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业已有36个年头，我决定动手写这本书，作为对自己律师职业生涯的回顾，也是对人生上半场的梳理。

从此，这就成了一份执念，也是一个信念，朝乾夕惕，念兹在兹。

“法者，治之端也”。这本书里，有我的世界观，也有我的历史感。将它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因为在那些漫长的、艰难的岁月里，父母的正直、善良和坚强，始终教育、鼓舞和激励着我。

十年浩劫中，目睹父亲蒙冤入狱的窘况，母亲苦苦支撑的惨状，我就立志将来要从事法律职业，立下了一个朴素的信念——要替遭受冤屈苦难的人寻求公平正义。

为了这一目标，我从选择做律师那天起就没有中途改行过，面对权、钱、色的诱惑都没有动摇过，坚定信念、摩顶放踵36年。

我经常回想，当动荡时代结束，百废待兴，找回个人,找回法律,重建自由与秩序并存的社会,成为举国共识。而我，就成了这辆时代列车上的一名有自觉意识的搭乘者与观察者。

从这个角度走去，我放弃了天人胜处的贵州，独闯京畿，履险蹈难、褴褛筚路、连续出入最高法院20余载。

一路风景迤逦，始终未忘初心，就像我在本书扉页中用鎏金泼洒出来的两行字：“是父亲的遭遇启迪我义无反顾以律师作为职业，是母亲的坚韧激励我矢志不移将律师当成事业”。 

“法者，定纷止争也。”这本书里，有我的价值观，还有我的使命感。将它献给我的师长、同侪与青年后学，是因为他们都给了我足够的养分和裨益。写作本书的过程，也是我对法学理论和实际案例的系统重温。

写到一半，恍然发现，我所面对的纠纷基本都是牵衣棘手的案件、面对的当事人基本都是商业界的大咖、面对的代理人基本都是律师界的翘楚、面对的审判长基本都是法律界的精英、面对的司法措施几乎全是一锤定音的程序。如此一来，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原动力变成了影响力。始有所悟，原来自己是踩着职业律师的步伐，不经意地行走在中国法治思想的“塔尖”上，并且申旦达夕地进行实践、探索和观察。

温故知新后才深深地悟出：一个人选择一项职业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从事一项职业，我所选择并从事的居然是一项国家实现法治不可或缺的神圣职业。

我的曾祖父、祖父和参加革命前的父亲都是苗族银匠，我似乎完全传承了他们的工匠基因，用一丝不苟的精神去探索法治思想，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去实践律师行道，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去观察法院裁判。因为在中国，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方法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黔东南的苗族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一些乡村至今还遗留着“三长制”的痕迹。三长即指：牯藏头（类似当今的书记兼宣传部长）、议榔头（类似司法者）、活路头（类似执行者），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一旦遇到纠纷或重大事件，三长制都起到了“千棰打锣，一棰定声”的作用。带着一连串的思考，63岁的我，用了36年的时间才阶段性地完成了职业律师视野下对中国法治思想的实践、探索和观察。

写书要有素材，操作实务的书与理论研究的书有显著的区别，特别是在诉讼领域里这种实践性很强的书，都不可能在办公室、图书馆或研究所里完成，必须走出大门、面对社会、面对生活、面对当事人、面对法官，面对一页页材料、一本本卷宗、一份份证据。本书的素材就是我亲力亲为的每一个案子，经过提炼加工出来的“干货”。

本书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没有故弄玄虚的语言，没有目眩神迷的情节，努力采用普通百姓的口气，平铺直叙的描写，把刻骨铭心的感受吐露出来与读者告白、互动、交流。

当然，也要让“有缘千里来嚼字”的朋友不枉一读。

36年的学习与执业实践，是本书内外那些我仰望的泰斗、切磋的对手、敬重的大法官、亲爱的同事、友善的师友们，提点、帮助、激励、鞭策着我执着前行的结果。尤其承蒙众师友抬爱，促我兼任数所高校法学院客座讲习，对于青年后学，我却愧无嘉言懿行，足资君助。从业以来，营营逐逐于事务，未读完万卷书，只算行过万里路。唯愿书中这些被载入最高法院案例汇编的庭审实践与诉辩技巧，能够勾弦提要，有益于教学相长。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这本书里，有我的人生观，更有我的责任感。将它献给我的委托人和那些至今仍在寻求公平正义的当事人，是因为他们都为了中国法治思想的不断臻善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理论书籍给法治的普遍定义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作为反映社会主体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并在全社会得到有效的实施、普遍的遵守和有力的贯彻。

执业36年，我有幸见识过庙堂之高，也走过江湖之远，更看过许多沉浮起落与悲欢离合。我也希望借本书与我的当事人和对方当事人以及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共勉：据法力争、得理饶人。

细细品味，它是一组矛盾，又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自然人也好，法人也好，都希望自由自在的活动，不希望别人剥夺他的自由。现实生活没有那么平坦，磕磕碰碰的事情随时发生。一旦发生之后，当事人总是朝着自身的方向使力，形成一种“拉拔河”的态势，用最大的力气拉倒对方。此时，能够分出青红皂白的也就相安无恙了。问题是，世间的事情不可能样样都能够自动摆平。矛盾上升了，解决矛盾的机制也就升级了，要解决最激烈的矛盾就得踏进最高法院的神圣殿堂。

当事人经过多轮较量、筋疲力尽后到了最高法院，经过大法官释法，明白事理后，无理的人消停了，有理的人不争了。这里自然有当事人心甘情愿的，当然也有法官求取公平公正之后，又法外施仁的。

通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和观察后，我得出一个结论：只有在得理饶人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做到真正的定纷止争。

花甲之年，始告书成。现在，这本书将带着我的思考、祈愿与忐忑，献给读者诸君。

同时，也谨以本书向北京市先平律师事务所成立10周年献礼！

顾先平，苗族，贵州省凯里市凯棠乡人，文革时期初中肄业。做过泥水工、搬运工、炊事员，当过下乡知青、铸造工人、国家“一五”普法教员。

通过自学考试、电视大学、函授大学、在职研究生课程班，完成中文大专、法律大专、西南政法学院法律本科、北京大学经济法硕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博士学历。现任北京市先平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

1982年步入律师行业，1986年参加全国首次统一考试取得律师资格。以刑事辩护为基石、以代理房地产、金融证券、破产清算、合同纠纷案件见长。承办案件逾千件，曾获北京市司法系统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司法部首届全国十佳律师提名奖。

曾任贵州省黔东南州律师事务所主任、州律师协会副会长、凯里市司法局副局长、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州省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律师协会惩戒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第二届第三届理事、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兼职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