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资深外交家、《中国的选择》作者马凯硕全新力作！薛澜、王辉耀、苏浩、王石、徐秀军、肯特·凯尔德联袂荐。
2. 21世纪将见证：亚洲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中国和平崛起，全球秩序重构。在这本书中，马凯硕深度解读亚洲如何成为21世纪全球化新的发动机。
3. 西方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主导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反常现象，而现在，历史正在回归正轨。西方应当学会在一个不再由自己主导的世界里，调整自身战略，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4. 当前人类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新冠肺炎疫情到气候变化，皆须通过全球合作予以应对。作者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促进全球合作的多边世界秩序，多边外交应充分发挥其“人类议会”的功能。


近年来，西方逐渐衰落、亚洲迅速崛起，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着权力的大转移，东升西降成为大势所趋。这本书正是对这一国际大势的研判。
作者站在中美之外，从第三方的角度观察国际格局，结合时事分析其背后的成因，讨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崛起之路，旨在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21世纪的全球发展态势。书中收录了马凯硕近年来发表的主要文章、演讲与接受的重要采访。
一部分谈“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结”。当前，西方所犯下的主要战略错误是拒绝正视和接受这一现实，由此引发出问题：西方如何学会在一个不再由自己主宰的世界里采取正确的战略行动？
第二部分谈“亚洲的复兴”。21世纪，亚洲将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心。事实上，欧洲和北美只是在过去的200年里才实现了经济腾飞。西方在过去两个世纪的主导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反常现象，而现在，历史正在回归正轨。
第三部分谈“中国的和平崛起”。作者充分展示了对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认同，具体探讨了世界秩序的重构与变化，中国如何在后疫情时代和平发展、开展国际合作等。
第四部分谈“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全球合作”。当前人类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新冠肺炎疫情到气候变化，皆须通过全球合作予以应对。作者认为：我们需要一种能够促进全球合作的多边世界秩序，多边外交应充分发挥其“人类议会”的功能。


荐序 寻找亚洲的和平复兴之路 /王辉耀、苗绿 V
前 言 XIX

一部分 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结 001
西方的虚伪 003
特朗普、马克龙与自由主义的短板 008
民主政治还是金钱政治？美国的存在主义问题 012
美国能摆脱金钱政治吗 030
美国国会山沦陷事件与西方新冠肺炎死亡率之间有何关联 033
特朗普在中国问题上是对还是错？ 拜登的回答将塑造未来 038
为何说特朗普政府帮了中国 047
为什么美国总统很重要 052
拜登将给世界带来哪些变化 056
东方与西方：信任与否 063
伟大的战争需要战略纪律，这正是华盛顿在这场危机中所需要的 067

第二部分 亚洲的复兴 071
亚洲世纪的曙光 073
东盟的潜在韧性 078
亚洲需要对北约说“不” 082
东亚的新优势 087
为何“印度之道”可能是世界上道德领导力的佳选择 091
印度与亚洲 21 世纪的约定 096
印度：一个勇敢而富有想象力的超级大国？ 101
印度能够比中国更强大吗？是的，印度可以 107
西方需重新考虑对亚洲的战略目标 119
缅甸可能会通过温和外交的手段来启动中美合作 126
亚洲能助拜登一臂之力吗 130

第三部分 中国的和平崛起 137
中国：威胁还是机遇 139
“黄祸论”复燃加剧了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145
中国是扩张主义者吗 148
中国有多危险 161
中国威胁到了什么？中美应如何避免战争 168
特朗普对华策略的矛盾之处 179
香港人应该明白自己沦为了别人的棋子 183
新冠肺炎疫情“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 193
中国如何才能在后疫情时代取胜，超过美国 199
为何建立新的反华联盟的企图会落败 204
拜登应表面上对中国“强硬”，“私底下”与中国开展合作 208
拜登应鼓起勇气改变对华策略 219
西方应听从拿破仑的建议让中国沉睡 222
西方遗产的亚洲继承人？ 225

第四部分 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全球合作 233
全球化已死！全球化万岁！ 235
世界秩序跟得上世界变化的速度吗 252
外交：强权还是说服 256
联合国：一个朝阳组织？ 260
世界卫生组织能否得以重振 264
多边外交 268
人类能做出重大转变吗 292

附 录 马凯硕著作简介 299
译后记 319


马凯硕， 资深学者型外交家，新加坡驻联合国前大使，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卓越院士。
 他有两段出色的职业经历：33年的外交生涯和15年的学术经历。作为新加坡驻联合国大使，他在纽约生活了10多年。作为学者，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创始院长。
 2019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是全球知名的公共政策学者和亚洲研究专家，代表作《中国的选择》《新亚洲半球》《东盟奇迹》《西方失败了吗？》等。


在当今国际社会充满矛盾和徘徊不决的时候，又是马凯硕先生，用他惯有的直率和明快的笔锋，为我们提出了全球发展的新动向——亚洲的回归与复兴。他的新书《亚洲的21世纪》分析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政治体制的内在危机，描绘了印度、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崛起与回归，预言了世界历史上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和亚洲国家在21世纪的复兴。马凯硕的力作恰逢其时，既是对西方社会的警醒，也是对亚洲诸国的鞭策，更是对国际社会加强多边主义建设的期待。《亚洲的21世纪》是关注国际社会未来的人应该读一读的书。
——薛澜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

《亚洲的21世纪》是我和苗绿主编的“中国与全球化”英文系列图书中的一部。我和马凯硕相识已有近20年，他是全球公认的亚洲研究专家，很早就提出了“亚洲的复兴”，并见证了中国和亚洲是如何一步步崛起的。我们曾在“芒克辩论会”作为辩友一起驳斥西方的“中国威胁论”。《亚洲的21世纪》是马凯硕关于“亚洲崛起”的重要论著，要想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全球格局变化，这本书值得一读。
——王辉耀
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际人才组织联合会总干事

新加坡知名学者马凯硕大使是一位东方战略思想家。他在这本专著中尖锐地指出，美国式的“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造成了西方无视东方崛起的狭隘战略错误；突出阐明了中印等大国崛起带来的“历史回归”将决定“亚洲的21世纪”到来；并具有预见性地告诉我们，人类应为这个重要转变做好准备。要把握中国、亚洲与世界大势的走向，此书值得一读。
——苏浩
外交学院战略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专家，外交学院外交学系教授

进入21世纪，亚洲经济再度繁荣，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全球化和经济开放。马凯硕先生的新书《亚洲的21世纪》，以比较研究的视野，系统论证东西方文明在全球化进程中各自的贡献和时代角色。面对气候危机、数字化、大流行病等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共同的挑战，马凯硕先生主张的多边主义机制正是当前世界所需要的，这同时也与东方文化中“天下为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谋而合。世界需要人类和平，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亚洲世界、东方文明将为人类的未来做出更重要的贡献。
——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深石集团创始人

作为一名曾长期担任外交官的学者，马凯硕先生对亚洲和世界发展趋势拥有更为深邃的洞悉。《亚洲的21世纪》以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刻画了西方的宿命、亚洲的复兴和世界的巨变，展现了世界秩序发展演进的未来图景。该书集专业性与通俗性、现实性与前瞻性、思想性与实践性于一体，是一部颇有创见、引人深思的佳作。
——徐秀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马凯硕是一位富有远见的全球政治家，也是当今世界具有洞察力的实践者和学者。《亚洲的21世纪》一书洞悉了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全球变革，以及亚洲在实现这些变革中的关键作用，并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肯特·凯尔德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名誉院长


前 言

我们生活的时代充斥着矛盾。在21世纪，我们将见证人类历史上有的巨大变化。科技上的巨大飞跃，伴随着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亚洲地区）发生的巨大经济和社会进步，意味着21世纪的结构和特性将与19世纪和20世纪的迥然相异。
差异有多大？其主要体现在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我们将见证世界历史上西方主导时代的终结。其次，我们将看到许多亚洲国家的复兴，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的复兴。后，技术的飞跃和全球贸易等因素导致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日益加深，世界已经迅速“缩小”，人类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广袤的星球上，而是生活在一个紧密联结的小小地球村里。事实上，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回望21世纪时，他们会惊讶地发现：在短短的时光片段里，人类竟然发生了如此繁多且巨大的变化。
从理论上讲，人类是地球上聪明的物种。衡量智力的一项关键指标是适应不同环境的能力。根据环境变化进行明智的适应和调整是我们人类得以生存与繁衍数千年的秘诀。当然，在适应和调整之际，有些人类族群做得比其他族群好。
在过去200年里，西方族群表现得好。凭借在人类组织形式上和科技领域内的卓越表现，西方国家不仅超越了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而且征服了世界。
譬如英法这样的欧洲大国能在世界各地征服领土，这并不稀奇。事实上，在19世纪，大英帝国被称为“日不落帝国”，因为当时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世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像葡萄牙这样的欧洲小国也能够征服世界各地的领土。19世纪，葡萄牙的人口只有区区几百万，大约相当于今天新加坡的人口，然而这个小国却能够征服南美洲（如巴西）和非洲（如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领土。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小小的葡萄牙竟然在16世纪征服了印度（1.15亿人口）和中国（1.6亿人口）的部分领土，分别占领了果阿和澳门。
200多年来，西方表现优异。面对迥然不同的21世纪，西方理应做出明智的调整以适应新时代。但令我震惊的是，西方未能做出明智的适应性调整，这导致生活在西方的主要人群（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人群）对未来深感迷茫与悲观。
作为西方世界的朋友，我一直试图向西方知识分子解释西方社会为何要进行调整和适应。举例来说，我在2005年出版了《走出纯真年代》一书，试图告诉美国知识分子该国应如何适应一个不同的世界。出版此书让我学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理论上讲，美国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到处都有乐于倾听世界上其他国家观点的知识分子。但实际上，美国是一个“思想封闭的开放社会”。对于其他国家的声音，美国的知识分子置若罔闻。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很小但很实际的原因是，美国的“社会科学家”认为“区域研究”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些美国大学取消了“区域研究”课程（例如“东南亚研究”）。好在有些大学仍然开设了这类课程，例如哈佛大学的“亚洲研究”和耶鲁大学的“东南亚研究”。
更令人震惊的是，我发现美国知识分子中思想“封闭”的竟然是“自由派”。这些“自由派”认为，关于人类社会应该如何成长、发展和成功等重大问题，只有非黑即白的简单答案。“白方”的答案是，只有那些照搬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才能取得成功。对此，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是，有西方知识分子皆对弗朗西斯·福山在冷战接近尾声时发表的《历史的终结？》一文给予了热烈的回应。该文荒谬地宣称人类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有人都应该认识到，有国家发展的一途径（无论它们属于哪种文化和位于哪个地域）就是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尤其是在1989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种看法十分荒谬，然而，主要西方知识分子群体中却无人反对这一论点。事实上，从西方知识分子身上，我发现的令人惊讶的事情之一是，他们采用了“战略性群体思维”模式，而福山的著作促进了这种“群体思维”在西方的传播。
因此，我在多个场合，包括在我的著作《西方失败了吗？》中都写道，福山的这篇文章对西方思想造成了“脑损伤”。什么样的“脑损伤”呢？在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思想界对福山提出世界已走到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论点深信不疑之后，他们便没有注意到，人类不仅没有走到“历史的终结”，而且正在经历“历史的回归”。什么是“历史的回归”？它指的是世界上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回归”。20世纪90年代，中印两国在同一时期做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开放经济、融入世界。中国开始得稍早一点儿，1977年，邓小平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战略。十来年后，时任印度财政部长辛格（后出任总理）于1991年启动了印度经济开放的改革。
西方面临的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其所犯下的两大战略错误：一个战略错误是没有意识到，在21世纪，西方已经走到了“西方主导世界时代”的终点；第二个战略错误是没有意识到，世界正在见证亚洲的回归，尤其是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成功的国家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