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幼仪作为徐志摩“包办婚姻”的原配、“中国一桩西式离婚案”背后的女人，一直被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是“裹小脚的乡下土包子”，这本由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写就的祖孙二重回忆录，娓娓道出了张幼仪鲜为人知的、温婉坚强、不畏改变的一生。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一位中国女性在面临时代巨变之下的经历与选择，一窥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群体的处境与走向。

张幼仪在不重视女性教育的传统中国社会长大，在家人的安排下嫁给了门当户对但素未谋面的徐志摩，并产下一子。后随丈夫奔赴西学，遭到嫌弃，在怀第二个孩子四个月时被扫地出门，刚生产不久被迫签下离婚协议书，无意间成为“中国一桩西式离婚案”的女主角。在离婚后，她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像其他青年人一样，进一步接受教育和新思想，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立足。离婚之后，她回国担任了上海女子商业银行的副总裁，料理服装店铺的生意，独力抚养孩子，出于她对自己的要求与责任，在徐志摩父母十分需要她的时候也能表现出具分寸感的处事方式。甚至在徐志摩不幸去世后，她还对其遗孀陆小曼进行观照，用她自己的话说，“觉得观照她也是自己儿子的一份责任”。

这本书从侄孙女的视角写就，每一章是以祖孙各自叙述的方式展开，孙女的叙述中，也彰显了一种在东西方文化冲突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的过程和勇气。文字平实、真诚，兼具古典之韵味和现代之表达，蕴藏着祖孙两辈人摆脱命运桎梏的动人勇气和智慧，也拨开作者内心的中西文化迷雾。张幼仪和张邦梅各自为中国妇女的经历书写了值得记忆的一页，对生活在现代的女性而言，更是一件宝贵的礼物。

徐志摩、林徽因、陆小曼都是耀眼的明星，相形之下，遭受婚姻和人生巨变的张幼仪，发出的声音很少，本书是一种历史空白的填补。用作者的话说，“记述了张幼仪的故事和感受，让她也有讲话的机会”。


她是多情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也是民国一个被离婚的女人；她是乖巧懂事、万般顺从的好儿媳，也是曾名震上海滩的女企业家；她是前夫口中的“乡下土包子”，也是引领上海滩时尚潮流的服装店女板。她，就是张幼仪。
当世人艳羡着才情洋溢的徐志摩和林徽因、陆小曼的浪漫恋情，欣赏着徐、陆二人挑战传统的勇气时，却往往忽略了他的原配夫人张幼仪。本书作者张邦梅是张幼仪的侄孙女，她生长于传统中国家庭，接受西式教育，在她的追问下，张幼仪娓娓道出自己波澜起伏的一生。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她有传统的一面，但她还是家里一个没有裹小脚的女孩，一个在传统框架下奋力向学的青年，一个在怀孕三月被丈夫遗弃在英国沙士顿小镇时选择在海外独力抚养儿子的坚强女性；除了对严肃的外表和性格，她还有对爱人、亲人的一腔热情；除了“诗人弃妇”的头衔，她还是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她在大学教过书，还拥有自己的成衣品牌和独特的审美力……也许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张幼仪，一个常人眼中不曾看到的闪光女性。
平实的叙述中，蕴藏着张幼仪面对时代之变、婚姻之叛、丧子之痛，仍能坚守自我，向上生长的坚韧，以及摆脱传统桎梏的勇气。回顾自己的过去，张幼仪说，“我要为离婚感谢徐志摩。若不是离婚，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找到我自己，也没办法成长。他使我得到解脱，变成另外一个人。”

楔子
一章 一文不值
第二章 三寸金莲
第三章 福禄寿喜
第四章 嘉国邦明
第五章 女子的教育
第六章 腊雪寒梅
第七章 不三不四
第八章 如君之意
第九章 小脚与西服
第十章 贤贤妻子
第十一章 诗人哟
第十二章 感伤之旅
第十三章 尴尬地位
第十四章 尾声
后记
附录：纪事表
简体字版编后记

张幼仪，名嘉玢，1900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企业家，银行家，诗人徐志摩的原配妻子。1915年与徐结婚， 1922年应徐要求同意离婚。后于东吴大学教授德文，又于1928年担任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开办云裳服装公司等。1953年再婚，1988年病逝于纽约。
张邦梅，张幼仪的侄孙女。出生于波士顿，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修中国文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 士，曼哈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谭家瑜（译者），中国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学硕士。

这本由两代在美华裔写就的回忆录，是一幅打动人心、苦乐交织的中国映像。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这部作品展示了艺术的技巧、忆旧的天资、唱和的细腻、动人甚至令人伤怀的情感，以及得体、谦和的文风。这些并非仅仅将人们的注意力牵扯到作品本身，更是引向它的主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
在这部动人的祖孙二重回忆录中，幼仪面对自己的侄孙女，将其文化与性别角色的转变经由抗争的过程揭示出来。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第九章 小脚与西服
我们搬到一个叫作沙士顿（Sawston）的小镇，那地方离康桥大学大概有六英里远。多亏狄更生，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王家学院当文科特别生了。我们租了间有两个卧房和一个客厅的小屋，从客厅的凸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我们住的那条街只有三栋房子，环绕在我们四周的是羊儿吃的青草地。屋子后面通向一座高起的阳台，再走远一点儿，有个旁边长满杂草和灌木的池塘，就和张家合院后头一样。
起初，我希望学点儿东西。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我英文。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她要走的路太远，当时我已经学完字母表，会讲“早安”和一点点会话。我事后才纳闷，为什么我没有坚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让我继续上课。不过，那时候有太多事要忙了：买东买西，打扫内外，还有料理三餐。
我来英国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洁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许多年以后，我和第二任丈夫苏医生一起回沙士顿，很讶异当年自己是如何在那小屋里安排每天的日子的。我好像家乡的用人一样，坐着公共汽车去市场，再拖着食物回家里。有几个星期，我们接到徐家寄来的包裹，里头装了些中国土产和烹饪配料，可是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靠自己张罗吃的。我不晓得自己是怎么办到的。当时我啥事也不懂，又老是缺钱用，徐志摩给我的生活费几乎不够支付家用。市场离家很远，所以我大部分时候都仰仗一个把货车停在我们家门前，卖我新鲜食物的菜贩。那时候，我知道的事情真是少啊！我记得我们客厅的壁柜里有个奇怪的机器，我不晓得那是吸尘器，所以一直用扫把打扫。
那时我有没有想过我们夫妻都到西方以后，丈夫对我的态度会有所改变呢？在中国，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尤其是在公婆面前，以表示尊重。可是在西方，就我们两人一起，徐志摩和我本来可以为所欲为。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他爱来就来，爱去就去。虽然如此，他总是在家吃午饭和晚饭，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如果饭菜好吃，他就一句话都不讲；要是饭菜不好，他也不发表意见。他的心思飞到别处去了，放在书本与文学、东西文化上面。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我觉得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辞藻说出：我知道自己是旧式女子，但是若有可能，我愿意改变。毕竟我人在西方，可以读书求学，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情况总是：“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有时候乘公共汽车去校园。就算不去康桥，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地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他的名字叫郭虞裳，我搞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会有一天出现在我们家，然后就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了。起先，我以为是徐志摩需要那笔房租。现在回想起来，又认为大概是郭君一直独居，而徐志摩告诉他，住在一间有人烧上海菜给他吃的房子，日子会好过得多；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地独处。总之，郭君住进了另一间卧房。在这之前，徐志摩一直用那间房当书房。郭君不常去康桥，而是整天待在房里用功。所以，如果他要散步的话，有时候会和我一道去市场，或是到杂货铺帮我取些东西。我感谢有郭君为伴，至少他会和我聊聊。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他总是在学校。不过，有一次他带我去康桥看竞舟，还有一次带我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我们须得在白天去看电影，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我们本来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的一个朋友，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徐志摩就说，哦，好吧。于是我们掉头往反方向走。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
他是个艺术家兼梦想家，而我却完全相反。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的电影，结果却去了别的地方，这让我不舒服。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膝盖上，坐在漆黑之中。
我们在沙土顿的生活过得穷困潦倒。如今我一读到描写康桥的文章，就会想到当初我可以做的种种有趣的事情。我可以沿着几座古桥散步，欣赏那群建筑的结构；也可以坐在康河岸上纯粹享受自然。在硖石的时候，我渴望出门四处逛逛看看，可是家人不准我单独上街。到了沙士顿，我有出门的机会，却没有出去。
随着夏日的热浪来袭，我身上出现了有小生命的征兆。我从怀阿欢的经验确认了早上出现的反胃和虚弱的症状。在硖石的时候，我想要也需要生孩子；而在沙士顿，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怀孕期间我要怎么料理家务？我能在这儿养孩子吗？我有要回硖石吗？为了要怎么样把这消息透露给徐志摩，我左思右想了好几天。有天下午，我趁郭君出门时跟他说了大概。
徐志摩听了立刻说：“把孩子打掉。”
我这辈子绝没料到我会得到这种反应。就我所知，打胎是有生命危险的，只有濒临绝境的女人（有了外遇，或者家人快要饿死、喂不饱另一张嘴），才会冒险打胎。
于是我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徐志摩冷冰冰地答道：“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说完就没耐心地别过脸去。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我问。
他摇摇头说：“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在中国，生孩子是件有福气的事，特别是生男孩。为了延续香火和敬奉祖先，有要生小孩。我父母和公婆知道我又怀孕了，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可是徐志摩并没有考虑这些，他从西方撷取了另外一种习俗，要我把孩子打掉，好像生下这孩子是个耻辱似的。要是我们的双亲知道他把另外一个孙儿从他们手上夺走的话，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与我们相邻的房子住了一对姓胡的中国夫妇，两人都在康桥读书，而且是听了徐志摩的建议，搬来沙士顿的。他们家距离马路比我们家还远，所以他们经常穿过我们家后院去学校。和徐志摩谈过这件事的第二天，我在后面阳台晾衣服的时候看到了胡太太，就对她招了招手。
过了几分钟，她攀上阶梯，走到阳台和我寒暄：“你好忙啊，就跟平常一样，我方才还在想，去城里的时候要顺道问候你呢。”
那天我一整个早上都在想打胎的事，而且决定要问问胡太太，看她在这方面知道些什么。我想尽快打听到消息，以防徐志摩再问起我这件事。
胡太太漫不经心地倚着阳台的栏杆，摆出一副好像我们天天都讨论打胎的模样说：“这个，今年伦敦才刚成立了一家节育诊所，你说不定可以到那儿打。”
我问：“可是安不安全呢？”同时烦躁地看着正在晾晒的一块桌布上假想的污点，好躲避胡太太探询的目光。
“我不晓得，”她回答，然后好像在回想某件事情似的顿了一下，“说老实话，我听说到法国打胎比在英国打安全。”
接着，她用已经要结束这段谈话的语气强调说：“所以啊，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去法国打。”
说完，她就走下阳台阶梯继续上路了，我向她道谢。我看得出来，打胎这件事对她来讲似乎是个相当容易的决定。我很好奇她是怎么知道有信息的。难道她自己打过胎？是不是有中国女人一搬到西方就做这种事？
我搞不懂了。我们的小孩是老天爷送给徐家的礼物，为什么会有人想毁了他？身为这孩子父亲的徐志摩，怎么可以如此无情？如果他担心我没办法在西方抚养这孩子的话，我为什么不干脆回硖石生算了？
在我们整个婚姻生活里，徐志摩和我从没有深切交谈过。可是，因为是我哥哥帮我挑上他的，而且我知道他的家庭教养和背景，所以我信赖他。我认为他是个值得尊敬、对家人和宗亲诚实无欺的人，所以我期望自己下半辈子都顺着他。在徐志摩告诉我去打胎以前，我心里从没动过怀疑他的念头。
可是，过了这些日子以后，我发现自己怀疑起这个让我怀了他孩子的男人。难道我一直看错了徐志摩，一厢情愿假想他是个以学术才华光宗耀祖、事父母至孝、为人正直的丈夫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四哥、老爷和老太太也走眼了。我没法子相信这点。
假如徐志摩的一言一语暗示了他的想法或态度的话，他就不是我所嫁的那个人，也不是那个为了尽孝道而写家书给父母、顺从他们的愿望待我如妻子的人了。他变得完全不一样了，不只是衣着西化，连想法也洋化。我被他这种转变搞糊涂了。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他的朋友，比如狄更生，还有其他我不认识却听到他和郭君谈及的人造成的吗？还是他求学和读书造成的？这是令徐志摩改变的原因吗？
二哥在西方待的时间比徐志摩久，他的态度并没有变这么多。这也许不是时间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是一个人接不接受改变的问题。从小，我就听二哥说我生在一个变迁的时代，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现在正是我应该积极寻求内在改变的时机。假如我不想让徐志摩与我愈来愈疏远的话，我应该做的也许是：抛开信仰，打掉孩子。我决定这么做，不是为了顺从他，而是为了体谅他。我要尽大努力去打胎，即使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9月初的时候，我还没去打胎。老爷和老太太按月寄来的支票到了，过了没多久，还随船运了一个冬瓜和别的中国蔬菜来。打胎的费用太贵了，我开始显怀，心想徐志摩会处理这事吧。虽然我已经准备好打掉这孩子，可是徐志摩却没再提起。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他已经改变心意。不过，另外一件从我到西方以后就一直隐藏在幕后的事情，这时候碰巧浮现到幕前了。
有天早上，徐志摩对我宣布：“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
我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所以我很惊讶。可是我只对徐志摩点了点头，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
他说：“早一点儿。”我就告诉他五点吃饭。
他说：“好。”然后匆匆忙忙理发去了。
我那一整天都在打扫、买菜、准备晚饭。你知道我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我以为我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
打从我到西方的一刻起，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时，我就知道他心里藏了个秘密。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一定和那女朋友有关系。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和理发店在同一条街上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
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只晓得徐志摩要带个年轻女子回家吃晚饭。我只猜到他有女朋友，而且想知道他会不会试图对我吐露这事实。他大可以干脆一点儿，向我宣布她是谁，然后叫我接受她：这是中国人的一套。就算我给他生了儿子，他还是有资格拥有别的女人，不管是像老爷那样和她们玩玩了事，还是娶来做小老婆都行。
徐志摩要我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给了我这样的暗示：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我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徐志摩显然也会如法炮制。
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所以比我有学问多了。我料想她会讲流利的英文，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那她家人是谁？是哪个地方的人？他们认识谁？她兄弟又是何许人？
有一会儿，我想到徐志摩的女朋友说不定是个洋女人。他认识不少洋妞，说不定迷上了她们豪放的举止，大笑时把头往后一甩的姿态，还有穿着露出脚踝的裙子的模样。可是我很快又打消了这念头：不，那不可能，没有外国女人会同意以二太太的身份嫁进一个家庭的。
于是我发誓，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给自己吃定心丸：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我替他生了个儿子，又服侍过他父母，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

说也奇怪，我竟然想不起那晚来访的女人的名字，干脆叫她明小姐好了。我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是她的外表。她非常努力地想表现得洋里洋气，头发剪得短短的，擦着暗红色的口红，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惊讶得透不过气来，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我差点儿放声大笑。
所以，她根本不是我盼望看到的那种女人，我还以为她百分之百的新潮呢。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猜得没错。只不过，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外一位思想更老成、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这个明小姐根本不是徐志摩的女朋友，但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
我们四人（连郭君在内）坐在一起吃晚饭。明小姐说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长大的，而且提到了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几家人。她父亲在外交部任职，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我只有一个想法：如果明小姐家里这么新潮，肯让她只身到海外求学，为什么还把她的脚缠了？
后来，徐志摩、明小姐和郭君开始讨论英国文学，言谈间中文里夹满了英文词，所以我几乎没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我注意到徐志摩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看着地板，偷窥明小姐的脚。于是我不由自主焦躁地把我的大脚伸到桌子底下，差点儿就踢到徐志摩。他为什么如此平起平坐地对待她？她看起来是这么特异，那身外套和裙子与她的小脚摆在一起，完全不相称，而且根本不成比例。她父母看到她那样子把两只脚露在外面，会做何感想？
徐志摩把我给弄糊涂了，这难道就是他到伦敦两年来一直约会的女人吗？为什么是她？他老是喊我“乡下土包子”，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光看她那双脚，就显得比我落伍了。是，她受过好的教育，可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这种女人的话，他为什么不鼓励我向学？为什么不让我学英文？为什么不帮我变得和普通大脚女子一样新潮？
为什么徐志摩想要这个女人进门？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喂。我脑海突然掠过一个念头：徐志摩要我去打胎，是不是想把这女人带进家里取代那孩子？想到这儿我都想哭了。这女人对家里会有什么超过孩子的贡献吗？她是谁呀？我看她才不三不四。有了那双小脚，她只会给我制造更多家务事，我还是得一手包办买菜、打扫等种种事情，而且得像服侍老太太那样伺候她。
吃过晚饭以后，徐志摩把明小姐送到火车站，郭君回房休息。我被那个晚上搞得心烦意乱，笨手笨脚慢吞吞地洗着碗盘。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厨房洗碗。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在我身边转来转去。我对他气愤、失望、厌恶之至，差点儿说不出话来。我洗好碗盘以后，徐志摩跟着我走到客厅，问我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
虽然我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