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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后殖民主义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文化或文学现象，这种现象只限于那些经历过殖民统治的人。殖民经历，是一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上是很普遍的。欧洲殖民主义促使世界划分为核心工业社会和3
周边欠发达的社会，同时它实现了文艺复兴与现代在人类史上的划分。然而，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据列宁称）的出现孕育着其自身的消亡。巨大的危机和灾难笼罩着我们所处的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社会：世界战争和革命，包括反革命运动（尤其是苏联等国家社会的衰退）。如后现代主义一般，后殖民主义经由南方“买办知识分子”而实现（Appiah 1992），它做出了感性的划时代的转变，过去殖民时代的知识分子反映了预期中对抗的“感觉结构” ［借用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修饰法］的突变。国际解放运动的失败尤其实现了现代与过去完全的决裂，过去，应验了霍布斯那句话，是“肮脏而残忍”的，然而它却并不短暂。
在评论这种认知转变之前，我想把后殖民主义置于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所概述的国际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的框架内加以讨论。这个危机以“由平均利润率的减少引发的资本积累过剩和商品生产过剩”（1995:438）为特点。为了增加平均利润率，更精确地说是平均剩余价值率（即雇佣劳动的剥削率），资本主义的统治者和管理者努力引入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化），并且不断创造和满足社会积累条件以适应主要以构造一个“二元社会”进一步破坏第三世界工人阶级为主的工薪一族的社会凝聚力（Figueroa 1997,参见第六章相关讨论）。这些人群包括年轻人、失业者、少数民族、移民、妇女等等。自二战之后，“后工业”社会的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历史僵局仍然存在，由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长期失业和不充分就业使得南方的危机进一步恶化。根据联合国报告，大约有10亿后殖民统治下的居民生活于贫困线以下；每年有1600万名儿童死于饥饿和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整个二战时期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及孟加拉饥荒中死亡人数的总和。曼德尔号召人们关注帝国主义的野蛮对环境和世界健康状况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其中包括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三世界化问题”。
以上是我们从一个客观的立场出发所描述的4
社会现象，洛杉矶市区的重建表明真正后殖民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崛起，它集中体现了全球化程度的参差不齐性。对此，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晚期的主流文化体现在城市建筑和城市景观上，迈克尔·戴维斯（Michael Davis）指出，瓦尔霍勒斯齐（Warholesque）建筑风格的转变，如约翰·波特曼（John Portman）酒店和博纳旺蒂尔（Bonaventure）酒店的建筑采用了以下两种混合元素：当前寄生于资本主义危机中新国际资本循环和全新的阶级分化导致城市改革理念的破产。贫富差距越来越大，阶级冲突不断加剧，种族和民族性更为浓厚：1992年洛杉矶城市暴乱正预示了以上趋势的蔓延。
在此，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未来正化身为当前的社会情境。如今值得我思考的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让跨国企业集团（鉴于自身不可通约的差异性）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它们的强强联合，这一点也正是后现代/后殖民艺术家和批判家们所致力要澄清的问题。但这些艺术家或批判家们存在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他们自身没有办法弄清决定社会变迁的因素，实际上这些因素不仅发生在社会边缘，同时也发生在社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