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研究韦伯者，无一不深知这两篇演说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不但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这是在韦伯其他学术著作中难得一见的。
　　近些年来，人们对韦伯及韦伯社会学的研究兴趣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回潮态势，但对于他著作的重要价值及其深邃意义，我们却似乎远未达成某种学术上的共识。

作者简介

　　马克斯·韦伯，德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之一。其早期著述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有三联书店1997年中译本），代表性著作则有：《宗教社会论集》（其中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由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中译本）、《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等。

目录

时代中的韦伯——代译序

以学术为业
1．学术生涯的外部环境
2．学术工作中的机遇和灵感
3．理智化的过程
4．科学不涉及终极关怀
5．学术与政治
6．价值的多元性
7．教师不应是领袖
8．科学对信仰所能做的贡献
译注

以政治为业
1．政治的定义
2．支配权的类型
3．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4．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5．专业官吏的兴起
6．职业政治家的来源
7．新闻工作的地位
8．政党的经营
9．英、美、德三国的政党
10．德国职业政治家的现状
11．以政治为业的含义
12．政治和道德的关系
译注

附录一：马克斯·韦伯的科学观
附录二：科学职业
附录三：科学中的革命
附录四：社会学、学术及世界观之形成
附录五：探讨马克斯·韦伯

译名对照表

精彩书摘

　　《学术与政治（第4版）》：
　　让我们回到正题上来吧。在这些内在的前提条件下，既然过去的所有幻觉——“通向真实存在之路”、“通向艺术的真实道路”、“通向真正的自然之路”、“通向真正的上帝之路”、“通向真正的幸福之路”，如今已被驱逐一空，以科学为业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对于这个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作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托尔斯泰提供了最简洁的回答。科学没有给我们答案，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否认的事实。唯一的问题是，科学“没有”给我们提供答案的是，就什么意义而言，或对于以正确方式提出问题的人，科学是否有些用处？现在人们往往倾向于说科学“没有预设的前提”。果然如此吗？这要取决于此话是什么意思。在任何科学研究中，逻辑法则和方法的有效性，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确定方向的一般基础，都是有前提的。这些前提，至少对于我们的具体问题来说，是科学中最不成问题的方面。不过科学又进一步假设，科学研究所产生的成果，从“值得知道”这个角度说，应当是重要的。显然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由此而生，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用科学方法来证实。它只能诉诸终极意义进行解释，而对于终极意义，每个人必须根据自己对生命所持的终极态度，或是接受，或是拒绝。
　　进一步说，学术工作同这些预设性前提的关系，因其结构而有很大差别。自然科学，例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有一个不证自明的预设：在科学所能建构的范围内，掌握宇宙终极规律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所以如此，不但是因为这样的知识可以促进技术的进步，而且当获取这样的知识被视为一种“天职”时，它也是“为了自身的目的”。但是，即使这样的预设，也无法得到绝对的证明。至于科学所描述的这个世界是否值得存在——它有某种“意义”，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意义的——就更难以证明了。科学从来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考虑一下现代医学这门在科学上已十分发达的实用技艺。用老生常谈的话说，医学事业的一般预设是这样一个声明：医学科学有责任维持生命本身，有责任尽可能减少痛苦。这种说法是很成问题的。医生利用他所能得到的一切手段，让垂死的病人活着，即使病人恳求医生让自己解脱，即使他的亲人以为他的生命已失去意义，他们同意让他解脱痛苦，并且他们难以承受维持这种无价值的生命造成的费用——或许病人是个不幸的精神病患者——因此希望他死去，也只能希望他死去，无论他们是否赞同这样做。医学的预设前提和刑法，阻止着医生中止自己的努力。这条生命是否还有价值，什么时候便失去价值，这不是医生所要问的问题。所有的自然科学给我们提供的回答，只针对这样的问题：假定我们希望从技术上控制生命，我们该如何做？至于我们是否应当从技术上控制生活，或是否应当有这样的愿望，这样做是否有终极意义，都不是科学所要涉足的问题，或它只有些出于自身目的的偏见。我们也可拿艺术科学（Kunstwissenchafte）这门学问为例。存在着艺术品，对于艺术科学是一个既定事实。这门学科试图搞清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会有这样的事物存在。但它并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艺术领域是否有可能是个魔鬼炫技的世界，是个只属于俗世，从骨子里敌视上帝的领域，因为它有着根深蒂固的贵族气质，同人类的博爱精神相对立。艺术科学不追问是否应当有艺术品。或者再考虑一下法理学。

前言/序言

　　“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
　　这段话，也就是韦伯在“以政治为业”的演说中用作收尾的文字。把译文的最后一字写下，对照这些年来国内聒噪二时的“后现代”思潮，不免想到，由“现代性”所引起的痛苦，实在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从五六十年代才开始的。像二元对立、理性的乖张、真理的普适性等等，也实在不是被德里达等人的“解构主义”摧垮的。韦伯在1919年向慕尼黑一批青年学子发表的两篇演说——“以学术为业”和“以政治为业”——再明确不过地显示，虽然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后现代主义”在本世纪初尚未产生，它的问题其时却已毕露无遗了；这些问题，尽管还没有赋予当时的思想家们勇气去建立既往价值秩序的消解体系，却也已经给一些心智敏感的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科林伍德尝言：“’科学知识‘无不含有历史的因素”。记得当年读这两篇演说，几页看下来便深深入迷，想来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其一自然是韦伯本人学识渊博的魅力，用他的姨表弟Ot-toBaumgarten的话说，那是演说者“长期吟咏斟酌的思考，以爆炸性力量当场成篇”造成的效果（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并不是演说的如实记录，而是经过韦伯本人据速记稿修改后发表的文字），相信每个对学术和社会有着双重关切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的。原因之二包含在科林伍德那句话里，说起来就复杂一些。韦伯这两次演说的时间，也正是七十多年前我们的现代化先驱们大力鼓噪科学与民主的时代。将韦伯及其同代学人当年的所思，同中国“五四”时代前后的思想主流作一比较，不免会令我们感到几分尴尬。若从严复译述《天演论》算起，到“五四”运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国吸收西方观念的“轴心时代”。当时非西方的知识受众面对欧洲的强势文化，既已几乎丧失了“说不”的能力，那么这种强势文化的思想质量如何，是否有利于“边缘地带”顺利进行社会和价值重组，应是个极要紧的问题。对照今日的“国际机遇”，我们大概不会漠视这个认识角度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韦伯的演说，除了可让我们再次领略他的思想魅力外，另外一项可能的收益，便是对我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历程，加深一份域外思想背景的了解——至少就韦伯提供的这个背景而言，我们实在不敢说，那是处在有利于“自由与繁荣”并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