人并没有马上离开，反而在问清顾老的住址后非要护送他回家。能在海外有这样的奇遇，恐怕也只有顾维钧这样的外交奇人才能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