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铁路和印刷术推动艺术和资本主义相遇，当文学、音乐、绘画跨越国界风靡全欧

国际主义的萌芽与民族主义的兴起，共同形塑现代欧洲的身份认同与文化经典

书名：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

著者：[英]奥兰多·费吉斯

出版社：北京日报

特约编辑：梅心怡

书号：ISBN 978-7-5477-4227-3

出版时间：2023.03

定价：148.00

装帧：精装圆脊

纸张：书纸

尺寸：152mm×228mm×52mm

字数：630千字

页数：760

◎ 作品看点 

★ 铁路、印刷术与照相术的技术变革，孕育了全新跨国市场，音乐、文学和艺术成为资本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新战场

便捷的铁路跨国交通和旅行革命，使巡回演出、宣传、世界博览会成为可能，为音乐、文学、艺术的国际流动提供动力；印刷术催生报刊、图书、乐谱和画册的量产，提高作品销量，同时扩散其影响力，艺术与文化成为一门生意；便宜的照相术引发了众人对名人照、家庭集体照和个人肖像照的狂热，让文化明星和艺术作品通过相片名扬四海，也推动了文学现实主义和视觉艺术的发展。

★ “文化全球化”时代拉开序幕，“欧洲”等同于“高雅”，“欧洲人”成为文化身份的新标签

欧洲成为文化跨越国界传递、翻译和交流的空间，欧洲各地阅读相同的书籍、报刊，购买相同的画作复制品，聆听相同的音乐演奏，在各大剧院观看相同的歌剧和芭蕾，参观相同的名胜古迹和博物馆。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人同时观看了罗西尼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英国人和德国人同时阅读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西班牙人和俄国人通过同一本画册欣赏到伦勃朗的《夜巡》——大家共享一个欧洲文化，不分国籍，都是“欧洲人”。

★ 跟随屠格涅夫、保琳娜·维亚尔多、路易·维亚尔多的脚步前往欧洲各地，搭起欧陆与俄罗斯文化的桥梁，感受19世纪蓬勃的欧洲文化圈

屠格涅夫与维亚尔多夫妇通过在音乐界、艺术界、新闻业和出版界的人脉，宣传、引介作曲家、艺术家和作家。在文学界成就了福楼拜、莫泊桑、左拉，在音乐界推介了圣-桑、柴可夫斯基、古诺，再到绘画界的柯罗、韦列夏金、哈拉莫夫，他们三人串联了文学圈、艺术圈和音乐界，推动欧陆各国之间以及与俄罗斯间的文化、思想交流——屠格涅夫推介福楼拜和左拉的作品到俄国，不遗余力地在欧陆推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保琳娜启发了比才对西班牙音乐的热爱，间接促成《卡门》的诞生；路易关于艺术作品的鉴赏指南，定义了欧洲艺术的经典，推动各国博物馆的参观热潮。

★ 资本市场决定“艺术品味”和“文化正典”，剧院、咖啡馆、画廊、音乐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艺术品位”由有影响力的赞助人、评论家、交易商、收藏家、出版商、新闻业塑造，“文化正典”由他们决定，宣传、销售、评论和社交网路则决定了作品流芳百世的可能——李斯特的推崇掀起贝多芬热潮，左拉的好评令马奈的画作谷底翻身，威尔第的歌剧通过出版钢琴乐谱而家喻户晓，经典文库的编纂使雨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为国民作家。书籍、音乐、戏剧、绘画成为“欧洲人”的共同嗜好，剧院、咖啡馆、画廊、音乐会成为众人追逐的高雅“生活方式”。

★ 资本和艺术联手成就“文化追星”，全职创作的文化明星得以掌握自主权，实现财务自由！

巡回演出让帕格尼尼和李斯特吸粉无数，授课和乐谱出版让贝多芬实现财务自由，威尔第成为巴黎歌剧院的金鸡母并收益大量版税，巴尔扎克与狄更斯靠报刊连载小说致富，屠格涅夫的版税和稿费让他周游各国，保琳娜以高人气制霸巴黎歌剧界，米勒和马奈从画作中收获名声与金钱——文学家、作曲家、音乐表演者、画家的全职创作成为可能，艺术也可以成为面包。

★ 《旁观者》《每日电讯报》《BBC音乐杂志》《BBC历史杂志》和《科克斯评论》年度图书

◎ 作者简介

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博士，现任英国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俄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文学艺术，还是政治经济，他都烂熟于心，无人能出其右。他的一系列解读沙俄及苏联历史的著作如《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克里米亚战争：被遗忘的帝国博弈》等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是当今英语世界俄罗斯研究的一流大家。作品曾获沃尔夫森奖、NCR图书奖，并入围萨缪尔·约翰逊奖、达夫·库珀奖等，已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出版。

◎ 内容简介

1846年6月13日巴黎一布鲁塞尔铁路开通，1500名旅客接受铁路公司经营者罗斯柴尔德男爵的邀请，搭上首航火车。受邀的旅客包括法国国王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之子内穆尔公爵和蒙庞西耶公爵、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们、大仲马、雨果、戈蒂耶、安格尔等名人。旅途中，柏辽兹指挥乐队在火车上演奏了《葬礼及凯旋大交响曲》。这条铁路并非第一条国际铁路，但却被视为最重要的，因为它连接了法国和低地国、英国与德语区。铁路穿越国界，就此开启了欧洲文化的新时代。作家、艺术家、歌剧团、乐队和演员成为常客，搭乘火车穿梭各国，举办大量的演奏会、艺术展览、读书会、沙龙，国际市场也借由便捷的跨国运输向量产的廉价画作复制品和书籍、乐谱的印刷品开放。

欧洲各国民众开始将欧洲视为一个整体并共享同一种文化——他们阅读同样的书籍、聆听同样的音乐、欣赏同样的绘画、观赏同样的戏剧。最终，他们以“欧洲人”自居，视欧洲为一个不受国界限制的文化交流、翻译、交换的场域，19世纪的欧洲就此拉开文化全球化的序幕。铁路时代带来大众交通与旅行的革命，印刷技术提升作品量产的市场力量，最终艺术与文化成为一门生意，而作品最后能流芳百世或是被历史湮没，也将由资本市场决定。

费吉斯通过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女高音保琳娜·维亚尔多和艺术评论家路易·维亚尔多三人的故事，展现19世纪灿烂辉煌的国际主义文化，以及当时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如何成为跨国的文化中介者，通过蓬勃发展的文化圈将欧洲各国联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使欧洲各国人民接受共同的身份标签——“欧洲人”，进而树立欧洲文化，以及文学艺术在世界文明的经典地位。

◎ 名家推荐

《创造欧洲人》极具娱乐性和丰富的信息量，展示了19 世纪欧洲的画家、音乐家和作家丰富、共生的国际主义，如何创造出代表西方文明最高成就的艺术杰作。

——《华盛顿邮报》

一部对整个19 世纪中后期文化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的著作……一部19 世纪名人录：李斯特、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肖邦、托尔斯泰、福楼拜——这些人与无数其他标志性人物的故事在流畅的叙事中出现，像是美味食材的丰富融合……是对我们理解欧洲的历史和文化有力而重要的补充。

——《科克斯评论》

华丽宏大的著作。全书通篇文字优美、研究无懈可击，非常引人入胜。这是一部解释了欧洲的文化生活如何在19 世纪发生转变的力作。

——彼得·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作者

宏伟而又扣人心弦。欧洲的身份认同、文化和商业通过三个杰出人物的生命经历展现，这是一本我们这个时代的书。

——菲利普·桑兹，《东西街》作者

我喜欢这本书。我在每一个空闲时间都读它，着迷于此，有时还感到惊讶。所有的主要人物都是鼓舞人心的，但《创造欧洲人》也展示了我们倾向于认为理所当然的（音乐）剧目（的建立）背后可能存在的斗争、争吵和错误。我一直在向我认识的每个人谈论这本书：它显然不仅仅是一本为音乐家写的书，而是为对文学、音乐和艺术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所写的。

——芭芭拉·汉尼根，女高音歌唱家、指挥家

（本书）把遥远的历史带到身边，近到你能感觉到它的心跳。

——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的奋斗》作者

由于英国脱欧和欧盟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本书提出的欧洲共同文化曾经存在和繁荣的理由，在今天显得格外有意义。

——《纽约时报》

《创造欧洲人》一书内容详实、研究详尽，并以费吉斯特有的魄力写成，是一次全面的文化巡礼，也是一部不朽的历史著作。

——朱莉娅·科曼，《卫报》

（本书）是对19世纪的世界主义、社会变革和技术进步——铁路、蒸汽船、电报、摄影——如何促进泛欧认同感的大规模研究。

——《哈泼斯杂志》

雄心勃勃……费吉斯表明，当来自欧洲不同角落的人才相互作用时，会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关系、冲突和协同效应。"

——《经济学人》

费吉斯对人物和技术驱动的社会动荡的深刻把握，使这部文化史引人入胜，甚至是不可或缺的。

——《书单》（星级评论）

有些作家用望远镜来观察世界，有些则用显微镜来观察。奥兰多·费吉斯……两者都用，让他的读者不断感到惊喜。

——《美国学者》

令人瞩目……奥兰多·费吉斯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将学术细节与可读性相结合。他的书内容广泛，涉及到众多的主题。尽管其核心是一个三角恋——三个杰出人物的非常人性化的故事，但他以极大的同情心和洞察力还原了他们的生活。

——《每日邮报》

及时、精彩、令人愉快……这是一本伟大的人性之书，写得柔美优雅，但又有一丝不苟的学术支撑着。

——《星期天电讯报》

费吉斯是一位优秀的、巧妙的作家，对细节有很好的洞察力，对结构的处理也很巧妙。我读完这本书后，感到很有成就感，带着各种见解和问题，这将使我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愉快地工作。"

——《泰晤士报》

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穿越19世纪欧洲的作品……应该会让所有对19世纪的文化革命感兴趣的人感到兴奋。

——《BBC历史杂志》

（这是）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欧洲高级文化的万花筒式调查，涵盖了从绘画和铁路到政治和音乐的一切，像水果蛋糕一样丰富和密集。

——《乡村生活》

◎ 目录

关于货币的注释

插图列表

地图

导言

第一章　1843年的欧洲

第二章　舞台上的革命

第三章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

第四章　流动的欧洲

第五章　欧洲在玩乐

第六章　没有音乐的国度

第七章　没有国界的文化

第八章　死亡与正典

后记

附录　音乐、戏剧、文字、绘画作品列表

注释

致谢

索引

◎ 精彩书摘

导言

1846年6月13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早上7点30分，三台蒸汽机车中的第一台从圣拉扎尔站（Gare Saint-Lazare）驶出，开始了前往布鲁塞尔（Brussels）的开创性旅程。每列火车都由20节敞篷车厢组成，用代表法国国旗和比利时国旗的三种颜色装饰。车上的1500名乘客是应雅姆斯·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James Rothschild）的邀请来庆祝巴黎—布鲁塞尔铁路开通的，他的“北方铁路公司”（Chemin de Fer du Nord）刚刚完成了从法国首都到里尔（Lille）的铁路建设。

这不是第一条国际铁路。三年前的1843年，比利时人在普鲁士的莱茵省开通了一条从安特卫普（Antwerp）到科隆（Cologne）的铁路。但巴黎—布鲁塞尔线特别重要，因为它开启了法国与低地国家、英国（通过奥斯坦德［Ostend］或敦刻尔克［Dunkerque］）和德语系的国家之间的高速连接。法国媒体宣称它的开通是在法国文化统治下欧洲统一的开始。“邀请外国人来见证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机构，以及所有让我们伟大的东西，这是保持我们国家在欧洲良好声誉的最可靠方式”，批准里尔铁路建设的委员会是这样想的。

第一列火车上载有官方要人，包括法国国王的两个儿子，内穆尔公爵和蒙庞希埃公爵（Ducs de Nemours and Montpensier），陪同他们的是法国和比利时的部长、警察局局长和各位名流，其中有作家大仲马（Alexander Dumas）、维克多·雨果和泰奥菲尔·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以及画家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这个先遣队以闻所未闻的30公里时速从巴黎出发，在炎热的下午到达里尔。游客们的头发被风吹乱，精美的衣服沾上了露天旅行的灰尘，他们在中世纪城墙外的一个临时车站下车，在那里迎接他们的是城里的头面人物、坎布雷（Cambrai）大主教* 和手举法国国旗与比利时国旗的骑兵仪仗队。军乐队奏完国歌后，政要们列队走过装饰华丽的街道，那里聚集了如此庞大的人群，以至于国民警卫队需要竭力维持秩序。到处都是小偷，饮料喝光后出现了混乱的场面，还有司法宫起火引发的警报。

罗斯柴尔德在未来的火车站所在地——当时车站正在中世纪的城墙内修建——一个巨大的帐篷里为2000人举行的盛大宴会拉开了庆典的帷幕。60名厨师和400名侍者奉上了丰盛的白酱水煮三文鱼、约克火腿配水果、焗鹌鹑、“摄政王”鹧鸪†、奶油炖豆子、奶酪、甜点和法国葡萄酒，然后是祝酒词：“为法国和比利时的统一干杯！”“为国际和平干杯！”罗斯柴尔德就铁路将欧洲各国联系在一起发表了衷心的讲话。

随着夜幕降临，在广场上举行了 “怪物音乐会”，埃克托尔·柏辽兹（Hector Berlioz）指挥来自当地驻军的400名乐队成员演奏了他的《凯旋与葬礼大交响曲》。组织者坚持要在管弦乐队中加入12门礼炮，准备在最后的“升天”和弦时开炮。但当那一刻到来时，炮没有响，因为点火器找不到了。尽管有两门炮被用雪茄点燃，使得引线在空气中嘶嘶作响，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原本就是这样设想的。

柏辽兹被委托创作一首名为《铁路之歌》的康塔塔，歌词出自作家儒勒·雅南（Jules Janin）之手，歌颂国际和平与兄弟情谊，那是铁路所激发的理想。这首康塔塔是为男高音独唱、管弦乐队和几个合唱团谱写的，广场音乐会结束后，在市政厅的宴会上表演了这首歌曲。“这首康塔塔以不同寻常的神韵和清新的声音被演唱，”柏辽兹向他的妹妹南希（Nanci）报告说，“但当我被内穆尔公爵和蒙庞希埃公爵叫去隔壁房间里谈话时，我的帽子和乐谱一起被偷了。”乐谱被找了回来，但帽子没有。

凌晨两点钟，狂欢者的队伍继续前往布鲁塞尔。在他们抵达的第一座比利时小城科特赖克（Kortrijk），全城的人都出现在车站，迎接来自法国的非凡列车。根特城（Ghent）则奉上鸣礼炮的阅兵式。在从梅赫伦（Mechelen）开始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前面的两列火车平行前进，在聚集人群的欢呼声中同时进入布鲁塞尔车站。站台上，法国王子们受到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和他的法国妻子、王子们的姐姐—奥尔良的路易丝（Louise of Orléans）的欢迎。大皇宫举行了宴会，比利时铁路公司也在刚刚运营的北站（Gare du Nord）举办了舞会。车站被改成了舞厅，铁轨上铺了木地板，玻璃屋顶悬挂着吊灯，并从荷兰运来成车厢的郁金香。《国民报》（Le National）的记者宣称：“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壮观的舞会。”

清晨，来自法国的游客开始返回巴黎。330公里的旅程只花了12个小时—是乘坐驿站马车通常所需时间的四分之一，后者是铁路出现之前最快的交通方式。

很快，到处都可以看到铁路穿越国界。欧洲文化的新时代开始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现在可以更容易地在大陆上往来。1847年，柏辽兹将经由巴黎到布鲁塞尔的线路前往俄国进行音乐会巡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铁路将被管弦乐队和合唱团、歌剧和戏剧团、艺术作品巡展和巡回朗读自己作品的作家所使用。国际市场将为绘画、书籍和乐谱的廉价大规模复制打开大门。国外旅行的现代纪元将会开始，使多得多的欧洲人能够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点，并在这些作品中发现他们自己的“欧洲性”，即他们与全欧洲其他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和理念，这些是高于和超越他们各自国籍的。

这种“欧洲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将是本书的主题。它试图解释在1900年左右，欧洲大陆各地如何开始阅读相同的书籍，复制相同的画作，在家里演奏或在音乐厅中聆听相同的音乐，以及在欧洲所有的主要剧院演出相同的歌剧。总而言之，欧洲的正典——组成了今天欧洲乃至有欧洲人定居的世界各地的高雅文化——是在铁路时代确立的。至少从文艺复兴开始就存在一种精英的世界文化。它建立在基督教、古典文化、哲学和知识之上，在整个欧洲的宫廷、学院和城邦中传播。但直到19世纪，一种相对完整的大众文化才得以在欧洲大陆各地发展起来。

《创造欧洲人》是一部国际史。它把欧洲视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民族国家或地理区域，就像大多数欧洲史所做的那样，它们主要关注文化在19世纪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构建计划中的角色，而非艺术作为将各民族统一起来的力量。我的目标是把欧洲作为一个跨越国界的文化传递、翻译和交流的空间，从中将诞生一种“欧洲文化”—一个艺术形式、理念和风格的综合体—它的出现将使得欧洲不同于更广大的世界。[7]就像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曾经说过的，文明中几乎所有的重大进步—19世纪欧洲文化的耀眼成就无疑是其中之一—都出现在国际主义最为盛行的时候，那时人员、思想和艺术创造可以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

在许多方面，这本书是对作为第一个文化全球化时代的19世纪的探索—因为那实际上就是欧洲艺术品市场在这个时代的创立所代表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反对这个过程——最明显的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害怕融入国际文化会影响本民族的独特文化和原创性——但没有人能阻止它。19世纪的重大技术和经济变革（大众传播和旅行的革命、平版印刷术和摄影的发明、自由市场体系的崛起）以不受任何民族国家政治控制的方式充当了“欧洲文化”形成背后的推动力——这种文化是一个覆盖整个大陆的思想和艺术作品的跨国流通空间。

本书的核心是19世纪新发展起来的艺术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其中既有关于艺术本身的，也有关于艺术经济学的内容（生产技术、商业管理、营销、宣传、社交网络和打击盗版的问题）。我将专注于与资本主义体系关系最密切的艺术形式，它们有的为了市场而被印刷复制（文学、音乐和绘画的主要利润来源），有的一旦失去国家补贴就会被作为商业经营（比如歌剧）。雕塑和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在本书中不那么重要。最终，是市场决定了欧洲的正典，决定了哪些作品将继续存在，哪些（数量更为庞大的）作品将会失传和被遗忘。

有三个人将是本书的中心：作家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与屠格涅夫保持长期亲密关系的歌手和作曲家保琳娜·维亚尔多（Pauline Viardot，1821—1910），以及她的丈夫路易·维亚尔多（Louis Viardot，1800—1883），此人今天已被遗忘，但在他那个时代是重要的艺术评论家、学者、剧院经理、共和派活动家和出版商、记者，还是把俄语和西班牙语文学作品译介到法语的译者（换句话说，他不是艺术家，但与艺术家所依赖的一切有关）。他们的传记是通过叙事编织而成的，将跟随他们前往欧洲各地（他们先后在法国、西班牙、俄国、德国和英国共同生活过，并在欧洲其他地方广泛旅行），描绘他们认识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是欧洲文化舞台上真正重要的人），并探索那些影响身为艺术家和艺术推动者的他们的问题。

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以不同的方式成为适应市场及其挑战的艺术人物。保琳娜来自一个巡演歌手的家庭，所以她的血液里流淌着商业冒险精神；但她非常善于利用新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女人，她在这个父权主义的时代显得异常独立。路易在他们婚后的最初岁月里担任她的经纪人。作为欧洲主要歌剧院之一的意大利剧院（Théâtre Italien）的主管，他很快就学会了如何在自由市场中运作，但他的商业敏锐性总是受到学术气质的影响。至于屠格涅夫，他出身俄国贵族阶层，这个阶层的子弟们被认为应该担任公职，靠庄园的收入生活。当屠格涅夫开始成为作家时，他并没有商业头脑。

通过他们的国际关系，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成了重要的文化中介，在欧洲各地推介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帮助这些人为自己的作品建立海外市场。光顾他们在巴黎、巴登和伦敦的沙龙的人们代表了欧洲艺术界、上流社会和政界的名流。

他们的世界属于一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消失的国际文化。屠格涅夫和维亚尔多夫妇四海为家，可以在欧洲土地上的任何地方生活，只要那里不损害他们的民主原则。他们在“欧洲文明”中找到了自己的家，以“欧洲人”的身份生活，但也没有失去自己的国籍。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名言——“在欧洲的任何地方，没有欧洲人会是完全的流亡者” ——可能就是为他们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