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凤云，哈尔滨人，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现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清代政治史、明清城市史等相关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清代三藩研究》《明清城市空间的文化探析》《北京与江户：17—18世纪的城市空间》《权力运行的轨迹：17—18世纪中国官僚的政治》等，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江晓成，湖北丹江口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清代政治史研究。张一弛，北京人，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清代政治史研究。

城市，充溢着现代性理念的投影，而建筑空间作为城市的基本构成，又是承载着厚重历史的物质实体。北京城市的传统与现代，在建筑空间的物质文化、历史记忆与现实中不断被唤醒、重构，塑造出了绵延的人文气息。城市营造、街道坊巷、商业市集、士人活动、宅邸设计与园林艺术，多样的城市空间提供了诸多场景，蕴含着繁复的文化符号与意义，为北京城市的人文气息赋予了复杂的内涵。这些情怀和记忆，藉由文字、图画或物质文化的形式，凝结在这座城市之中，为今日北京的城市气象积蕴了丰厚的人文传统。

序 前言 一、中国历史语境中的“人文”思想 二、北京古都的“人文史迹” 第一章 北京城营建中的“礼”：权力与秩序 一、方形城市的奠基：辽、金、元遵从“汉礼” 二、明朝四修北京城：突出了都城的权力意识 三、明筑清修：清朝“悉仍前明之旧，第略加修饰而已” 第二章 城市经纬：街区坊巷的形态 一、元大都的街道、坊巷与胡同 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的街道及其管理 三、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坊巷与社区 第三章 空间的伸展：商业文明对城市的形塑 一、布局：商业空间在都城的伸展过程 二、渗透：商业空间对北京社会的影响 三、共轭：商业空间与城市文化场所的结合 第四章 出入庙堂：文人官僚的京城生活 一、出入宫门 二、文人聚会 三、厂甸访书 四、访求古迹 五、郊坰野游 第五章 构屋与安居：风尚与习俗的规制 一、风水观念中的宅邸选择 二、屋宇之制与治宅风尚 三、经典住宅：老北京的四合院 第六章 园居：践行人与自然的交流 一、辽金元时期的私家园林遗址 二、明代京城的别墅与花园 三、清朝的京城名园 四、”园痴”与园林之胜 五、园林的人格化、立言与寄情 六、“归田”：与大自然的交流 参考文献 一、古籍史料 二、今人著作 后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所强调的“人之道”，首先是“礼”，“礼”始终处于核心的地位。 《礼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它不仅可以“教化天下”，且天地万物无不在“礼”所营造的秩序中。自先秦孔子的“齐之以礼”，到宋儒程颐的“天下成其礼俗”，阐述的都是同一认识。而我们对人文北京的阐述，也将从一个“礼”字开始，因为北京城的建造就是一个“礼”的思想在现实空间的复制。 北京，作为一个中国历史上的古都，经历了漫长的文明历程，早在十六国及北朝时期，相继有匈奴、鲜卑、羯等多个少数民族以此地为治所。五代时期，沙陀人又在此连续建立起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政权。在北方长期内乱中，它始终处于历史文明的旋涡中，将中华文化的多元因素卷入其中。明人刘侗、于奕正说：“（北京）地从石晋割后，不隶中土六百余年，而辽、金、元递都之，故奇迹异闻，事多三史。编中为表旧事，不尽删削，退夷进夏，深用怃然。”清人周家楣、缪荃孙在《顺天府志》中亦有相同的认识，曰“溯辽、金肇都，犹沿唐藩镇城。元、明以降，规体增廓”。至清代又有修补，所谓“明筑清修”即是也。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活跃在北京这块土地上的多个王朝中，除了明王朝为汉人建立外，其他王朝的统治者多为北方少数民族。而且，经宋、辽、金、元的政权对峙与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燕京的地位急剧上升，由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和都城变为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因此，通过对北京城建设过程中的历史文化的考察，我们将不难发现，历史上的动荡多变与边缘地位，造就了北京这一地域文化的包容性，特别是在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满族以及汉族等多个民族的文化元素之后，北京已成为南北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乃至开始接受外来文化的中心，凝聚了独特而厚重的历史文化。不过，有一点尚需指出，在北京城体现的多层次多内容的文化中，尽管各个民族的差异性依然存在，但同一性却是主流，即北京城体现的仍然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其人文内涵追逐的是儒家文化的根本精神。对于今日的北京城而言，尽管代表传统城市特征的城墙与护城河已经风光不在，而棋盘式的街道、纵横交错的胡同、青砖瓦的四合院、尽显自然风光的园林，以及茶馆、会馆、祠庙、钟鼓楼、牌楼、牌坊等，都依然展示着它们已经物化的人文内涵，依然诉说着绵延不尽的历史故事。而我们的叙述也将从儒家文化的“礼”展开。 一、方形城市的奠基：辽、金、元遵从“汉礼” 在中国古代社会，圆形的天与方形的地，构成人们最基本的形态观念，因此有了祭祀天的圆形天坛祈年殿，又有了祭地的方形地坛。而与地相关的，还有方形的井田、方形的房屋、方形的城池。可见这种方块形状的土地形态，就是人们最理想的居住空间，而形成此观念的源头则来自儒学的周礼。《周礼?考工记》有云：“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对照周礼中的的营国元素，这种方形城市的形态不仅常见于汉人建立的王朝，也同样为古代中国北边的少数民族王朝所接受并遵循着。 今天，我们讲到北京城建都的历史，通常总要从1153年金朝肇建中都说起，由此，北京城作为都城的时间便有了860余年的说法。但这对于对北京城有着重要贡献的契丹辽人来说，明显有失公允。事实上，辽人不仅先于女真人半个世纪就已经建都幽州（北京），而且其城建工程亦然成为金朝建都的蓝本。而在元、明、清三朝中，有关北京城建的叙事，也无不从辽朝开始。 在契丹辽人建都之前，北京曾以古城幽州闻名，而幽州自古就是一个军事要地。有记载曰：“幽州在渤、碣之间。”“其地负山带海，其民执干5戈，奋武卫，风气刚劲，自古为用武之地。” 早在汉代幽州就有州刺史派驻，唐朝时其依然为军事重镇，曾经是卢龙节度使的管辖区，有过昔日的辉煌。五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借助契丹人的军事力量建立起自己的割据政权，而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石敬瑭不惜以割地称臣为代价，将幽州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一同割给了契丹人。于是，辽朝拥有了幽州。据《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以及《析津志辑佚》等文献记载，会同元年（938年）冬月，辽主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又曰“燕京”，府曰幽都。这一年当是辽朝奠都幽州的开始，也是北京成为都城最早的年份记载。而后70余年，辽圣宗开泰元年（1012年），契丹人改幽州府为永安析津府，幽州城修建的历史也始于这一时期。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当始于辽朝，即从938年算起，或者可以说，北京作为都城至今已历经千余年。虽然，辽朝在幽州所建的南京城不过是辽国五个都城中的一个，但辽朝在幽州建城的奠基作用是不容忽视、更不容抹杀的。 在史籍的记载中，辽人虽为契丹族，注重保持着其固有的民族习俗，但却始终把黄帝、炎帝视为本民族的祖先，在文化上也追求并践行着“学唐比宋”的方针，尤其表现在以中原文化命名城市和规划城市上。其南京析津府就是依照汉俗儒风，“取古人以星土辨分野的办法，以为燕分野旅寅，为析木之津”。而且，在辽朝设置的五个京城中以南京析津府最大，其城址在今北京市西南。辽朝都城的遗址今天已不复存在，但辽的析津府是建在古城幽州的基址上的，在今北京城的西南。据《辽史》云，城中东北隅有燕角楼，此即今广宁门内之南北烟阁胡同。以地势言之，则辽城即唐城也。 兹采集清人的各种相关考证及记载，罗列如下：辽之故城即因唐藩镇城之旧，其地在今城西，偏及郊外地，今琉璃厂在正阳门外，而乾隆间得李内贞墓志，称其地为燕京东门外之海王村。又今黑窑厂在永定门内慈悲庵，而今存辽寿昌慈智大师石幢，亦称为东京。北盟汇编：郭药师袭辽，由固安渡卢水，夺迎春门，陈于悯忠寺前。是辽东门在悯忠寺之东，慈悲庵之西，界址规模，略可想见，若后人所谓萧太后城，即辽之故城，并非别有一城也。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谓：智泉寺，在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景福《重藏舍利记》曰：大燕城内地东南隅，有悯忠寺，门临康衢。而金人记土地庙，在北门内道旁路西。以此度之，则今外城之西南，乃金代内城之东北也。盖金代内城在今西南，元人别建北城，南城当时即毁。故元遗山诗注云：大安殿基改为卖酒楼，今则益不可问矣。然如宣武门外有所谓老墙根者，正在土地庙之北，或是金西城北面故基。而烂面胡同近金城东面，其西南二面则在城外。《呆斋集》所谓梁氏园，在京城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号为萧太后城者，即是也。余尝徘徊于天宁寺左近，以大路考之，则昔日街衢之迹，犹有可验。又广渠门内外土中，古砖累累。元瓷片随锸而出，琢为带板、画轴头等物，至今未已。且多琉璃瓦，疑是殿基也。乾隆中，琉璃厂窑内得辽李内贞墓志，知厂地在辽名海王村。按：海王村亦名海王庄，见《金史?后妃列传》，在城东三里。 观王秋涧《复隍谣》云：炀城咫尺不划去，适足囊奸养狐虺。又云：禁军指顾旧筑空，郊遂坦夷无壅隔。夫曰炀城，则其为海陵之城明矣。秋涧此作，在至元二十五年。其后大德八年，虞伯生《游长春宫记》犹云：燕京故城。又云：长春宫，压城西北隅。是足为辽城犹存之证。若金城则长春宫居其正北矣。又明徐中山令指挥叶国珍计度南城，南城至明初尚在，则是辽城未全毁之一证。 又明人记梁家园外有废城者，亦即此城也。故今宣武门外迤西，有地名老墙根，此亦即辽城之基之东北隅也。清人的多方考证，都旨在证明，辽朝的南京城是建在古幽州的基址上的。所谓萧太后城，即辽之故城。辽之故城即因唐藩镇城之旧，其地在正阳门外、城西的琉璃厂一带。另外，又有刘定之游梁园记曰：梁氏园，在今京师西南五六里，其外有旧城。旧城者，唐藩镇、辽、金别都之城也。