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睿周报》尝试沟通哲理、科学与艺术，力求高品质。这部精选文集体现了这一追求，值得荐。——陈嘉映

复调的生活不是失调的生活。在当下，华语思想界亟需自己的思路和语言来呈现我们所处的复调世界，帮助人们构建复调而不失调的生活。在这本书里，来自不同学科前沿的学者重新审视人们对情绪、身体、声音、时间、艺术、建筑空间的感知，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历史上的人、理解其他物种的生命。作者探索如何让具体的生命经验重新浮现，让思考回到基础的生存问题。这是对生命基调的重新思考。——项飙（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观察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探索我们时代的深层逻辑，《复调世界》启人入思，值得一读。——吴国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

【学界中坚力量 跨界对话】
来自哲学、社会学、历史学、考古学、脑科学、艺术等领域的大家和新秀，讲解他们在各自学科的研究进展，为读者提供各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新知。既是对某一学科的入门普及，又是打破单一学科思维的一场实验，以期促成宽广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

【前沿的问题意识，回应时代话题】
本精选集中的各位作者在各自领域专精深耕，他们关心人的情绪、关心城市的建设、关心科学发展，以学者的眼界看世界，或发现一度被人忽视的新问题，或以新的角度回应现实问题。用学科交叉产生的思想灵光，照亮生活世界。




《复调世界》精选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回应时代问题的文章，抽丝剥茧、娓娓道来，期望呈现世界的多样性和理解世界的多种方式。
全书分作“人的境况”“重建连接”“在世界中”“经历未来”四篇，连缀起22位学者的视野，他们关心思想的交锋和磨砺，更关心学术和现实的连接。
“人的境况”篇里，人类学家为我们描述和应对这个焦虑的时代提供丰富的词汇，提示解决的方案；传播学学者阐释向身体敞开能如何颠覆我们对传播的看法；技术哲学家让我们发现残障人、普通人和技术如何相互影响、彼此重塑。
“重新连接”篇里，哲学家在这个科技至上的世界里，呼吁复兴访问自然的博物之学，声音研究者提醒我们在视觉霸权的时代反思听觉文化，人类学者启发我们如何通过动物理解人类。
“在世界中”篇里，社会学家指出现代性是一种对时间的理解方式，历史学家借助田野调查的方法呈现“活着的历史”，美术史家以实验艺术的视角，表达在地的艺术实践和全球化的张力。
“经历未来”篇里，生命科学家回顾了人类对大脑探索方式的变革，哲学家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剖析游戏世代，考古学家以未来考古学的角度看我们的当下。


序 多样性是一的真理/ 罗新

Part I 人的境况
3 _ 与这个焦虑的时代相处：呼吁一种关系性的人类生存/
张慧 黄剑波
14 _ 心理热：转型社会的心灵图景/ 安孟竹
28 _ 照护危机与关怀革命：急诊室手记/ 姚灏
38 _ 向身体敞开：传播学如何研究身体/ 刘海龙
52 _ 我们的未来，很可能是一个残疾的未来
—对话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教授阿什利·修/ 李子
Part 2 重新连接
65 _ 当人类学面对“动物他者”/ 周雨霏
78 _ 科学文化批评与博物之学复兴/ 刘华杰
96 _ 声音研究：美妙的、复杂的、糟糕的/ 王婧
112 _ 开放的本土研究：历史人类学的实践与前瞻/ 赵世瑜
128 _ 实验艺术：全球视野与主体性
—与美术史学家巫鸿的一次对话/ 苏伟
Part 3 在世界中
147 _ 时间性的历史：从弥赛亚到当下主义/ 郦菁
160 _ 风、巨石和泰戈尔：关于当代性的三个故事/ 蒋斐然
170 _ 宇宙种族与食人主义：
现代主义思潮如何影响墨西哥与巴西建筑/ 裴钊
180 _ 神经科学是如何影响立法的：来自荷兰的例子/
包爱民 迪克·斯瓦博
189 _ 城市：生命的栖息地
—环境史与思想史的一席对话/ 侯深
Part 4 经历未来
207 _ 21 世纪为什么需要复杂科学？ / 张江
221 _ 脑科学的范式革命/ 顾凡及
240 _ 乡村的可能性—库哈斯访谈/ 黄婷婷
253 _ 电子游戏世代的存在哲学/ 蓝江
269 _ 未来考古学/ 徐坚

《信睿周报》编辑部，《信睿周报》是中信出版集团出品的一份关注思想与艺术的出版物。它以人文精神为立足点，关注由当下正在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前沿议题，以学术随笔、访谈、书评、纸上展览等方式呈现全球思想界和艺术界审视、回应、参与这些议题的尝试，主张打破学科界限、尊重多元文化，尝试建构一个充满思想活力、积极关怀现实的精神世界。

罗新做序，陈嘉映 X 项飚 X 巫鸿 X 吴国盛 X 徐冰

与这个焦虑的时代相处

张 慧（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黄剑波（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人类学研究所）

焦虑是否一定是一个时代病症或现代性问题，我们难以确定，但是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焦虑的时代，一个焦虑无所不在、全面覆盖、深度渗透的时代。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体验。
焦虑是否一定是一个中国特色问题或发展阶段问题，我们也难以确定，但生活于当下中国的我们大概也可以确定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几乎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不同程度和类型的焦虑。
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更为关注的显然是社会性的焦虑和结构性的焦虑，尤其是其具体的生成机制和文化逻辑。确实，焦虑的生成和强化有着其具体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观念性和处境性。
几年来，因为新冠疫情，我们曾被笼罩在一种全方位的焦虑和全新的不确定性之下。在一个习惯了每天都有to do list（待办事项），年终要盘点总结，去到每一个餐厅、景点、国家都要打卡的时代，那种无法做（长远）计划，无法预知未来半年、一年甚至更久的生活无疑给习惯了全球化与流动性（无论是货物、人员还是信息）的我们带来对不确定性的新体验：紧张、焦虑、恐惧、愤怒、悲伤……

无以名状的“倦怠”
除了这些可以被“命名”的情感，似乎还有许多无以名状之物，说不清的“累”“提不起精神”“无所适从”“效率低下”。科学记者塔拉·荷利（Tara Haelle）在一篇题为“Your‘Surge Capacity’Is Depleted — It's Why You Feel Awful”（《你的“突发应激能力”已经耗尽—这是你感觉糟糕的原因》）的文章里提到了一个医学名词—surge capacity（突发应激能力）。其指代一系列心理和身体的应激系统在人类面对端压力（比如自然灾害等端状况）时的短期生存机制。但是自然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发生，即使灾后重建过程非常漫长。而这次疫情不一样，这场“灾害”到底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是未知数。荷利的文章指出，这种短期的应激能力在帮人类度过灾难之后就会被耗空，需要时间才能恢复，让人类有可能面对下一次的灾难。但在一个长期的疫情状况下，应激机制并没有一个结束、恢复、重建的过程，所以突发应激能力被掏空之后的状态就变成了荷利所描述的一种“焦虑似的抑郁加上赶不走的倦怠”（anxiety-tainted depression mixed with ennui that I can't kick）的复杂混合体。
在全球不同地区都经历了或多或少、或长或短、或紧或松的隔离、禁足、封城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乔纳森·泽克博士（Jonathan L. Zecher）在“Acedia: the Lost Name for the Emotion We're All Feeling Right Now”（《倦怠：我们目前感受到的那种情感的失去的名字》）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用来描述古希腊人的情感的词—acedia（倦怠）—来描述当下的状况。acedia 的古希腊文原义是指一种无痛无感的迟钝状态（an inert state without pain and care），是对任何事物的漠然（indifference），是根本上的不在乎（lack of care）。在公元5 世纪记述了这一感觉的神学家约翰·卡西安（John Cassian）如此描述这种感觉：“像是经历了长途旅行或是持续很久的斋戒之后，身体的无精打采，以及疲惫的饥饿感……下一秒他开始左顾右盼，然后抱怨没有人来看他。他不断进出房间，不断向上看，好像觉得太阳落得实在是太慢……”在当时，人们认为acedia 不会影响城市人或是生活在群体之中的修士，只有那些独自修行的人才会因为空间和社会的隔离而产生这种感觉。在基督教传统里，这种情感是难克服的，它往往出现在修士们已经控制了贪吃、贪婪、愤怒、虚荣、骄傲等原罪之后。
按照泽克的说法，很多政府对疫情的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独自修行的修士的状况：社会隔离限制了社会交往，封城导致了活动空间的限制，在家工作或失去工作使我们日常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被打破，或完全改变了此前建立的生活秩序和节奏。

被“悬置”的时间
疫情自发生开始引入了一套新的时间叙事。这套时间叙事有其流行病学依据，但也切实地改变了我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安排。在不能出门、不能聚会、不能旅行的时间里，时间感被重构，我们也生活在一种不能确定未来日期的“悬置”之中。在人类学研究中，时间本就是一个相对之物：努尔人的时间感以牛为中心，中国的农历是一个以耕种为中心的农业时间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是古人对人生历程的期待……在人类学中，时间的另一个重要面向是针对temporality（暂时性）的研究。正如一个关于“暂时性”的民族志研究中所提到的，“无聊、等待、无事可做、线上活动以及不作为，是人类学探讨时间的重要维度。因为恰恰是在这些时刻，时间流动的规律性被打破”……在这部作品里，不同的作者讨论了对这种“时间僵局”的体验，以及不同国家的年轻人采用了什么策略来应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时间僵局”。当习惯的时间安排和时间感受到限制和挑战，我们对既有生活的理解也不得不相应被打破和重建。

“不确定”和“失序”
古希伯来人在讲述世界的开启时提到过这样一个意象—“地是空虚混沌”（formless and void），无序和混乱，因此无法有序地运转，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接下来，随着光与暗的分别、天与地的分开、海洋与陆地的分离、植物和动物各从其类等一系列进展，“空虚混沌”才转变为一个有形有状、有秩序的宇宙（ordered universe）。换言之，只有当不同的事物各在其位、各从其类，在其当有的位置（在位）时，这个世界才真正具有了正常工作的机制和能力，反之，离其当有的位置（出位）则会陷入“渊面黑暗”的境地，看不到光亮和出路。
无论是个人层面上感知到的焦虑，还是社会结构意义上的焦虑，都有着某种对于失序或出位（out of its place）的强烈感知和反应。而这正好表明人类对于“应当如此”（ought to）的向往，对秩序或在位（in its place）的想象。对秩序的预期可以是航班按时起飞、快递当天送达、商场正常营业……这种秩序可以是个人设定的、习以为常的，也可以是社会文化所安排的、约定俗成的，当然也可以是更为宏大的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产物。
与失序对应的是关于“不确定”的研究，无论是针对doubts（某种信仰或信任崩塌所导致的怀疑），还是针对uncertainty（人类所认知的、定义的或试图控制的不确定）的研究，都在试图发现和理解当某种秩序被破坏之后人类的社会文化应对策略。正如学者常常论证的，在风险中存在客观和主观的区分。客观的风险可以是真实的威胁，而主观的风险则更多地基于文化观念、信仰，甚至针对这种风险的知识和认知也是可以协商和改变的。基于这一本质，所谓的失序和不确定可以既不完全是客观的，也不完全是主观的，而是在一个被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出现的。这种“不确定”与人们如何确认、感知、理解和控制风险的一系列观念有关。比如，我们的时间焦虑可能与“与时俱进”“只
争朝夕”的文化观念有关；我们常常提到的住房焦虑、教育焦虑，也许恰恰是因为住房和教育承载着我们认同的核心的内在价值体系，比如对家的依赖、“望子成龙”里隐含的对向上流动的期待……追求这些核心价值时，人们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和挑战，与此相关的焦虑也就不可避免了。

“秩序”与对生活的“掌控”
英国人类学家石瑞（Charles Stafford） 在“What Is Going to Happen Next?”（《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对未来的焦虑》）一文中写道：“在大多社会里的多数人，至少不仅对回顾过去感到焦虑，还对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感到焦虑。”因此，在“即便是看上去并不关心未来的社会里，至少也存在着一些思考和谈论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的机制，虽然这些机制是随历史和文化而变的”。他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将焦虑视为一种由文化建构而成的状态，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其实很容易引发焦虑。比如，在东北地区的婚礼上要吃“宽心面”，代表着“四平八稳”—如果以这个词作为美好婚姻和生活的目标，那么难免形成一种制造紧张情绪的哲学。我们对稳定的追求会加剧对不确定的风险的感知。
同样，风水和算命的实践很多时候也来源于焦虑。由于未来的不可控，人们试图通过风水和算命来制造出某种可控感，让自己感到安心，风水和算命恰恰是由不确定性所引发的焦虑情绪的文化应对资源。比如，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风水研究中谈到面临这种困境的两种解法，即“在无法控制之事务上，制造出可控感”，以及“面对选择的无规律和不确定性，将做决
定的过程规律化”，把自己可以做的事情都做了，即使终失败也能安心了。
让人无处可逃的疫情使我们重新反思生活中的那些“确定”，并遭遇了更多的新的“不确定”。荷利在《你的“突发应激能力”已经耗尽—这是你感觉糟糕的原因》一文中提到，生活在“新常态”之中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接受不美、降低对自己的要求。以前两周能做完的工作，现在花一个月才完成也没什么；当你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就给自己放两天假。事实上，这种焦虑和倦怠在成就高、成绩好的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也更难克服。
而在时间的“悬置”之中，我们也可以重新思考：哪些价值是对我们为重要的，哪些又是可以被舍弃的？
显然，人类面对和应对不确定时的身体和心理反应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文化的。如何重建自身的“秩序”，如何重建社会对于“确定性”的需要，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正如那句著名的引文所说，Uncertainty is the only certainty there is, and knowing how to live with insecurity is the only security（一确定的是不确定，与不安全共处是一的安全感）。这也许是新冠疫情给我们上的重要一课。

回到合宜的位置：在关爱中活下去
不过，在新常态的情境下接受不美、降低预期，并不意味着“放弃治疗”“认命”“投降”。事实上，这些描述虽然都是斗争式的语言，但指向的是战败之后的沮丧和绝望。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思考方式。
如前文所述，焦虑指向的除了恐惧和愤怒，还有可能是倦怠、失去活力。倦怠的根本在于无望，这是在“空虚混沌”状态下无法逃避的处境—“渊面黑暗”之际，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摆脱这种混沌或失序的出路，或许正在于修复和重建各种合宜的关系：天与人、地与人、人与人及人与自我的关系。换言之，回到合宜的位置，在彼此的关爱（care）中勇敢地活下去—尽管我们面临的是“血淋淋的现实”。我们需要找回“痛感”，找回对人、事、物及世界的真切的关怀和在乎。毕竟，有痛感，有在乎，表明还有盼望，有活力，生命仍然在运转之中。
我们无须完全同意人类学家阎云翔关于中国社会正在全面且快速个体化的判断，但他所描绘的一些现象至少让我们心有戚戚。我们大概可以说，正是孤零零的个体在一个强大的、充满了危险或风险的外部社会中的这一意象，日益强化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恐惧和无时不在的焦虑感。问题在于，这并不仅限于自我关系的纠结，我们的经验现实似乎是，每个人都成为别人的威胁，每个人都不在其当在的位置上或关系中。作为群体的人似乎也在以彼此为敌，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竞争性的族群关系、地区关系或国际关系中。文明的冲突不仅是一种学术观点，在一些地方和人群内部更是一种立场和主张。进而言之，作为类别的人似乎同样也在与天地争斗，结果则是整个自然界似乎也在做出反抗，从食物，
到土壤，再到空气、气候、宇宙……在当下，这也是一种“新型”病毒。拉图尔在Facing Gaia（直面盖娅）系列讲座中，借用古希腊的说法对此予以描绘：盖娅（大地神）展开了全面的反击。
在古希腊之外，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古希伯来人那里找到一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例如，“爱里没有惧怕”这句看似鸡汤的话语在当下仍有直接的意义。不过，这里的“没有”不是有和无的意义上的“没有”，而是指“惧怕”可以被安置、面对和转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表达中，爱不仅仅是一种情感性甚至情绪性的东西，而是一种持久的、有深度的、恰当的关系。换言之，在（爱的）关系中就有可能面对恐惧，面对无以名状的焦虑甚至倦怠。
进一步，若处在（正确的或合宜的）秩序中，或许就可以免于过度的焦虑。个体的人之间如是，群体的人之间如是，作为类别的
人与其生活的世界也如是。
因此，我们或许有要再去看一看法国人类学家杜蒙（Louis Dumont）在《论个体主义》中对近代欧洲社会的观察，听取一下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对于原子化个体
的可能社会后果的警告，以及天主教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等人所倡导的社群主义。人类学家和哲学家摩尔（Annamarie Mol）在The Logic of Care （《关爱的逻辑》）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表达。尽管摩尔批评的主要是现代西方医学及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体主义哲学和人际关系，希望在过度强调个体自主的“选择的逻辑”（logic of choice）的时代，重新去寻找一种更健康、持久和深刻的“关爱的逻辑”，呼吁一种关系性的人类生存。事实上，对于有着深厚的“天人合一”“二人可为仁”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些主张并不难理解—尽管我们似乎早已忘记了这些珍贵的传统。上古之“礼”就是旨在寻求一种合宜的关系，并照此关系展开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换言之，即归回其应有的位置。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在指代深度关系的同时，“关爱”（care）还是一个动词。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具体的行动或动作，所谓关爱的合宜关系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当你真正投入了对某人或事物的关爱的行动，对其精心地照料（care for），才能说明你真的在乎（care about）。而这种照料和在乎正是对那种无以名状的倦怠的回应和可能出路，是存着盼望的带有活力的行动，尽管这一过程可能非常艰难，常常伴随着眼泪与汗水。显然，不同于倦怠（acedia）所描绘的那种根本上的冷漠，这是一种有痛感的关系：你痛，我也痛，因为我在乎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