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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修订版)》:
到此,以《作为隐喻的建筑》和《探究I》《探究Ⅱ》为中心,对于柄谷行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解构主义后哲学思考做了历时性的梳理和阐发。这之后,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理论思考路径和批评实践出现了新的变化,或者说,在经历了70年代的解构式马克思解读和8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判之后,逐渐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理论批评层面,即“跨越性批判”的阶段。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结合当时日本批评的实际状况,对柄谷行人以上的理论工作做一个概要的归整和定位,并透过“柄谷行人”这一“个案”去触摸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及所达到的思想理论边界。
如前所述,进入80年代以后,柄谷行人针对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课题一结构主义乃至形而上学批判,采取了独自的思考战略。那就是把结构主义问题放到更广阔的20世纪以来知识科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或“形式化”倾向当中,在比喻的意义上用“建筑意志”来指称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并倚重数学家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通过从内部进行“内省式”批判,揭示结构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其中那种形式化的自我指涉方法与近代哲学上的“唯我论”观念,如何构成了知识科学上的封闭体系,如何造成了支撑近代启蒙理性霸权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时,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和马克思“社会性”思想的后现代式解读,推导出克服形式主义自我指涉体系的新的思考目标一相对的他者和社会性的外部。我们知道,以寻找和确立“超越论”意义上的他者和外部的存在,来瓦解结构主义乃至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封闭系统,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思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理性神话,乃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课题。而柄谷行人作为非西方的日本批评家,能够站在世界理论发展的前沿,与同时代的德里达、保罗·德曼等解构主义思想家一样,以世界特别是西方整个知识体系和思想资源为对象,从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解构主义主张。这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使柄谷行人的理论批评带上了国际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日本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深度。总之,柄谷行人的理论批评实践为历来比较封闭的日本思想界开拓了一个广阔而开放的思考空间,对此,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人都会承认的。
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日本批评界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的态势。一方面,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精神代表如吉本隆明,或者前一个时期的批评界领袖如江藤淳等,依然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内部讨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及非主流文化的问题,o或在“文学与政治”论争的历史语境下谈论文学的制度化。o另一方面,自70年代以来至80年代中期,文化人类学方面有山口昌男《文化与两义性》(1975)。《文化的诗学》(1983),哲学方面有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觉论》(1979)、《西田哲学的解构》(1987);文学批评方面有前田爱《都市空间中的文学》(198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和文本批评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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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以《作为隐喻的建筑》和《探究I》《探究Ⅱ》为中心,对于柄谷行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解构主义后哲学思考做了历时性的梳理和阐发。这之后,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的理论思考路径和批评实践出现了新的变化,或者说,在经历了70年代的解构式马克思解读和8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判之后,逐渐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理论批评层面,即“跨越性批判”的阶段。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结合当时日本批评的实际状况,对柄谷行人以上的理论工作做一个概要的归整和定位,并透过“柄谷行人”这一“个案”去触摸日本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及所达到的思想理论边界。
如前所述,进入80年代以后,柄谷行人针对解构主义批评的核心课题一结构主义乃至形而上学批判,采取了独自的思考战略。那就是把结构主义问题放到更广阔的20世纪以来知识科学上占主导地位的“形式主义”或“形式化”倾向当中,在比喻的意义上用“建筑意志”来指称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并倚重数学家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通过从内部进行“内省式”批判,揭示结构主义与形而上学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其中那种形式化的自我指涉方法与近代哲学上的“唯我论”观念,如何构成了知识科学上的封闭体系,如何造成了支撑近代启蒙理性霸权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时,通过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和马克思“社会性”思想的后现代式解读,推导出克服形式主义自我指涉体系的新的思考目标一相对的他者和社会性的外部。我们知道,以寻找和确立“超越论”意义上的他者和外部的存在,来瓦解结构主义乃至形而上学的二元论封闭系统,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反思西方工业革命以来的启蒙理性神话,乃是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课题。而柄谷行人作为非西方的日本批评家,能够站在世界理论发展的前沿,与同时代的德里达、保罗·德曼等解构主义思想家一样,以世界特别是西方整个知识体系和思想资源为对象,从而提出自己独到的解构主义主张。这本身就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仅使柄谷行人的理论批评带上了国际主义的色彩,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日本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深度。总之,柄谷行人的理论批评实践为历来比较封闭的日本思想界开拓了一个广阔而开放的思考空间,对此,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他的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人都会承认的。
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日本批评界呈现出一种新旧交替的态势。一方面,60年代“新左翼”运动的精神代表如吉本隆明,或者前一个时期的批评界领袖如江藤淳等,依然在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内部讨论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的关系及非主流文化的问题,o或在“文学与政治”论争的历史语境下谈论文学的制度化。o另一方面,自70年代以来至80年代中期,文化人类学方面有山口昌男《文化与两义性》(1975)。《文化的诗学》(1983),哲学方面有中村雄二郎《共通感觉论》(1979)、《西田哲学的解构》(1987);文学批评方面有前田爱《都市空间中的文学》(1982)等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和文本批评的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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