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平装: 163页

• 语种： 简体中文

• 开本: 32

• ISBN: 9787213071683

• 条形码: 9787213071683

• 商品尺寸: 20.6 x 14.2 x 0.8 cm

• 商品重量: 259 g

• 品牌: 后浪出版公司

• 定价: 32元

编辑推荐

认识中国经济史不容错过的里程碑之作，国内学者首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著。
开创性提出“基本经济区”概念，大师级推演中国历史发展的经济逻辑。
洞悉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根由，回答中华文明的形成机制。
作者身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的高级经济间谍，传奇一生铸就本书精神底色。
李约瑟高度赞赏本书，并多次引用本书观点；周其仁在各种场合反复推荐大众阅读。

名人推荐

中国每一个强盛的朝代都形成了新的经济区，经济区越来越往南走，后来逐渐分离。国家靠基本经济区生存，谁控制了基本经济区，就控制了天下。掌控现有基本经济区，开辟新的基本经济区，成为历代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

——周其仁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这些见解我们容或可以闭目揣想出来，但经作者这样一证明，便使人特别确信了，用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得到这样好结果的恐怕还没有，作者谓其研究为前人所未试过，实在不算夸张。
——杨联陞 国际知名汉学大师、经济史家

迄今为止，所有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
——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大师

作者简介

冀朝鼎，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在国际上享有颇高声誉。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美留学，后获取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41年被中共组织派到国民政府从事经济工作，先后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等职，与孔祥熙、宋子文、翁文灏、胡适、蒋廷黻、陈光甫、贝祖贻、席德懋等人交往甚密，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在北平任“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多次动员傅作义起义，后来傅就是在冀家在北平的老宅决定起义的。
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持贸促会研究室工作，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 1963年8月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岳玉庆，四川大学外文系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现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青岛翻译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已翻译出版《沉思录》《林肯传》《伽利略》《日本帝国的终结》《轻松小魔术》《人性的弱点》《剩余人：反抗》《在咖啡馆遇见玛丽莲•梦露》《在咖啡馆遇见莎士比亚》《流动的权力》等多部译作。

目录

序言 
第一章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第二章中国治水的地理基础和经济区划 
第三章历朝治水活动的地理分布统计 
第四章承担中国国家经济职能的治水的起源 
第五章作为基本经济区的黄土地区和黄河流域中部 
第六章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过渡 
第七章长江流域的经济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出版后记

序言

本书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动力学这一概念，对了解中国经济史大有裨益。通过对修建灌溉防洪工程和运河的历史研究，追溯基本经济区的沿革发展，明确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工具和政治斗争武器的功能，揭示其转移过程及其与中国历史上兴废更替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以此为契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进行具体的、历史性的描述分析。本书并非重新解读整个中国历史，然而，如果能证明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有助于解决中国历史的某一个根本问题，也许对中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就会发生改变。为了正确看待这一理论并说明它可能的拓展和进一步应用，我也许应该略微说明一下自己从事中国历史经济研究的一般方法。
人类谱写历史，不仅是借助历史流传下来的某些背景知识，某种程度上还重新阐述着过去的历史。这是因为历史本身就具有历史属性，只能根据各个时代的经验，被其所理解、所利用。新经验会带来新的历史认识，根据新的理解，可以阐述新的问题，重新考查新旧证据，从大量看似无用的数据中遴选出重要事实。因此，历史必须不断重写，以满足每个特定时期的人类需要。历史重写，是人类努力驾驭历史力量的一部分，这一任务在历史进程的每个转折点都显得特别迫切。
自从 19 世纪中叶“中国开放”以来，重写中国历史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针对中国知识界，而且也针对世界知识界。通过开拓世界市场，资本家的对外贸易和投资已经创造了一种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使不同民族的发展不均衡的社会经济体制卷入世界历史的湍流之中。中国历史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历史，它已经汇入世界历史的河流。
西方的体制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反过来，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西方生活的一种重要元素。这种局面产生的深远影响，集中体现在 1925 年至 1927 年的大革命及后续发展中，数百年来第一次把中国社会动力学的最根本问题摆在了最为显眼的位置。
经济史，或者说辩证经济学，承认一个事实：要了解今日中国的根本问题，不能只靠研究当代的情况，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去研究，尽力解决应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而提出的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发现支配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当然，这一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历史和社会经济的综合。
但是，综合和分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无法机械地分开。综合意味着建立或者组织，分析意味着分解或者分割。然而，因为两者都排斥杂乱无序和随意为之，所以有一点十分清楚：不首先进行分解，弄明白各部分的意义，便不可能进行建立；同样，不首先弄明白各部分是如何组织在一起的，也不可能进行分解。把这一原则用于历史书写，意味着把分析研究特殊问题得出的主要看法进行系统综合；如果没有一种普遍方法指导梳理错综复杂、看似无意义的数据，分析也不会行之有效。这两个概念之间显而易见的矛盾，真实地反映了它们的辩证关系；它们都代表了科学调查这同一过程所必备的两个方面。一本书也许主要是综合的产物，或者主要是分析的产物，但是只有明确或者暗中认识到两个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调查研究才会有成效。
我研究经济史的最终目的是综合，但是本书主要以分析为主，通过分析研究大量之前未曾接触过的原始材料，追溯中国历史上灌溉和防洪的发展。这些涉及灌溉和防洪的材料都隐藏在地方志、中国水利专著和正史中。我研究的总体方向，大半基于我的预想和总体研究方法，特别是我对中国历史上灌溉和水运相应重要性的认识。然而，在仔细查阅了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的大多数可用资料之后，我才确信治水对中国历史的重要性，才萌发出基本经济区及其与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关系这一概念。目前这本书，完成于 1934 年 4 月，后来经过稍许修改；它代表着我在此领域的一些初步尝试，即界定概念，研究中国治水和经济区划的地理基础，以及简单追溯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转移等方面的问题。
因此，分析研究治水历史的原始材料后，产生了一个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又用作界定治水发展历程的手段。但是，一个概念就像一盏灯——一旦点上，照亮的就不仅仅是房间的一个角落。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可以用来阐述中国历史的每个基本问题。它强调的是中国经济的地方和区域特征。秦始皇（前 221—前 210 年）成功打破了战国时期各个国家之间的封建障碍，但是他取得的统一是松散的统一。不像现代国家一样，依靠经济联系凝聚在一起，这种统一是通过控制基本经济区进行军事和官僚统治而实现的。因此，它不可能长久，一旦基本经济区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统治者就会失去立足之地和补给来源。分裂和混乱就会随之发生，直到新的统治者扎根于一个基本经济区，并依靠经济区重新实现统一。这就是中国古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真正含义。这是一条铁的法则，它准确描述了中国历史从第一个皇帝到 19 世纪闭关状态被打破的半封建时期的一种基本趋势。
基本经济区的存在，促使土地制度和税收方法产生地理差异，加强了不同地区不均衡发展的自然趋势。它还影响了商业资本的分布，并为其发展创造了不同的条件。土地制度、税收以及商业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意味着社会特征和地方统治集团权力的差异、剥削程度的差异、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差异。这些差异的性质永远无法改变中国广阔领土上基本同质的社会结构，但是却足以影响阶级斗争——特别是农民战争——各个方面的发展。此外，尽管基本经济区的理论解释的不是地主拥有大庄园的长久趋势，不是商业资本的增长及阻止其发展的力量，不是官僚、地主、商人和农民之间的对立，也不是内部经济的周期性衰退和崩溃——总之，这一理论虽然不解释阶级斗争，却揭示了决定阶级斗争发展进程的一种重要影响因素。
我们暂且考虑一下基本经济区对农民战争的影响，农民战争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危机的顶点和最尖锐的表现，因此值得当作中国历史的基石进行研究。当一个社会经济周期——通常与一个王朝时代相同——终结时，当对农民的剥削加重而生产衰退时，当奢侈和腐败削弱了统治力量时，当政府濒临破产而贫困人口面临饥饿时，农民通常就会揭竿而起，拒绝交租缴税，拒绝偿还债务，袭击和抢劫富人，洗劫政治权力和行政中心。这种运动通常始于各地的一系列叛乱。由于中国各地经济都自给自足，联合农民的分散力量困难重重，迅速结束任何这种斗争几无可能。在长期的斗争中，各地的地理和经济状况限制了某些团体的发展，促进了其他团体的发展。这种斗争是反对政府的斗争，也是一个消除敌对团体的痛苦过程。通常，具有地理、经济方面优势和出色领导能力的团体，都在斗争中脱颖而出，掌控全局。
在此考虑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从战略角度，毋宁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我计划以农民战争的历史为背景，具体地研究这个问题，由此将会看出，基本经济区的理论将有助于理解许多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解释或者被误解的事件。
因此，尽管区域关系问题并非中国历史的中心问题，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也并非解释整个中国历史的主导概念，但是应该认识到：在区域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理论具有特殊意义，能极大地促进我们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还为研究帝国主义冲击造成的影响以及为当代中国问题提供研究背景。要想认识这种观点的全部意义，还需要撰写许多有关这一理论应用的论文和专著。仅仅是水利史问题，我就收集了大量资料，尚有许多仍未派上用场。要出版的这本书只能算作开始。其主要概念有待于检验，需要与中国历史的其他主要趋势联系起来；它隐含的多种意义，已经在前两段中加以概述，但是仍然需要进行阐述。在这些可能性的基础之上，我也正酝酿新的研究计划。如果条件许可，我希望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大多数尚未进行过科学审查——能产生有益的观点，可以证实、加强或者纠正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
我希望向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的员工，特别是东方史料部主任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博士，还有他的助手B. A.克莱特（B.A.Claytor）先生、坂西志保（Shio Sakanishi）博士和韩寿萱先生，表示真诚的感谢，因为他们让我利用了图书馆里的优秀藏书，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条件。我对弗拉基米尔•G. 西姆柯维奇（Vladimir G.Simkhovitch）、约翰•E. 奥查德（ John E. Orchard）和富路德（L. C.Goodrich）三位教授也深表谢意，他们对本书有兴趣颇浓，通读原稿并提出批评性意见。我还要感谢 K. A. 魏特夫（K. A. Wittfogel）博土，他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史方面的启发性贡献，证明对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另外，他还热心地通读了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我还应感谢两位朋友：罗斯•马库斯•科（Rose Marcus Coe）夫人阅读了原稿校样，弗兰克•弗吉尼亚•科（Frank Virginia Coe）先生阅读了原稿，他们都提出了宝贵的批评性意见。我也感谢《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先生，他的帮助无以言表。拉铁摩尔先生精心审阅全稿，提出了无数重要和详细的编辑意见，并热情地推荐出版。我也要感谢太平洋关系学会美国委员会及其秘书弗雷德里克•V. 菲尔德（Frederick V. Field）先生和其他工作人员，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本书才得以出版。最后，我要向妻子表达无尽的感谢，并将此书献给她，因为没有她的关心与鼓励，本书将绝对无法完成。
冀朝鼎
1935 年 2 月于纽约布鲁克林

文摘

第一章 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及其与水利事业的关系


一、概述

1671年，清朝著名大臣慕天颜在呈送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道：“兴水利，而后有农功；有农功，而后裕国。”这句话概括了治水、农业生产率和中国国库状况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公共工程的历史，已经存在于许多世纪以来的记载中，对评价中国历史上统一和分裂的经济基础，具有独特的价值。
发展“水利”或者修建水利工程，目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便利交通，尤其是方便运输漕粮，这在古代中国实质上是国家的一项职能。修建的灌溉水渠、陂塘、排水与防洪工程以及人工水道，大部分都是公共工程，因此它们与政治都密不可分，成为历朝历代社会和政治斗争的重要政治杠杆和有力武器。这些公共工程的兴建和目的，主要不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而是取决于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以及统治阶级的政治目的。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有些地区会比其他地区更受重视。每一个受重视的地区，官方都会以牺牲其他地区的利益为代价，进行重点发展，目的是建立或者维持所谓的“基本经济区”。
借助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能够分析中国经济基地的作用，这种基地为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提供了支点。由此，便可以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政治权力与地区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根据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加以阐述；生产率的提高，是通过灌溉、防洪和建设主要为政府运送漕粮的人工水道系统实现的。没有其他方法能够如此清楚地说明政治权力与中国地理区域之间的关系，解释一个地区屡屡主导另一个地区的原因，阐述在区域差异明显的辽阔土地上实现政治统一的方法。在这一点上，需要着重指出，区域经济地理影响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这些起义经常导致改朝换代），因为它既为起义提供了据点，也使起义成功的可能性或增或减。
公元前3世纪古典封建主义结束后，中国迎来了一个领土扩张、经济中心转移和政治控制不断更迭的漫长时期，但是实际上，无论是社会性质还是政治上层建筑，都没有发生改变。直到19世纪中期中国的闭关锁国状态被打破之后，这一时期才宣告结束。因此，这个时期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历史，从帝国或者王朝统一，一直到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在此时期，可以观察到两个明显的动向。一个是统一和分裂的交替更迭，这种现象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结构都几乎毫无变化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也就是的所谓的停滞不前。另一个是中华文明由北向南发生了转移，从黄河流域中部转向长江流域中部，这明显是一种发展现象。在从黄河流域中部向长江流域中部推进的过程中，各个地区的相对力量和政治重要性都逐渐发生了变化，作为区域控制中心问题的基本经济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如果不考虑这一现象中的侵略、农民起义、商业发展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那么领土扩张以及经济与政治重心变化（但是社会或经济形式都未发生结构变化）的问题，就成为基本经济区转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便成为了解中国历史的关键所在。

二、 基本经济区的定义

在本书所涉及的漫长时期内，中国经济体系主要是由几十万个村庄构成，这些村庄或多或少都能自给自足，为了便于行政管理或者军事行动，它们被编为更大的单位。与现代的“省”相当的更大政治管理单位，在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1年）就已经存在了。这一名称随着朝代更替有所改变，各个省的边界也经常发生变化；但是，这一省级单位，从古至今几乎没有改变。然而，根据主要地形划分和经济因素，这些省级单位又被编为地理区域。这种地理区域的轮廓，在动荡和分裂时期便尤为重要。例如，把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和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1年）之际、隋朝（589—618年）和唐朝之际（618—907年）动荡时期的地图，与三国（221—264年）、南北朝（420—589年）和五代（907—960年）动荡时期的地图进行比较，这一事实便显而易见。中国商业的发展，从未达到能到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排他性的水平。这些区域高度
自给自足，彼此独立；在没有机械工业、现代交通通讯设施和先进经济组织的背景下，现代意义上的国家集权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统一或者国家权力的集中，只能意味着控制一个经济区的问题；在此经济区内，农业生产率和运输设施使缴纳漕粮成为可能，而且要远远胜过其他地区，因此任何一个团体，只要控制这一经济区，就掌握了征服和统一全中国的关键。因此，这种地区被定义为“基本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